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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土山，就像人身体不适才会长疣赘一样，哪里是什么祥瑞，明明就是灾变！如今太后女处阳位，主宰天下，故此上天特地示警，要太后修身养性，否则必遭天谴。一片歌功颂德声中突然冒出这样的不谐和音，太后不禁大怒，判他流放岭南，后为六道使所杀。俞文俊的生死在武后的执政生涯中不过是个小插曲，只是冯宝宝主演的香港版《武则天》中把他编排为武后的初恋情人，在此顺带提一下。此外，作为平民的俞文俊冒死上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民意，说明反对女主执政的呼声仍很强烈，局势仍然不容乐观，起码在武后看来很严重。她除了建立告密制度和启用酷吏以威慑天下之外，只有静待有利时机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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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文俊是个儒生，武后实在讨厌儒生，因为他们总是对女主天下心怀耿耿说三道四。原本武后对儒学没那么大意见，好歹也是社会主流思想，只要不对她的宏图伟业构成障碍。她也曾一度求助于儒学寻找她称帝的理由，武后亲自主持贡士殿试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召开的。唐代科举初立，一些规定跟其他朝代颇有不同，分为常举和制举两类。常举即考生自己带着身份证明到州县报名（“怀牒自列于州县”），州县考试合格后称为贡士，到京参加考试。制举则为天子下诏求贤，百官推举，被举荐者即被称为贡士，直接赴京应试。唐代的殿试，便是天子亲临殿廷主持制举考试了。载初元年（690年）2月14日，武后御洛城南门，亲策贡士于洛城殿，通鉴有云“贡士殿试自此始”，认为科举制中的殿试自此创立，这一说法被广泛接受，但细细推究，却大有商议之处。
唐代帝王亲自临试始于唐高宗显庆四年，高宗扳倒长孙无忌基团之后颇思励精图治，亲策举人九百人，最后钦点郭侍举等五人为甲等，令待诏弘文馆＇6＇，形式与后来的殿试相近，但没有持续下去，直至载初元年武后临试于洛城殿。在武后日后的执政生涯中，虽频繁地举行制举，但都由考官主持，亲试只有这一次纪录。之后的中宗、睿宗未见有亲自临试的记载，玄宗登基后，于开元九年亲试举人于含元殿，其后开元十年、十四年、十五年，二十六年；天宝元年，十年，十三年举行多次亲试，帝王亲临殿试的做法才持续进行下去，并逐步成为传统。由玄宗开始，凡是比较重要的制举，皇帝一般都是要亲自临试。穆宗有次不想亲试，朝臣们商议后决定取消当年的制科考试，奏章中所提的理由便是“伏以制科所设，本在亲临”云云，可见那时天子亲试制科早已制度化了。综上所述，殿试成为制度始于玄宗，首开殿试则始于高宗，人们之所以视载初元年武后亲试为殿前试人之始，当是那次盛会规模宏大，光芒太过耀眼，于是老实不客气地把她可怜的老公给比没了吧^_^
为了这次殿试，武后提前一年就下诏要文武百官五品以上的荐举贤才，特别注明人数不限多寡。及至载初元年2月14日，考试正式开始，由四方八面赶来应试的考生足有上万名之众，云集神都洛城殿，分八科参考，每科按照惯例策问二至三道。武后希望能从中选出一些为自己称帝掌政服务的人才，因此非常重视，亲自临考，所问均是她关心思考的时政问题。因考生上万，科目又多，考试持续了数日之久，可谓盛况空前。洛城殿位于洛阳宫城西南，东为集贤殿．西为丽景夹城，南望洛城南门．北眺饮羽殿，气势雄伟，庄严巍峨。遥想当日帝国精英齐集于斯，翰墨留芳，满纸云烟，太后御殿临风，亲发策问，衬着丽日青天，宫阙万千，那种锦天绣地，满目俊才的盛唐气象，势必让人永生难忘。
武后一面启用酷吏打击政敌，一面想方设法网罗人才，这正是她的政权能维持不倒的原因。她杀的人不少，提拔的贤才也同样多，不管是厌恶还是尊敬，她都有足够的理由独占你的爱恨。载初元年正值武周革命前夕，为女主天下寻求儒家义理上的支持便成了武后关心的首要问题。要在高祖、太宗、高宗以下的唐朝帝统中安放自己的位置，以母后身份称帝，历史上没有先例。于是，类似“未知何帝之法制可遵，何代之沿革可衷？”之类的句子＇7＇，频频出现在她求贤的诏令中。然而儒学和女政治家当真是天敌，太后的心思固然明明白白，但翻遍儒家典籍也找不出—条过硬的依据。武后一次次的策问，换来一次次的失望，最后倒是朝臣李恩文在《尚书·武成》篇中找到一句“垂拱天下治”的话，附会武后用过“垂拱”年号，以此作为受命的依据。这是明显的牵强附会了，“垂拱”的年号本来就是来自于《尚书》，不过武后仍然很高兴，特地昭示天下。但很快有人提醒，对她执政极端不利的那句“牝鸡司晨，惟家之索”同样出自《尚书》，实在不好拿来做样板大肆鼓吹。武后沮丧之余，终于对儒学彻底死心。虽然不至于霸道到因不能为其所用便把儒学批倒批臭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冷落不重视是免不了了。“太后重学士而轻儒士”，千百年来著史的饱学宿儒们一直对此心怀耿耿，其实她要重视才奇怪了，不是给自己找麻烦么？
因此，垂拱年间武后为自己登基大造舆论，准备重建上古时的明堂，理所当然地就把儒生的意见排除在外，只跟她的心腹北门学士商议。但她万万没有想到，磨快了斧子，擦亮了刀剑，第一个跳出来反对她的既非李唐宗室，也非皇唐旧臣，甚至不是那些老古板的名家大儒，反而是她最信任的北门学士之首，她夸赞过无数次且树立为群臣榜样的现任宰相刘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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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旧唐书*高宗本纪》
＇7＇ 永昌元年策贤良方正科问制举诏书
在武后由皇后到女帝的夺权过程中，北门学士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凡风云突变的关头总有他们的身影浮现，却多在武后称帝前夕被杀。他们的行为不为传统儒学史家所称颂，又因掌握机密太多而深为武后所忌，无论是武周革命还是李唐复兴都对他们的存在讳莫如深，历经千年岁月的风烟，这群被刻意遗忘的人物只剩下一个淡淡的影子而已，刘祎之的一生或许可以为我们勾勒出这些人的侧影吧。
作为北门学士之首，刘祎之有着武后宠儿的典型特征：温文尔雅、文辞灿烂。高宗武后时期正是唐文学蓬勃发展的时期，刘祎之少年时即以文采风流而闻名，与孟利贞、高智周、郭正一等齐名，时人号为刘、孟、高、郭。虽然儒学功底深厚，但刘祎之并非儒家眼中的三好学生，自有任性疏旷、喜好冒险的一面。他的姐姐曾在宫中担任女官，想必常跟刘祎之讲述一些宫闱秘闻吧，正在青春躁动期而又求知欲旺盛的刘祎之便对姐姐口中那些衣香鬓影纸醉金迷的贵妇人产生了强烈的好奇，这也可以理解，所谓“未必佳人皆绝色，断无才子不风流”嘛^_^ 时武后之母荣国夫人杨氏病重，刘祎之的姐姐受武后之命前去探望，胆大妄为的刘祎之便偷偷跟着姐姐混进去开眼界。如果他偷窥的对象是武后，或许还可以进一步演绎成一段魏无牙暗恋移花宫主式的凄艳传说，但刘祎之感兴趣的其实是老太太荣国夫人。《新唐书》说：“祎之因贺兰敏之私省之”，那段时间九十高龄的外祖母杨氏和二十出头的外孙贺兰敏之的私情正传得沸沸扬扬，估计刘祎之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想去瞻仰一下这位老当益壮的贵妇人吧。
不管动机如何，年轻的刘祎之为自己的轻率举动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被流放帯荩ń袼拇ㄊ∥鞑校蹦晡浜蟮某璩祭钜甯褪潜桓咦诹鞣潘涝谀抢锏模鞘只牧孤浜蟮牡厍＜杩嗟牧鞣派钅ロ铝肆醯t之，昔日飞扬浮躁的文人气质逐渐沉淀为沉稳内敛，然而内心深处的火焰从未熄灭，渴望出人头地的热情依然不死。数年后，他等到了机会，出众的文采引起了武后的注意，特地上表请高宗召还，拜为中书舍人，不久又蒙恩遇，被武后亲自检拔为北门学士之一，同时入选的还有元万顷，范履冰、周思茂等人。
这些人有着共同的特征，才思敏捷，属文工书，率性任侠，不拘小节。他们不太遵循温良恭俭让的儒家准则，对人对事常常表现出当仁不让、舍我其谁的豪情，对自己的才华深具自信，有时甚至到了自负的程度。强烈张扬的个性，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虽不符合谦恭礼让的传统儒家伦理，但他们身上所反映出的帝国正处于上升时期的蓬勃的生命力，自有一种别样的吸引。“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这样意气风发的少年精神，如同李白的诗，陈子昂的文，正是唐文化于百代之后仍让人追慕怀想的原因所在。然而这些人大多出身寒微，资历较浅，在传统的门阀制度下无法尽展其才，却为武后看中，命随侍左右，特许他们可由北门出入禁中，一手将他们推上了波谲云诡的政治舞台。时为上元年间，武后与太子弘之争正值白热化状态，因此这群突然出现在长安宫廷里的政坛新贵，一开始就被视为武后的私人内阁。
时朝中众位宰相一面倒地支持太子弘，武后颇觉被动，遂引入北门学士，明着为她编纂书籍，扩大影响，暗着参议朝政，分宰相之权。上元二年太子弘神秘死亡，武后又陷入与章怀太子贤争锋的战局。面对桀骜不驯的贤，武后以北门学士为她编纂的《孝子传》和《少阳正范》赐给太子贤，责其不孝。可见北门学士编书也具有一定政治目的，且直接介入了皇后与太子贤之间的政争。及至李贤被废，显继立为太子，此时刘祎之已拜为相王府司马，辅佐皇子旦，他和旦的师生之谊，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培养起来的。作为武后一手提拔起来的亲信，刘祎之对武后充满了感激和尊敬，人前人后都十分维护武后。说来武后于诸子之中也就和相王旦关系不错，固然是旦年纪较小，性格温顺，但应该也有刘祎之潜移默化的功劳吧！
正因为他身兼武后心腹和相王老师的双重身份，在武后密谋废中宗立睿宗的时候，刘祎之没有丝毫犹豫便站到了武后一边，和裴炎一起策划了漂亮的嗣圣宫变，把中宗赶下了台。在他看来，这完全是废昏立明利国利民的大好事，没有任何不妥。做老师的把心爱的弟子扶上皇位，刘祎之的喜悦心情是可以想见的，但他并没有想到，这将是他和武后决裂的开始，因为武后并没有遵守承诺把政权交给旦，反而把旦幽入深宫，自己临朝称制了！
本想给学生送份大礼，却害他从此失去自由朝不保夕，惊愕，自责，失望，有生第一次，刘祎之对敬若神明的女主人产生了不满。然而，刘祎之不是裴炎，他从来没有和武后平起平坐的资格，在武后面前他只是一个追随者而非同盟军，武后的决定没有他置疑的余地。或者是长期养成了顺从的习惯，或者是太过了解武后的性格明知说话也无用，刘祎之选择了沉默。他的驯服得到了武后的丰厚回报，顺利地升为宰相，在倔强难制的老臣裴炎和自己一手提拔的亲信之间，武后当然更为信任后者，凡军国大事，所有诏敕全出自刘祎之一人手笔，殊恩荣宠，当朝无人能比。据说，《全唐诗》所留下的武后四十余首应制诗，也大多出自刘祎之和他的北门学士同僚笔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