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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杨业这一建议，还是出于传统的夷夏之防与正统观念，没有必要把他现代化为爱国统一思想。他在北汉官至建雄军节度使。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灭北汉一战，杨业殊死守城，十分骁勇。刘继元已经投降了，他还举城苦战。宋太宗素知其威名，让刘继元派人去招降。杨业北面再拜，恸哭解甲，来见太宗。太宗一再抚慰，让他恢复原姓，名业，但宋人乃至辽人还有叫他杨继业的。
杨业归宋以后，太宗因他习知边事，洞晓敌情，让他知代州兼三交驻泊兵马部署，成为三交都部署潘美的部属。潘美在后周时就与宋太祖交谊颇厚，攻荆湖、讨南汉、灭南塘、征北汉，他都是统帅级的大将，他的女儿嫁给太宗之子赵恒（也就是后来的真宗），与太宗的关系非同寻常。杨业上任以来，深知代州的重要性在于雁门关，因而他加紧修筑了雁门、大石等十余座关寨，大大加强了防御力量。
太平兴国五年，辽西京节度使萧多啰与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重海率军十万侵犯雁门关，杨业率数百精骑，由小径绕至雁门北口，南向与潘美的大部队合击，大败辽军，杀萧多啰，俘李重海。七年，他与潘美再次在雁门关击破来犯的辽军，斩首三千，追击入辽境，破垒三十六，俘获老幼万人、牛马五万。
雁门之捷以后，辽军一见杨业的旗帜，就胆战心惊，率兵退去，杨无敌的威名远播辽朝。《续资治通鉴长编》记到这一情况后有一段话：“主将戍边者多嫉之，或潜上谤书，斥言其短。上皆不问，封其书付（杨）业。”主将当然就是潘美，其用意一方面表示对杨业的亲近和信任，另一方面也暗示杨业你的动静自有人汇报上来，这是统治者一贯使用的互相牵制的手段。
雍熙北伐中，潘杨分任西路军的正副统帅，攻克了寰、朔、应、云四州，宋方记载都把这一战绩归功于潘美名下。倒是《辽史》相关战将的传记都说“宋将杨继业陷山西城邑”，只有《辽史·圣宗纪》说“宋潘美陷云州”，可见西路军战功主要是杨业的贡献。
七月，当东路军溃败、中路军撤退以后，西路军担负起掩护四州居民迁入内地的重任。形势对宋军相当不利，辽将耶律斜轸率领十余万大军正在寻机聚歼宋军主力。杨业认为，辽军势盛，不可正面接战，可以出大石路（今山西应县西南），事先派人密告云、朔守将配合，将民众迁徙到石碣谷，我们再派强弩手千人扼守谷口，用骑兵在中路声援，就能完成预定的任务。
但监军王侁却指斥杨业怯懦，要他出雁门关正面迎敌。杨业告诉他这是必败之势，王侁讥刺他说：“君侯素号无敌，如今领精兵数万，却逗挠不前，不要是别有企图吧！”这时，主帅潘美在一旁不置可否，对王侁的主张表示默许。
杨业只得出战，悲愤的说：“此去必定不利。我杨业是太原降将，理应当死，天子不杀而授以兵柄。我这不是纵敌不击，而是希望立尺寸之功，报效国恩。现在诸位责怪我杨业避敌，我就应先战死在敌阵之前！”但他还打算败中求胜，临行请求潘美在陈家谷口两侧埋伏强弩步兵接应，以夹击敌军。
杨业出战以后，王侁派人登高瞭望，不见契丹队伍，误认为敌人败走，欲争战功，便领兵离开谷口，沿马邑川行进二十里，后听说杨业战败，干脆引兵撤退了。作为久经争战的主帅，潘美完全知道撤离防地的严重后果，却听之任之，不加阻拦，他确实有妒功嫉能、坐视其死的责任。
杨业引兵南出朔州三十里，耶律斜轸见杨业前来，佯败退兵至狼牙村，辽将萧挞凛率伏兵从四处杀来，宋军大溃。这时杨业麾下还有百余人，他说：“你们都有父母妻子，与我一起死不值得，可以突围还报天子。”众人感动得流泪，却没有一人肯离去。
杨业且战且退，从日中战至日暮，转战到陈家谷口，见空无一人，抚胸大哭。他身上已受伤数十处，仍率帐下勇士力战，手刃敌兵数百人，转入深林，被射中坐骑，坠马被俘。
耶律斜轸责问：“你与我国角胜三十余年，今日有何面目相见！”杨业叹息说：“主上期望我抗敌捍边，不料反为奸臣所迫，致使王师败绩，有何面目求活！”于是三日不食而死，首级被送往辽朝。他的儿子延玉也死于陈家谷之战中，将士无一生还。
杨业所说的“为奸臣所迫”，所指为谁是不言而喻的。他与部下全部壮烈战死的消息传来，北宋朝野无不为之愤叹。迫于舆论，太宗将王侁除名配金州，而潘美“降三官”，所降的只是检校太师等虚衔。实际上，潘美、王侁之所以有恃无恐的诬陷乃至迫害杨业，正是太宗“行不测之威福以固天位”的统治政策的必然产物。
然而，人民自有他们的好恶标准，杨业的威名和节操赢得了宋辽两国人民的崇敬。至迟在宋仁宗中期，辽朝在古北口为杨业建立了杨无敌庙。而关于杨家将的传说，仁宗时期也已经在民间流传开了。皇祐三年（1051年），欧阳修就说其“父子皆为名将，其智勇号称无敌。至今天下之士至于里儿野竖，皆能道之”。
杨业的儿子见诸史籍记载的有七人，戏曲小说中倒与此相符。七人之中，除延玉战死，其他六人依次为延朗、延浦、延训、延壤、延贵和延彬。《宋史·杨延昭传》说得明明白白，“延昭本名延朗”，这是真宗时为避所谓圣祖赵玄朗的讳。但后来的戏曲小说却误作两人，还以为延昭排行第四，延朗排行第六。尽管《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和《东都事略》都说契丹忌惮延朗，“目为杨六郎”，但据学者考证，他却不是杨业的第六子。因为在这些史书记载朝廷为杨业诸子加官时，都是延朗领头。按照当时赠官长幼有序的原则，又由于战死的延玉排行不清楚，不能排除延玉是长子的可能，但延朗不是杨业的长子就是次子。但为什么史书又称延朗为六郎呢？比较和情合理的说法认为，六郎是延朗在同一先祖的兄弟中的大排行，宋人以长称幼或平辈相称时，这一习惯颇为盛行，而契丹因屡为其败，便也以宋军盛传之称相呼，后人不察，遂以为他是杨业的第六子。
杨业诸子，就数延朗的事迹最为详细，《宋史》有他的传。杨业生前认为“此儿类我”，每次大仗都带在身边。雍熙北伐时，他担任先锋攻打朔州和应州，流矢中臂仍奋战不止。真宗咸平二年（999年），他任保州缘边都巡检使，驻兵遂城（今河北徐水西）。辽承天太后率大军南下猛攻，遂城危在旦夕。时当十月，北方已天寒地冻，他命令士兵汲水浇灌外侧城墙，一夜之间凝为冰城。契丹兵见滑溜溜的无法攻城，只得退兵。延朗乘机出击，截获许多武器。
澶渊之盟时，他向真宗建议，趁契丹去国千里、人马俱乏之际，部署驻军，扼其要道，不仅屯驻在澶渊的敌军可以歼灭，幽、易诸州也可袭取。被契丹骑兵吓破胆的真宗不同意这一建议，延朗就自己率兵“抵辽境，破古城”，斩获颇多。真宗听说，立即派人前往监视他的行动，不许他闯下乱子。他终于英雄无用武之地，死在高阳关副都部署的任上，享年五十七岁。
延朗的儿子杨文广，《宋史》也有传。小说戏曲里说文广是宗宝之子，在延朗与文广之间加了一代，与史无据，史书里也没有宗宝其人。文广曾任秦凤路副都总管，筑筚篥城，长期抗击过西夏。熙宁七年（1074年），辽朝遣使与宋争代州地界，文广献上了攻取幽燕的计划，但不久就去世了。在抗击契丹的问题上，他是继承祖、父遗志的。
至于戏曲小说中所说杨业之妻是佘太君，文广之母是穆桂英，都与史无据。佘太君最早见于元代杂剧，到清代方志和笔记里，才出现杨业娶折德扆之女，而佘太君是折太君音讹的说法。宋初武将中却有折德扆其人，但这些方志和笔记颇有倒果为因的作派，因为至少到目前为止，宋代史籍和碑刻还不能验证这一说法。
杨业父子的事迹虽然在仁宗以后已流传在里儿野竖之口，但通过文艺方式广为传播似在宋室南渡以后。对杨家将故事进行全面考证的余嘉锡推断：“今流俗之所传说，比起于南渡之后。时经丧败，民不聊生，恨金人之侵扰，痛国耻之不复，追惟靖康之祸，始于徽宗之约金攻辽，开门揖盗。因念当太宗之时，国家强盛，倘能重用杨无敌以取燕云，则女真蕞尔小夷，远隔塞外，何敢侵凌上国。由是讴歌思慕，播在人口，而令公六郎父子之名，遂盛传于民间。”
宋代市民文艺的兴起，也为杨家将传说的不胫而走提供了载体，在已知宋代话本中就有《杨令公》和《五郎为僧》等名目。宋元易代，又是中原国家输给了北方游牧国家，几乎是宋辽、宋金关系的翻版，于是杂剧扮演杨家将题材，也成为当时民族感情的一种寄托。不说已经亡佚的，现存元杂剧中，《谢金吾诈拆清风府》、《昊天塔孟良盗骨殖》和《八大王开诏救忠》都是演述杨家将故事的。《谢金吾》有一段唱词道：
他他他也则为俺赵社稷，
甘心儿撞倒在李陵碑，
便死也不将他名节毁。
他也曾斩将夺旗，耀武扬威，
普天下哪一个不识得他是杨无敌！
谁听了都会热血沸腾、胆气贲张的，不过撞到李陵碑只是艺术夸张，于史也是无据的。
细说宋朝16：太平兴国
中国皇帝的年号是大有讲究的，这里难以细说，但宋代许多年号，实际上可以看成是这个皇帝在这一时期的施政纲领。宋太宗即位当年，就迫不及待的把太祖开宝年号改为太平兴国，就有发表施政演说的味道。完成统一，收复燕云，是太平兴国的武功方面，可谓是成败参半，这里再说说其文治的内容。
先说科举取士。科举制度创始于隋唐，宋承唐制，但也有不少完善和改革。太宗在这一方面的重要举措，就是大开科举之门。他说是“欲博求俊乂”，“为政治之具”，也夹杂着迫不及待的培养“天子门生”的私心。
太平兴国二年（977年），是太宗即位以后的第一次开科，即所谓的龙飞榜，共取进士一百零九人，诸科二百零七人，特奏名一百九十一人。这一榜的进士受到特别的礼遇，据说是因为张齐贤的缘故。有记载说，太祖晚年去洛阳，洛阳人张齐贤献下北汉、富民等十策，太祖召见他，称赞他有四策不错，他坚持说十策都可行，太祖一怒之下命卫士将其拽出。回来后对其弟光义说：“我这次到西京，只得到一个张齐贤，留给你取他自辅吧。”而此时张齐贤虽中了龙飞榜，排名却在数十名以后，为了起用齐贤，太宗干脆大部分录用了。这个故事旨在说明太祖在生前就决定传位给太宗，即便不是子虚乌有，也很可能经过太宗的加工和改造。
太平兴国五年进士有龙虎榜之称，李沆、王旦、寇准和张咏都是这榜取中的，都是北宋前期第一流人才。这榜值得一提的是，现任官也有举进士赴殿试的，说明科举的市场价与含金量在攀升，好比现在做了处长还要拿博士一样。从太平兴国八年开始，及第进士赐宴琼林苑成为一种定制，这也是为了提高进士的身价和地位。
雍熙二年（985年）的礼部贡举有两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