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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章太炎应孙中山之请去云南游说唐继尧参加护法军，被唐聘为秘书长，一时趾高气扬，命人做一竿大旗，上书：“大元帅府秘书长”。随军出发的时候，此旗高举，招摇在大军之中，十分抢眼，居然比唐继尧的帅旗还要高大许多。唐继尧的副官将此事告诉唐后，唐只是一笑了之，命令这位副官好好照料章太炎。
章太炎素恶伍廷芳。1922年，伍廷芳病逝，其子伍朝枢路过上海，特来拜谒章太炎。二人谈及伍廷芳的病状，伍说：“先父身体康健，只因总理蒙难，奔走湘粤，操劳过度，遂致病倒，十天之中，须发皆白……”章接口道：“伍子胥一夜须白过昭关，君家早有先例。”章此语是将伍廷芳比作春秋时狼狈逃难过昭关的伍子胥。伍朝枢闻言，只能尴尬一笑，又谈及伍廷芳火葬之事，说：“火葬如在欧美，极为寻常。惟在中国，尚属创见。”章哂笑道：“我国古已有之，武大郎就是火葬。”次日，章差人给伍朝枢送去一幅挽联：“一夜变须眉，难得东皋公定计；及时移骨殖，不用西门庆花钱。”
北洋政府期间屡任总长的王正廷（字儒堂）信耶稣教，章太炎写下一联以示讥讽：“正廷屡受伪廷命；儒堂本是教堂人。”
曹锟贿选总统时，章太炎放言大骂。曹对章颇为忌惮，派人甘词厚币至章宅求其封口。章不等来人说明曹意，抡起拐杖，照来人劈头盖脸就是一阵乱打。来人吓得抱头鼠窜。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出版后，特送一本给章太炎，上写“太炎先生指谬”，下署“胡适敬赠”，人名旁用标点符号标点。章看到自己名旁加了黑杠，不禁大骂：“何物胡适！竟在我名下胡抹乱画！”待看胡自己的名旁也有黑杠时，才消了气：“他的名旁也有一杠，就算互相抵消了罢！”
清华组建国学院时，本请胡适任主任，胡适推辞，并建议清华聘请王国维、梁启超和章太炎为国学院教授。在胡的努力下，王、梁二位先后应聘。但素与梁启超不睦的章太炎，不愿与王、梁二人同堂共事，见到清华的聘书后，当场将聘书摔在地上，并一脚踏上，以示拒绝之意。
章太炎在《章氏业书·原学》一文中主张“是故九流皆出王官”，胡适撰《诸子不出於王官论》对其进行批判。章太炎对胡适的评价很是不屑，轻蔑地笑道：“哲学，胡适之也配谈吗？康、梁多少有些‘根’，胡适之，他连‘根’都没有！”
上海曾有人选近世文人名家笔语，章太炎的文章自然位列其中。但章闻得此消息后，却大发牢骚，颇为不快。原来他是怪这选文者放着自己那么多好文章不选，尽选些“浅露”之作。接着，他又满腹怨气，指责选文者将自己的文章和黄遵宪、谭嗣同、康有为等人的文章并列，让这些人有机会“鱼目混珠”，降低了他的身价！
章太炎晚年，有人问及他对梁启超的看法，他毫不客气地道：“文求其人，则代不数人，人不数篇，大非易事，但求入史，斯可矣。若梁启超辈，有一字入史耶？”再问吴稚晖之文如何，章曰：“何足道哉！所谓苫块昏迷，语无伦次者尔！”
据陈存仁回忆，章太炎在楼外楼小酌，“蒋主席偕夫人由周象贤陪同登楼”，周对蒋说，那个写字的就是章太炎。蒋便过来和章打招呼：“太炎先生你好吗？”章回答：“很好很好。”蒋问他近况如何，章答：“靠一支笔骗饭吃。”蒋又说：“你有什么事可以随时关照象贤。”章答：“用不到，用不到。”蒋为表示尊敬，要用车送他回去，章坚持不肯，蒋无奈，便将自用的手杖送给他，章对手杖倒满意，收下了。“次日，杭州各报大登这件新闻，说章师‘杖国杖朝’，蒋主席对故旧极为关怀。”
章太炎本就常骂蒋介石假革命，后又因蒋介石不让他为孙中山撰写墓志铭而对蒋很是不满。1929年春，中山陵竣工，墓志铭本用由章太炎撰写的《祭孙公文》。章曾云：“论与中山先生交谊之密，互知之深，其墓志铭惟我能胜，亦只有我有资格写，我欲为中山先生筹备处干事，并撰写墓志”。然而，由于章太炎平素常斥责蒋，蒋心怀愤恨，便拒绝使用章太炎撰写的墓志铭。因此，中山陵建成之后，只有“天下为公”碑代替墓志铭置于碑亭中。对此，章太炎愤怒地说：“蒋以个人好恶，竟宁使革命元勋之陵墓缺少碑铭，可憾也。”
章太炎一生极为自负，临终时，其留下遗言曰：“朴学从此绝矣。”
【疯子】
章太炎一生“独立特行”，赚得名号无数：“近代民族主义伟人”、“国学界之泰斗”、“民国伟人”、“鼓吹革命之大文豪”、“革命家之巨子”、“新中国之卢骚（梭）”、“学术宗师”、“狂生”、“名士”、“异端”、“在野党领袖”、“学阀”、“反动分子”、“神经病”、“章疯子”。但伴随他一生最久的还是“神经病”和“章疯子”这两个大号！
章太炎患有癫痫病。1883年，十六岁的章太炎参加县试，癫痫病突然发作，没有考成。从此他放弃科举，广泛涉猎经史子集。冯自由亦记载：“太炎夙患羊痫疾，有一次自外返寓，甫入门即昏厥仆地，余为之延医诊治，一日而愈。”这可能也是他被称为“疯子”的原因之一。
庚子义和团事变后，张之洞在湖北办《正学报》，聘章太炎任该报主笔。《楚学报》第一期出版时，章太炎竟然写下洋洋六万言的《排满论》文成，呈该报总办梁鼎芬审阅。梁阅后惊呼：“反叛，反叛！杀头，杀头！”遂乘轿子疾驰总督衙门，报张之洞，并要捉拿章太炎，按律治罪。幸亏《正学报》助办王仁俊惜才，对张之洞说：“章太炎是个疯子，即日逐之出境可也。”但梁鼎芬并不就此放过他，命四个轿夫将章扑倒在地，用轿棍猛揍一气。后章太炎每与人争论，嬉笑怒骂时，对方说“叫梁鼎芬来”，章太炎微笑不语。
《苏报》案发后，江苏巡抚连夜捉拿章太炎等人，众人皆逃走，唯有章太炎不听劝告，坚持坐镇爱国学社，遂被捕。章太炎在狱中写信给已经逃走的邹容前来一同抗辩，邹不意让大哥一人担此责任，毅然主动入狱，与章共患难。章、邹对革命言行供认不讳。邹因体弱，瘐死狱中。三年后，章太炎出狱，他特地在宅壁高处挂了一幅邹容的遗像，前面摆了一张横板，上设香炉，每月初一、十五必沐手敬香一次。
1907年3月，章太炎作《邹容传》一书，其中多处谈到吴稚晖。他在书中称吴稚晖“献策”，卖友投敌以自保。吴逃到巴黎后，读《邹容传》勃然大怒，认为章是借纪念邹容为名，颠倒黑白，发泄对他的私怨。于是，吴写信给章太炎，要求章说明是谁说他出卖朋友的。章太炎立即复公开信一封，开头便称：“稚晖足下：吴眺、吴腓、吴敬恒，皆足下也！”章意为，不管你吴稚晖有多少名字，你在品性上一以贯之，仍然是那个为“仆”所鄙视的“足下”。吴看到这封公开信后，作书反诘，章于同年七月再答，方法与前略同，而“笔战愈来愈凶，终至夹着毒詈”，竟至于用到“善箝而口，勿令砥痈，善补而绔，勿令后穿”之类骂街语言。
章太炎并不介意被人称为“疯子”，他的学生许寿裳回忆，章太炎在日本时曾在留学生界及同盟会的欢迎席上发表了这样一段演讲：“……大凡非常可怪的议论，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也不敢说，说了以后，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神经病，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的神经病。……近来有人传说：某某也是有神经病，兄弟看来，不怕有神经病，只怕富贵利禄当面现前的时候，那神经病立刻好了，这才是要不得呢！”最后，章太炎大声疾呼道：“我要把我的神经病质，传染诸君，传染与四万万人！”
章太炎因与孙中山收取日本人的黑金与其发生争执后，黄兴曾在给孙中山的信中劝孙道：“弟与精卫等商量，亦不必与之计较，将来只在《民报》上登一彼为神经病之人，疯人呓语，自可不信。”
辛亥革命成功后，章太炎的一些建议得不到当局的采纳，于是，他便逢人开骂：原先革命阵营中的同志如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民国新贵唐绍仪、赵秉钧、梁士诒、段祺瑞等，保皇派的康有为、张謇、汤化龙、谭延辏У取窆跄甑谋ㄖ铰偶绿茁钊说奈恼拢洗士瘫。敛涣羟椤１徽侣畹亩嗔耍谌艘捕枷肮吡耍⒉焕砘幔皇且浴罢路枳印币恍α酥�
辛亥革命后，章太炎曾受孙中山之托前往湖北去见黎元洪。章一到湖北便受到了黎的热烈欢迎，这令章对黎好感倍增，逢人便说：“民国总统一席，非公莫属！”一时，章言人尽皆知。王揖唐听闻后，马上告知袁世凯，并说道：“章疯子的言论和他手中的那枝笔还是有号召力的，不能不加以笼络。”袁世凯也怕章手中的笔，马上召章太炎来京，并给他颁发勋章一枚。
鲁迅在回忆乃师章太炎的文章中说：“……其人既是疯子，议论当然是疯话，没有价值的人。但每有言论，也仍在他们的报章上登出来，不过题目特别，道：‘章疯子大发其疯’。有一回，他可是骂到他们的反对党头上去了。那怎么办呢？第二天报上登出来的时候，那题目是：‘章疯子居然不疯’！”
章太炎弟子王仲荦曾回忆说：“老师本是学者，而谈起学术来昏昏欲睡。老师本不擅政治，但一谈政治则眉飞色舞。”
1913年12月，新婚不久的章太炎北上找袁世凯算账，要“为中夏留一线光明”，“挽此危局”。对于章此行，鲁迅曾在回忆文章中写道：以大勋章为扇坠，大闹总统府。根据1914年1月14日的《申报》记载：章太炎手持团扇一柄，下系勋章，足踏破官靴，大嚷着要见总统，承宣官（传达）挡驾，则“疯言疯语，大闹不休”。另据官方记载，章太炎则不仅大骂袁世凯，还砸烂家具什物。袁世凯便以章有疯病为由，将章太炎软禁。
据传，袁世凯一度很想杀章太炎，但又怕民众不满，于是便自我解嘲说：“章太炎是疯子，我何必跟他计较？”
袁世凯死后，章太炎获释南下，云南名士赵藩（人称“病翁”）曾送给他七绝诗一首曰：
〖君是浙西章疯子，我乃滇南赵病翁。
君岂真疯我岂病？补天浴日此心同。〗
章太炎得诗后甚是得意，晚年常读与人听。
章太炎被袁世凯囚禁两年多，悲愤已极，常书“袁世凯”三字，以掌击之，也曾写“死耳”二字赠人。1915年，他写“明年祖龙死”五字，翌年，袁世凯果然暴毙，章始得自由。
章太炎对看不顺眼的政客和军棍，总是疾言厉色。曾有某省总督慕名前来拜访章，奉上重礼，但三句话不对谱，章太炎便以杖击地，怒骂此人是“北洋军阀的鹰犬”，并将茶杯狠狠地掷向此人。这位总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