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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民国大文人-第2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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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和羽太信子结婚后,留学官费不够用,鲁迅便回国,到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供养弟弟,支助弟媳一家(鲁迅多次支助信子的弟弟羽太重久,并负担其三次来中国的费用,还负担信子妹妹福子的学费)。鲁迅对一起回国的许寿裳说:“你回国很好,我也只好回国去,因为启孟将结婚,从此费用增多,我不能不去谋事,庶几有所资助。”

初入北大任教,对周作人无疑是个严峻的考验,周作人白天拟好讲义草稿,等晚上鲁迅下班回来帮他修正字句后,方用于第二天的讲课。

1917年,周作人病重,当时北京正流行猩红热,鲁迅整日愁眉不展,四处告贷,为周延医买药。周作人回忆,当他高烧不退时,鲁迅“也似乎有点儿张皇了,决定请德国医生来看,其时狄博尔是北京外国医生最有权威的人,虽然他的诊费不及意大利的儒拉大夫的贵,(但也)要十二块钱看一趟”。

当得知周作人只是出疹子,鲁迅便精神焕发地对许寿裳说:“启孟原来这么大了,竟还没有出过疹子……”当时他们住的绍兴会馆设施极为简陋,周作人病中,没有便器,小便只能用大玻璃瓶,大便则将骨牌凳翻过来,中间放上洋簸箕,簸箕里铺上厚粗草纸。每天周作人方便后,都是由鲁迅亲自倒到院子里的茅厕去。

1919年底,鲁迅全家搬入八道湾,房屋为鲁迅选购,并亲自设计修建。鲁迅选中此处,是看中八道湾空地宽大,适合弟弟的孩子们游玩。在鲁迅建造装修房屋之时,周作人却携妻赴日本探亲游玩。

1920年底,周作人患肋膜炎,鲁迅极为担忧,四处奔走,为弟弟筹集药费。因家中人多嘈杂,鲁迅将周送到西山碧云寺静养,他在这一天的日记里忧伤地写道:“清晨携二弟往西山碧云寺为二弟整理所租屋,午后回,经海甸停饮,大醉。”

【阋墙】

周氏兄弟反目,也许儿时便有预兆。鲁迅的母亲鲁瑞曾对许羡苏说:“龙师父给鲁迅取了个法名——长庚,原是星名,绍兴叫‘黄昏肖’。周作人叫启明,也是星名,叫‘五更肖’,两星永远不相见。”后来也有人引用《诗经·小雅》之句说:“东有启明,西有长庚”,“两星永不相见。”

1923年7月14日,鲁迅日记记载:“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17日,周作人的日记曾记载有关他与鲁迅矛盾的内容,但后来被他剪去了。19日,周作人将一封绝交信送给鲁迅,信中写道:“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这日,鲁迅日记记载:“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8月2日,鲁迅与朱安搬出八道湾。

次年6月11日,鲁迅回八道湾取东西,与周作人夫妇发生冲突,鲁迅日记记载:“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后取书、器而出。”

当时住在八道湾的川岛(章廷谦)回忆,当时周作人拿起一个尺把高的狮形铜香炉就要向鲁迅砸去,被他劝下。而周建人听母亲说,鲁迅则在西厢随手拿起一个陶瓦枕,向周作人掷去,周才退下。

关于失和的原因,鲁迅从未在文章中提及,周作人也一再表示“不辩解”,他在《知堂回想录》中说:“大凡要说明我的不错,势必先说对方的错。不然也总要举出些隐秘的事来作材料,这都是不容易说得好,或者不大想说的,那么即使辩解得有效,但是说了这些寒碜话,也就够好笑,岂不是前门驱虎而后门进了狼吗?”

周氏兄弟失和的原因,流传有许多说法,有人说鲁迅偷看羽太信子洗澡被发现。与鲁迅、周作人都有密切交往的川岛反驳说:“鲁迅后来和周作人吵架了。事情的起因可能是,周作人老婆造谣说鲁迅调戏她。周作人老婆对我还说过:鲁迅在他们的卧室窗下听窗。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为窗前种满了鲜花。……主要是经济问题。她(羽太信子)挥霍得不痛快。”

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说:“我以为,父亲与周作人在东京求学的那个年代,日本的习俗,一般家庭沐浴,男子女子进进出出,相互都不回避。……直到临近世纪末这风俗似乎还保持着……70年代,我去日本访问,有一回上厕所,看见里面有女工在打扫,她对男士进来小解并不回避。我反倒不好意思,找到一间有门的马桶去方便。据上所述,再联系当时周氏兄弟同住一院,相互出入对方的住处原是寻常事,在这种情况之下,偶有所见什么还值得大惊小怪吗?退一步说,若父亲存心要窥视,也毋需踏在花草杂陈的‘窗台外’吧?”

千家驹认为,羽太信子原本就是鲁迅的妻子,证据是鲁迅在1912年7月10日的日记记载:“午前赴东交民巷日本邮局寄东京羽太家信并日银十元。”千认为,这里的“羽太”即信子,鲁迅将给信子的信称为“家信”,可知他们是夫妻关系。还有人说,鲁迅的“迅”字与“信”字在南方是谐音,系指羽太信子。但大多数学者认为此种说法太过牵强。1912年5月,信子生下儿子周丰一,其弟重久送妹妹芳子来绍兴照顾信子。7月10日,鲁迅寄“羽太家信”,并不是寄给信子的,而是寄给日本的羽太家的。鲁迅日记中也有给信子写信的记载,写明是“与二弟妇信”,而非“羽太家信”。

日本人中岛长文根据周作人提到的“蔷薇色的梦”、鲁迅1924年6月11日日记中“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许寿裳说的“作人则心地胡涂,轻信妇人言,不加体察”、张凤举对郁达夫所言:信子“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川岛说“周作人老婆造谣时说鲁迅调戏她”,以及周作人的译著《某夫妇》、文章《抱犊谷通信》等细节,分析猜测:1923年7月14日,鲁迅与信子因信子花钱大手大脚之事发生争执,鲁迅要求分家,故当日鲁迅一个人吃晚饭。17日,周作人发现大哥不与他们一起吃饭,问信子何故,信子便告诉周,鲁迅调戏自己。周联想到鲁迅与朱安的关系,便轻信信子所言,于是给鲁迅去函,致使兄弟失和。

也有人认为,鲁迅、周作人兄弟失和的原因,一方面是长期一起生活造成的家庭矛盾;另一方面,大概与羽太信子的占有欲太强有关。鲁迅、周作人兄弟感情深厚,信子对此可能有所不满,信子希望丈夫只围绕自己打转,不希望丈夫与其兄长关系太过密切。这也可以从信子之妹芳子与周建人最后仳离之事中得到印证。

1964年,周作人在写给香港友人鲍耀明的信中说,赵聪的《五四文坛点滴》中“关于我与鲁迅的问题,亦与事实不远,因为我当初写字条给他,原是只请他不再进我们的院子里就是了。”赵聪的《五四文坛点滴》谈及周氏兄弟失和的文字,除了引证鲁迅日记外,仅有如下几句:“许寿裳说过,他们兄弟不和,坏在周作人那位日本太太身上,据说她很讨厌她这位大伯哥,不愿同他一道住。如此推断,周氏兄弟失和的原因是羽太信子不愿同鲁迅一道住。”

周建人认为两位兄长失和的原因是当家的羽太信子挥金如土。周家雇有许多仆佣,有绍兴家中的老仆人王照鹤、管家、烧饭司务、东洋车夫、打杂采购的男仆人七八人,还有打扫、洗衣、看孩子的女仆二三人,比祖父在前清做京官时请的佣工还要多。信子经常心血来潮,花样百出,有时饭做好了,却说想吃饺子,将一桌饭菜退回厨房,厨师赶紧另包饺子;被褥才用一两年,便不要了,赏给仆人,全部换新的。鲁迅不仅每月薪金交公,多年积蓄赔进去,有时还要四处借贷,穷得连夜间写文章吸香烟都没钱买。鲁迅到上海后,对周建人谈及八道湾时的生活,说:“我已经涓滴归公了,可是他们还不满足。”

周建人还提及,一次,周作人说要将岳父母接到中国来同住,鲁迅很不赞成,认为多年来寄钱供养他们,已经情至义尽,今后可以继续养老送终,他们还有别的子女在日本,就不必接到中国来了。

许广平回忆,鲁迅谈及八道湾时的生活说,羽太信子花钱大手大脚,什么都要买日本货,一有钱就到日本商店买上一大堆;周作人一家无论大病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诊治。钱花光了,便由鲁迅去借,有时鲁迅借了钱急忙回家,到门口看见日本医生的汽车,便感慨:“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带走的呢?”

许广平说,因为后来北洋政府欠薪,鲁迅工资不能上交,于是就变得讨厌起来了。鲁迅对他说,管家徐坤很会讨周作人夫妇的喜欢,连周买双布鞋,做件大衣,都是徐从外面叫人回来试样子。徐的家眷与八道湾比邻而居,徐常将食品从墙头送过去。鲁迅看见后告诉信子,信子狠狠责骂了徐,但并不是骂他偷东西,而是责怪徐“为什么给他(鲁迅)看见了”。而周作人则说:“辞退他对我日常生活的照料没人能代替得了,还是留着吧。”

日本人增田涉说:“他(鲁迅)常买糖果给周作人的小孩,周作人夫人不让他们接受而抛弃掉。他用充满感慨的话说:好像穷人买来的东西也是脏的,这时候使我想起他常说的‘寂寞’这个词来。”

俞芳在《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一文中提到,鲁老太太曾对人说:“我只记得:你们大先生(鲁迅)对二太太(信子)当家,是有意见的,因为她排场大,用钱没有计划,常常弄得家里入不敷出,要向别人去借,是不好的。”

俞芳还回忆,朱安曾“很气愤地”对人说:“她(信子)大声告诫她的孩子们,不要亲近我们,不要去找这两个‘孤老头’,不要吃他们的东西,让这两个‘孤老头’冷清死。”鲁迅也听到信子对孩子们呵斥道:“你们不要到大爹的房里去,让他冷清煞!”

1924年,鲁迅在一篇短文中署名宴之敖者,他曾对许广平解释过此署名的含义:“宴从宀(mián,深屋),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说文》作予予,从出从放);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来的。”在两地书中,鲁迅也将羽太信子成为“宴太”。

1925年,周作人翻译了罗马诗人喀都路斯的第一百首诗《伤逝》,中有“兄弟,只嘱咐你一声珍重”之句。不久,鲁迅发表同名小说《伤逝》,开篇便说:“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晚年,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写道:“《伤逝》不是普通恋爱小说,乃是假借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我也痛惜这种断绝,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人总只有人的力量。”

发表小说《伤逝》后两周,鲁迅又发表小说《弟兄》,此文完全是描写1917年周作人出疹子,自己惊慌失措、悉心照料之事。他在文中向弟弟表达了“鹡鸰在原”(鹡鸰亦作脊令,一种生活在水边的小鸟,当它困处高原时,就悲鸣向同伴求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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