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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查看人们经过的路线。结果，他真的两次捡到了金戒指。
金岳霖曾对研究生冯契说：“马克思的著作有种理论的美。”但金岳霖瞧不起苏联的教科书，特别对苏联的教科书批判形式逻辑很反感，他说：“形式逻辑怎么好反对？你反对形式逻辑的那些话，也要遵守形式逻辑。”
汝信回忆，50年代，传闻当时某位党的领导人对逻辑讨论发表看法，表示不赞成金岳霖的观点，金听到此传闻后，对汝信等人说，他十分崇敬那位领导人，但他仍然要坚持自己的观点，除非有能说服他的充分理由。大家听后，都为他捏了一把汗。
1952年，由于院系调整，金岳霖到北大哲学系担任系主任。金排课极其严格，对教授的要求极高，如“中国哲学史”课程便由冯友兰、张岱年、周辅成、任继愈等多名教授按照自己的研究成果分段讲授。一次，某教授要求在哲学系开课，金岳霖一口回绝：“谁讲什么课，就像确定菜单一样，先上哪一道，后上哪一道，早已安排就绪。你现在插进来，不是乱套了吗？”气得该教授大骂金学阀。
1974年，金岳霖告诉学生梁志学，他要写文章批判某种哲学错误，梁以为他要批孔，文章写出来后，梁一看，原来金岳霖是批判“左”派理论家摧残逻辑科学。梁怕金惹祸，委婉地告诉他国外对这个话题早有争论，之前《哲学译丛》曾登过两篇文章，并让他看看。两周后，金岳霖对梁说：“那两篇文章我看过了，看来现在还不是允许我讲出自己看法的时候。”
金岳霖回忆胡適时这样评价道：
“我认识的人不多，当中有些还是应该研究研究。胡適就是其中之一。我不大懂他。我想，他总是一个有很多中国历史知识的人，不然的话，他不可能在那时候的北大教‘中国哲学史’。
这位先生我确实不懂。我认识他很早的时候，有一天他来找我，具体的事忘了。我们谈到necessary时，他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必需的或必然的事要做。’我说：‘这才怪，有事实上的必然，有心理上的必然，有理论上的必然……’我确实认为他一定有毛病。他是搞哲学的呀！
还有一次，是在我写了那篇《论手术论》之后。谈到我的文章，他说他不懂抽象的东西。这也是怪事，他是哲学史教授哇！”
【治学】
赴美国留学之前，金岳霖曾就如何选择专业向其兄长征询。其兄建议他学簿计学。金岳霖到美国学习一段时间后，因实在缺乏兴趣，便改学政治学。他写信给兄长说：“簿计学，是雕虫小技。我堂堂七尺男儿，何必学这雕虫技艺。昔日项羽不学剑，就是因为剑乃一人敌，不能当万夫。”
金岳霖留学美国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后来他对逻辑学产生了兴趣。他回国时，正好清华原本教授逻辑学的赵元任准备去教音韵学，清华就聘请金代替赵继续讲授逻辑学，于是，金岳霖就边授课边学习。1931年，金岳霖再次到美国留学一年，师从哈佛大学的谢菲教授学习逻辑学。金岳霖告诉谢菲，他教过逻辑，可是没有学过，谢菲哈哈大笑。
在欧洲游学时，金岳霖和张奚若、秦丽莲在巴黎圣米歇尔大道散步，有几个人在大街上吵了起来，这三个人居然也掺和进去，和他们争论起来。这次争论过后，金岳霖对逻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阅读到新黑格尔主义哲学家T。H。格林的著作时，金岳霖第一次感到情感上的欣赏和认同，从此，他对逻辑学的热情一发而不可收。
在英国剑桥大学时，金岳霖师从罗素和穆尔两位哲学大师，读到了两部对他产生极大影响的哲学著作：罗素的《数学原理》和休谟的《人性论》。这两部著作使金岳霖对哲学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在欧洲游学期间，金岳霖几乎完全沉浸在西方哲学之中，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从洛克、休谟到康德，从布拉德雷到罗素、穆尔、维特根斯坦，他都进行了广泛而又深入的研究，并将他们的思想和理论融会贯通，开始构建自己的哲学、逻辑学体系，这为他以后写作《逻辑》、《论道》、《知识论》等著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26年，回国后的金岳霖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哲学论文《唯物哲学与科学》。他在文中说：“世界上似乎有很多的哲学动物，我自己也是一个，就是把他们放在监牢里做苦工，他们脑子里仍然是满脑子的哲学问题。”
金岳霖早年在清华任教时，每星期到校上课三天，他必须一早就从城里赶到清华园，这样一来，上午的时间便耽搁在路途中。所以他每周只有四个上午可以用于治学，他极为珍惜这四个上午的时间，规定在此期间不会客，不干其他事务，集中精力研读写作。他习惯先冥坐思考，有所得才笔之于纸。朋友们都知道他的这一习惯，所以决不在这四个上午去拜访，以免吃闭门羹。
金岳霖认为胡適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根据当时在美国流行的实验主义的哲学主张写出来的，“我们再看那本书的时候，难免一种奇怪的印象，有的时候简直觉得那本书的作者是一个研究中国思想的美国人；胡先生以不知不觉间流露出来的成见，是多数美国人的成见”。
1935年，金岳霖的《逻辑》一书出版。此书被中国逻辑学界认为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纯粹逻辑”。
在西南联大时，金岳霖同朱自清、陈岱孙、李继侗等教授住在昆明北门街71号唐继尧家花园戏台的大包厢里。几位同人把大包厢最清净的角落划出来安置金岳霖的小床和小书桌，供他写作，并尽量不去干扰。金岳霖的《论道》一书就是在此地写就。
金岳霖在《论道》中将“间”和“时”区别开来，金岳霖说，《论道》的重点是时流，“这表示在那几句话：‘能之即出即入谓之几’。‘能之会出会入谓之数’。‘几与数谓之时’。这就使我回到无极而太极的宇宙洪流上去了”。
有人问金岳霖，为什么书名叫“论道”，金回答：“道有中国味。”他写《论道》时，冯友兰也在写他的《新理学》。两人常互看稿子，也互相影响。冯说自己的书是“旧瓶装新酒”，金的是“新瓶装新酒”，冯认为金对他的影响在于逻辑分析方面，而他对金的影响比较小，如果有的话，则可能在于“发思古之幽情”。
《论道》出版后，令金岳霖耿耿于怀的是，并没有多少人提出意见，唯一提出意见的是林宰平。他颇为寂寥地对冯契说：“《论道》这本书出版后，如石沉大海，一点反应都没有，没有评论……也没有人骂。”
金岳霖曾做过一次演讲，内容是治哲学和文学都要碰到一个“说不得”的问题，说不得当然难以言传，但是还要用语言表达出来，那么这种传达是借助于人的什么能力和工具来做到的呢？演讲过后，金岳霖又写了一篇文章《名言世界与非名言世界》，更加详细深入地探讨了这个问题。冯契听完演讲的第二天，遇到了汤用彤，他向汤介绍了演讲的内容，汤听完后感慨道：“金先生的思想真深刻！”
清华哲学系常组织师生进行讨论和辩论，尤以逻辑组的辩论最为热烈。组内教师都是金岳霖的学生或者学生的学生，遇到问题常各执己见，争得面红耳赤。不论是老师还是学生，只要认为对方讲得不对，便进行反驳，今天驳不倒，下次准备好再来。
金岳霖的好友沈性仁（陶孟和的夫人）告诉其弟沈性元，金岳霖对他自己要求极为严格，常常费了不少功夫写了厚厚的一叠稿子，当发现其中有不满意处，他便把全部稿子毁弃，重新开始写，有疑义就再作废而不惜，绝不将自己不满意的东西示人。
金岳霖一生写了三部著作，他自评：“比较满意的是《论道》，花功夫最多的是《知识论》，写得最糟的是大学《逻辑》。”
《知识论》原本于抗战时期就已经完稿，全文六七十万字。当时金岳霖害怕稿子毁于日机的轰炸，便时常带着稿子跑警报。到了山边上，他就坐在稿子上。一次，日机轰炸的时间太长，等轰炸结束时，天已经黑了，他站起来就走，忘了拿稿子。等他记起急忙回去寻找时，稿子已经不见了。金岳霖只好重新撰写，到1948年12月，重新写就的《知识论》终于完稿。
金岳霖两次撰写《知识论》，耗时十余年，从完稿到正式出版又用了35年之久。新中国成立后，张岱年碰见金岳霖，问金的《知识论》可曾写好。金答曰：“已经写好了，我写了这本书，我可以死矣。”1983年，即金岳霖去世前一年，《知识论》终于得以由商务印书馆刊行，金在序中说：“《知识论》是一本多灾多难的书……是我花精力最多，时间最长的一本书，它今天能够正式出版，我非常非常之高兴。”
【授业】
金岳霖留学回国后，受清华的委托创办了清华哲学系，并担任系主任。当时的哲学系只有金岳霖一名教师，只招到沈有鼎一个学生，一师一生，号称一系，成为美谈。而后的三十多年中，金岳霖培养了许多哲学人才，桃李满天下。金的同事汪子嵩说：“一直到1952年，清华哲学系的学生都是金先生的学生，或是学生的学生。”
胡乔木回忆老师金岳霖讲课，他“年轻力壮，讲课生动，很有吸引力，他旁征博引，上下古今无所不谈，学生非常爱听”。
金岳霖上课，先问学生们有没有书（英文本），然后请大家看第一章第一页。看完后，他问：“看了这页，你们认为有什么问题没有？”全班五十几名学生鸦雀无声。金说：“大家是不是认为这一页的话都是对的呢？”还是没人应声。金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怎么不讲话？这本书的第一章开头的地方，用词这么多，大体的意思是说那是很明显的，人类的知识是从感性来的。他说是‘很明显的’，你们说是很明显的吗？你们想一想是不是？人类的知识是不是从感性来的呢？比如说2＋2＝4这是从感性来的吗？”他接着说：“我希望同学们注意，以后在看书的时候，特别是当作者说那是很明显的什么、什么等等，你要动脑筋想一想，是不是很明显，问题往往错在这里。”金岳霖的这一席话对乔冠华触动极大，乔说：“在某种意义上，是他教会了我对任何事物要好好地想一想，不要相信书上的话，也不要听旁人的话的道理。”
季羡林虽然在高中学过逻辑，但是金岳霖讲的逻辑跟他学的不同，所以考不好。后来他才知道，金岳霖讲的形式逻辑跟自己学过的不是一个体系。金岳霖有一次讲到“我吃饭”一句话，说重读“我”，就表示：“我”吃饭，不是“你”吃饭。重读“吃”，就表示：我“吃”饭，不是我“拉”饭。
学生钱耕森回忆，金岳霖备课极为认真，每堂课前都写好详细的讲授提纲，提纲用钢笔写在没有格子的白纸上。天冷的时候，金走进教室坐定，从大衣袖筒子里拿出提纲来。到期末考试时，他打破传统的当堂闭卷笔试的方式，出一些哲学范围内的考题，让学生们到图书馆去查询资料，做好了再交卷。
金岳霖讲授“知识论”课程，许多学生叫成“认识论”，为此，金上课时专门解释“知识”和“认识”的区别，他举了很多例子加以说明：“对于桌、椅、木、石等死的东西，哲学家可以通过分析，论证其不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