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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至此，说不得只有赶鸭子上架。新太子监国期间特选资深望重的老臣刘仁轨，中书令薛元超和侍中裴炎辅佐。刘仁轨年迈体弱，本人已受到裴炎等新贵的排挤，起不了多大作用。薛元超倒是兢兢业业，不敢有丝毫懈怠。然而新太子的表现，却让人深深失望，仍然像以前做小皇子时那么贪玩。薛元超不得不苦口婆心地不要涉险游猎，有时间多看书，“听政余闲，留情坟典”，每天给他布置的作业，请务必完成，“所读班史，请毕残功”。＇11＇ 跟几岁就通读《尚书》《论语》，23岁可以为《后汉书》作注的章怀太子贤相比，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史书上没有记载哲做太子期间和裴炎相处的情况，不过从哲登基后处处不给裴炎留面子看来，两人相处得并不好。英明的领袖可以让人心悦诚服地追随，没有才华但脾气柔顺听话的，也愿意给他建议或者干脆把他当傀儡。但像哲这样本人没本事脾气又臭的，也难怪裴炎这些人另有打算了。诸子之中，弘礼敬大臣惠及黎民，最受人爱戴，足可和武后分廷抗衡；贤才华绝世，文武双全，无奈形势比人强；而哲无论才华还是背景都不足以服人了，换太子如换走马灯，每更换一次太子，就是大批东宫官员的贬黜，谁还敢跟太子太过接近，把身家性命吊在一颗不牢靠的树上？
经过无数曲折，武后现在总算选定了一个不让她那么头疼的太子，自然心情舒畅。为了表示自己也不是什么凶神恶煞，武后大度地上表情求皇帝宽恕两位庶子上金和素节的罪（他们之前都以收受贿赂罪而遭贬），然后一个安置到沔州，一个安置到岳州，仍然不准他们进京面圣。有鉴于此前皇室血腥气太重，武后特地安排了两场婚事增添一点喜庆色彩。皇太子哲本有嫡妃赵氏，因得罪武后囚禁宫中，一不留神给饿死了。开耀元年，也就是哲册立为太子的第二年，武后为他再娶韦家新妇，就是日后著名的韦皇后。韦氏出身名门望族，京兆大姓，有道是“城南韦、杜，去天尺五”，但属于老牌贵族，政治上已无影响力，祖父、父亲都不过是典军、参军之类的小官，这样的背景最是符合武后的心意。新太子纳妃的同时，也正逢太平公主出阁下嫁薛绍，薛绍的母亲是太宗皇帝和长孙皇后的女儿城阳公主，两家是亲上加亲了。天后本来嫌薛绍的嫂子萧氏出身不是贵族，想逼薛绍的哥哥休妻，经人解释萧氏原来出生兰陵萧氏才算罢休。太子纳妃，公主出降，是李唐皇室近年少有的喜庆事，两场婚礼都办得十分铺张，火烛映天，香花铺地，极尽奢华之能事。然而“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热闹铺陈，难以掩饰李唐皇族人丁凋零、江河日下的事实。病弱的皇帝，庸碌的太子，雄心勃勃的皇后，无所适从的群臣，放在吐蕃崛起、突厥复国的大背景下，足以让任何有识之士忧心忡忡。始平县令李嗣真的看法可以说是当时较有代表性的：“皇帝病日侵，事皆决中宫，持权与人，收之不易。宗室虽众，居中制外，势且不敌。诸王殆为后所蹂践，吾见难作不久矣。”皇帝病情日益恶化，天下政事皆取决于中宫，持权与人，收之不易。李唐皇室虽人数众多，但都在外地。天下府兵，齐集关中，居中制外，势难匹敌。只怕诸王都难逃皇后的毒手吧，大难将至了。
一个小小的始平县令都可以看得这样透彻，身为大唐天子的李治又怎么可能没有丝毫察觉？他现在是真的有点着慌了，这才开始记起了自己的责任。贤做太子的时候，除了刚开始有让贤短期监国测试能力让他放了心，他便心安理得地自顾自养病去。整整五年时间，他没有给过贤多少监国掌政的机会。每年他都有离开长安或东都，外出数月方回，却从未让贤留守监国。或者这跟他那段时间健康状况较好有关，但却完全剥夺了贤应有的裁决国事和树立威望的机会。直到贤出事之后才又匆匆忙忙地任命太子监国，那又有什么用，天后羽翼已成，仅凭马坊里搜出的数百甲胄便结束了大唐太子的政治生命。对于哲他不愿重蹈覆辙，开耀元年即首度命太子监国，第二年他幸东都，便一直命哲留守京师处理朝政，长达一年多时间，直到大臣反映哲太不像话才把哲招赴东都。可是，哲又是一个糊不上墙的太子，大唐帝国后继无人，李治的焦急和担忧可想而知。
开耀二年正月，皇太子哲为高宗生下一个皇孙，高宗大喜过望，亲自为这个婴儿命名为重照，并在满月的那天，改元永淳，大赦天下。从婴儿的名字和年号来看，高宗是太渴望这个婴儿能够继承大业，维护李唐皇室的长治久安了。高宗这个时候又很敢想敢干了，不久就下令把皇孙重照立为皇太孙，而且想为这个刚刚满月的婴儿开府置官署。这是一个极不正常的举动，历史上从来没有皇太子健在就立皇太孙的先例，何况还只是刚满月的婴儿。臣下提醒他，高宗很不耐烦地说：“没有先例，就从我开始吧！”他是真的很希望自己死后，皇位可以平平安安地由哲传到皇太孙重照这里吧。可是高宗在世时都保不住太子的地位，又怎么可能指望自己死后，仅靠一个皇太孙的头衔就能阻止武后夺权呢？立皇太孙，不过只是由于子孙凋零而起的精神寄托和心理平衡罢了。
武后微笑，她不反对高宗去寻找一些微小的精神安慰，这个男人几乎给了她世间所有的一切，而她至少可以回报他一个礼物——希望，哪怕只是虚假的希望。
落寞的高宗重回朝堂，吩咐乐师奏响了他三十年不曾听过的《秦王破阵乐》。这首乐曲描写太宗百战而取天下的武功，在唐代向有国歌的地位，每逢国之重典例必演奏，然而高宗登基后却下令罢演，理由是乐曲中有描写征战和杀伐，音乐又太过高亢激越，高宗仁慈的心性和柔弱的身体都受不了。此刻重病垂危，病骨支离，却重新奏响了这首金戈铁马，有动山河之威的武曲。王业艰难，祖宗盛烈，自激越的乐曲中喷薄而出，与目下的惨淡境地构成了鲜明对比。
三十年的时光如流水般逝去，伴随着《秦王破阵乐》的乐声，他是否会重新审视自己的一生？少年时的叛逆，初遇时的心跳，铲除长孙时的踌躇满志，泰山封禅时的志满意得，征突厥，灭高丽，战吐蕃，弘的去世，贤的被废，曾经拥有最辽阔的版图，到现在的子孙凋零，后继无人……
如果一切可以重来，他是否还会为她的一颦一笑梦萦魂牵？他是否还会不顾一切地为她争取皇后之位？他以为她是只金丝雀，没料到却是一只海东青。他教会了她飞翔，却已经无法再掌控她的方向。
人生若只如初见……
《秦王破阵乐》纵然慷慨激昂，却终有曲终人散的时候。无论李治是心甘情愿还是追悔莫及，往昔的一切已无能改变。李唐皇族的荣光和权威，已经如滔滔逝水东流而去，没有谁能阻止，没有谁能挽回。
＇11＇薛元超：谏皇太子书
（未完待续）
两个儿子接连出事，给高宗的打击很大，哲的不成器，让他又气又急。伤心、难过、担忧、焦急，身体更是江河日下。开耀元年，高宗终于开始服丹。说来高宗对丹药的态度很有趣，一面口口声声“生死有命，人力难及”，一面不断地广征方士。丹药炼好之后，又迟迟疑疑，今天看看，明天摸摸，就是不敢吞下去。此番能下定决心，想来也是经过一番思想斗争。然而奇迹并没有出现，如果说丹药造成了什么效果，那就是让他病情恶化的程度呈加速度发展。
与此同时，突厥的复国运动也进入了高潮阶段。由于领导者均为原东、西突厥帝国的贵族甚或皇族，颇具号召力，他们不断地组织叛乱，想尽各种办法破坏唐帝国的马场，连年骚扰令得帝国北方马场累计损失马匹达18万之多。高宗时期仍然承接着太宗时代的军事制度，绝少在外长期驻军，往往平叛大军一走，对方又卷土重来。塞外鏖战方急，成就了一代名将裴行俭的声名，他曾三次出征突厥，均全胜而回，声望与日俱增。调露元年，裴行俭因计败十姓突厥和吐蕃联军收复安西四镇，被高宗特授以礼部尚书兼检校右卫大将军。当时的左卫大将军由哲挂名，所以裴行俭实际成为总管京师宿位部队和出征野战部队的军方最高领导人。次年他又受命任定襄道行军大总管，合兵30余万，大败突厥主力，擒其酋长，杀其可汗，令高宗大为叹服。开耀元年，裴行俭三征突厥，智勇兼备降伏突厥伪可汗阿史那伏念，完全平定了突厥余部，累计功劳和声望眼看就有入相的可能。
当时刘仁轨年迈，郝处俊罢相，裴行俭手握军权兼门生众多，已然成为武后的头号政敌，他如拜相将对武后夺权构成严重障碍。这个时候，裴炎出马，上表高宗，历陈此次大捷并非裴行俭的功劳：“阿史那伏念投降实际是由于裴行俭的部将程务挺、张虔勖率兵逼逐，加上漠北的回纥诸部配合南进，他是走投无路才投降的，并非裴行俭真的有那么大本事。”高宗因此取消了为裴行俭记大功的念头，且当初阿史那伏念投降的时候裴行俭曾许其不死，现在裴炎这么摇唇鼓舌地力称这些突厥首领根本不是真心归降，武后一旁添油加醋，高宗便把这54名投降的突厥贵族全部斩首，开了唐廷不杀降将的先例。阿史那伏念为原东 突厥帝国王室后裔，太宗所擒的颉利可汗之侄。唐廷的言而无信使突厥人大为不满，埋下了之后突厥贵族反唐的祸根。伏念败亡后余部在阿史那骨咄禄统帅下；征铁勒，犯唐境，声势逐渐壮大；于是设牙帐自立为可汗；重建突厥帝国，史称后突厥汗国，成为唐帝国的头号劲敌，这是后话了。世事如此，裴行俭心灰意冷，叹息道：“与部将争功，古今所耻。现在既然归功于自己的部下，我也不便多说什么，只是背信弃义地杀戮降将，以后恐怕不会有人投降朝廷了。”于是托病不出，这正中武后下怀，当然不会去劝他出山啦。裴行俭要一直执掌军权那简直不是一般的麻烦。后来突厥再度叛乱，高宗有意再启用裴行俭，但军队尚未调集完毕他便已去世了，享年64岁。而这次事件中作为既得利益者的两位部将程务挺和张虔勖，也因此投靠了裴炎，后分别执掌左右羽林军，为武后发动宫廷政变废中宗立下了汗马功劳。就这样，在裴炎的帮助下，武后顺利地度过了这次危机，顺便拔除了裴行俭这个难缠的“钉子户”，可谓意外之喜，一切正按她的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时来天地皆同力，第二年关中大旱，粮食匮乏，斗米涨到300文钱，但对武后来说却是个求之不得的好机会，她正想找个理由去洛阳。高宗的身体越来越差，看样子随时都会一病不起，曾经经历过太宗去世后政局变幻之苦的武后深知这时候必须好好经营，一个疏忽便会导致满盘皆输，她现在虽然顺风顺水，但还不能完全控制宰相集团，刘仁轨以其功劳和资历仍有一定影响力，她正渴望摆脱长安城旧势力的掣肘，到洛阳去大干一番。天从人愿，关中饥馑，她现在有大把理由劝李治东巡洛阳了。因洛阳的漕运之便，库存了大批从江淮运来的粮食，可以解决政府官员的吃饭问题，从隋代开始便有关中灾荒赴洛阳就食的传统。高宗虽已病入膏肓，但没有不答应的理由，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