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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丁玲在湖南文联演讲，说沈从文是反动作家，沈的学生王亚蓉很生气，要写文章反驳，沈说：“她那么大年龄了，又有病，随她去吧，她这些年也没少受罪。”直至辞世，沈从文都没有写文章为自己辩护。
王亚蓉回忆，范曾从中央美院毕业时，因为得罪了国画系主任叶浅予，毕业分配被发往边寨，他托人带信给沈从文，向沈求助。从不求人的沈为了范，找美院院长朱丹和叶浅予求情，未果，于是借总理周恩来指示服饰图录课题，将范曾调到身边，协助自己工作，范曾得以留在北京。
“文革”开始后，作为沈从文助手的范曾写大字报揭发沈。范说沈：“头上长脓包，烂透了。写黄色小说，开黄色舞会。”沈看后说了八个字：“十分痛苦，巨大震动。”
沈从文在《表态之一——一张大字报》中写道：“范曾揭发我对群众最有煽动性……说是丁玲、萧乾、黄苗子等，是我家中经常座上客，来即奏爵士音乐，俨然是一个小型裴多菲俱乐部。事实上……我家……客人十分稀少，除了三两家亲戚，根本就少和人往来。来的次数最多的大致便是范曾夫妇，向我借书主要也只有你夫妇。……即便如此，我还是对范曾同志十分感谢，因为他教育了我，懂事一点，什么是‘损人利己’，可说似乎是收获之一。”
大字报虽让沈从文对范曾不满，但直接导致二人失和的却是“文革”末期的一件事。1975年夏天，沈从文带着王亚蓉到历史博物馆，当时范曾正在画诸葛亮像，看见沈进来，他没有言声。沈从文告诉他，不要照课本上临摹，因为上面的纶巾不大对，让他研究一下纶巾的式样。不料，范却“背靠旧沙发，跷着二郎腿上下抖动着，夹着香烟的左手冲沈先生边点辍着边说”：“你不要在这指指点点，你那套行不通了！”一副桀骜不驯的样子。沈气得面红耳赤，手微微发抖。
黄能馥、陈娟娟夫妻的回忆略有不同，他们记得那是冬天，范曾画的是屈原像。沈从文在大雪中走了一个小时到黄家，气得眼睛红红的，一进门就讲了这件事情，说：“一辈子没讲过别人的坏话，我今天不讲，会憋死的。”吃晚饭的时候，沈还说：“好心带他，不认人。”
沈从文在写给汪曾祺的信中，则说范曾当时画的是商鞅，带着一把亮亮的刀，别在腰间上殿议事。沈善意地告诉他：“不成，秦代不会有这种刀，更不会用这种装扮上朝议政事。”范曾“恼羞成怒”：“你过时了，早没有发言权了，这事我负责！”
沈从文怒气难平，事后曾给范曾写过一封绝交信，历数范到博物馆及“文革”中的种种，但此信是否发出，不得而知。之后，沈又在给学生汪曾祺的信中提及此事，说范是现代的“中山狼”。
范曾晚年，忆及沈从文的知遇之恩，心存感激。他说，当年他写信托人带给沈，说自己希望到历史博物馆工作。沈收到信后，立即为他办理手续，偶遇阻遏，沈便表示，公家拿不出薪金，他愿本人给范发工资。沈与郭沫若有宿怨，但明知郭欣赏范，却并不因此而对范有任何埋怨。范曾晚年在自述中，说“文革”中给沈从文写大字报是出于无奈，每思及此，便觉内愧。
【情爱】
沈从文写道：“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沈从文的夫人张兆和是他在中国公学的学生，其父张吉友是苏州富商，拥有万顷良田，投资教育事业，与蔡元培等人交好，还因四个才貌双全的女儿而尽人皆知。其次女张允和与语言学家周有光喜结良缘，三女儿张兆和则与沈从文携手一生。
沈从文经徐志摩介绍，到中国公学任教，他万万没有想到，在那些目睹他第一次讲课出尽洋相的女学生中，有以后成为他夫人的张兆和。
当时，张兆和的身后有许多追求者，她把他们写来的情书编上号，保存起来。沈从文也开始加入追求张兆和的行列，他给张兆和写的信只有一句话：“我不知道为什么忽然爱上了你？”张没有复信，沈从文接连递来第二封、第三封信，据张允和说，如果从邮局寄，都要超重一倍。但张兆和原封不动退回。沈从文并不气馁，又寄来第四封。自第四封信，张允和再未听说张兆和退回了。
沈从文总是情不自禁去张兆和的宿舍，他不善表达，常常站在房间中央，不知说什么好。他想向对张表达爱恋，但话出口却成了问张的情况，到后来，见张喜欢什么，他就谈什么。张兆和请他坐下，他不坐，也不走。
张兆和最初对沈并无好感。梁实秋回忆，沈一次急得想要跳楼，他本就有流鼻血的毛病，几次受挫后，面孔愈发苍白了，但他依旧不停地给张写情书。
校园内关于沈从文要自杀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同学便劝张兆和去找校长，说如果沈从文自杀了，她就要负责。张很紧张，忙带着沈的情书去找胡適：“沈老师给我写这些信可不好！”胡笑笑说：“有什么不好！我和你爸爸都是安徽同乡，是不是让我跟你爸爸谈谈你们的事。”张红着脸说：“不要讲！”胡随即很郑重地说：“我知道沈从文非常顽固地爱你！”张脱口而出：“我很顽固地不爱他！”
此后，张兆和一直躲避着沈从文。一次，张兆和去新月书店买书，一进书店大门，看见一个酷似沈从文的人，以为沈在店里，吓得掉头就跑。其实，此人只是身形长相酷似沈的新月书店会计肖克木。
1932年夏天，张兆和大学毕业回到了苏州老家。沈从文带着巴金建议他买的礼物——一大包西方文学名著（沈从文当时卖了一本书的版权才买了这些礼品）敲响了张家的大门。张兆和不在家，二姐张允和接待了沈。弄堂很窄，张允和对站在太阳底下发愣的沈从文说：“你进来吧，有太阳。”沈听说张兆和不在家，说了声“我走吧”，回头就走了。
张兆和回来后，张允和骂三妹明知沈从文要来，却假装去图书馆用功，她让妹妹大大方方地把老师请到家里来，张兆和终于鼓起勇气，到旅馆去请沈从文。她在旅馆见到沈后，红着脸背着二姐教给她的话：“我有好多个小弟弟，很好玩，请到我家去。”沈很会讲故事，一下赢得了张兆和五个弟弟的心。
沈从文回到青岛后，给张兆和写信，请二姐张允和代他向张父提亲。他在信里写道：“如爸爸同意，就早点让我知道，让我这个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张兆和的父母立即答应了婚事，张允和去给沈从文发电报，拟的电报为：“山东青岛大学沈从文允”。张兆和怕沈从文不明白，又去了邮局，拟的电文为：“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兆。”结果报务员不收，要求张兆和改成文言文，张兆和解释半天，报务员才收下了，这大概是中国最早的一个白话文电报。自此，沈从文才结束了长达四年的追求过程，开始与张兆和恋爱。
1933年9月9日，沈从文与张兆和在北平中央公园宣布结婚，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张兆和穿了一件浅豆沙色普通旗袍，沈从文穿件蓝毛葛的夹袍，都是张家大姐张元和为他们准备的。婚礼的参加人是张家大姐张元和、小妹张充和、大弟张宗和、张兆和的三叔一家，以及沈从文的表弟黄村生、九妹岳萌。他们的新房中，唯一显出办喜事气氛的，就是梁思成、林徽因夫妇送的锦缎百子图的床单。
新婚不久，因母亲病危，沈从文回故乡凤凰探望。他在船舱里给远在北平的张兆和写信说：“我离开北平时还计划每天用半个日子写信，用半个日子写文章，谁知到了这小船上却只想为你写信，别的事全不能做。”
1938年，张兆和给沈从文的信中写道：“在这种家书抵万金的时代，我应是全北京城最富有的人了。”
沈从文对自己的婚姻非常满意，他说：“对于这件事，我却认为是意志和理性作成的。恰如我用笔写成的故事，内容虽近于传奇，但由我看来，都产生在一种计划中。”
黄永玉这样说张兆和：“婶婶像一位高明的司机，对付这么一部结构很特殊的机器，任何情况都能驾驶在正常的生活轨道上，真是神奇之至。两个人几乎是两个星球上来的人，他们却巧妙地走在一道来了。没有婶婶，很难想象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又要严格，又要容忍。她除了承担全家运行着的命运之外，还要温柔耐心引导这长年不驯的山民老艺术家走常人的道路。因为从文表叔从来坚信自己比任何平常人更平常，所以形成一个几十年无休无止的学术性的争论。婶婶很喜欢听我讲一些有趣的事和笑话，往往笑得直不起身。这里有一个秘密，作为从文表叔文章首席审查者，她经常为他改了许多错别字。婶婶一家姐妹的书法都是非常精彩的，但她谦虚到了腼腆的程度，面对着称赞往往像是身体十分不好受起来，使人简直不忍心再提起这件事。”
晚年，沈从文对金介甫说，他到现在都不懂怎么用标点符号，都是张兆和帮他修改的。
沈从文去世后，悲伤的张兆和对二姐张允和说：“过去在他五年的病中，我时时刻刻在他身边。他一时不见我就叫唤，我总飞快地回到他身边。”她说她有空了，一定要写沈从文的最后五年。
张兆和在《从文家书》后记中说：“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理解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选编他的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
2002年，沈从文百年诞辰纪念的前几日，李辉去看望张兆和。已经92岁高龄的张思维不再明晰，记忆也变得模糊，只能与人进行简单的对话。李指着一张沈从文的肖像问她：“认识吗？”张回答：“好像见过。”又说：“我肯定认识他。”
沈从文曾心仪过诗人高青子。沈与高大约在30年代中期认识，高是熊希龄的家庭教师。沈有事去熊在西山的别墅，主人不在，迎客的是高青子。这次见面，双方都对对方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一月后，他们又一次相见，高青子身着“绿地小黄花绸子夹衫，衣角袖口缘了一点紫”，这是模仿沈从文小说《第四》中女主人公的装束。高青子的做法打动了沈从文，他们开始交往。
高青子曾写过一篇小说《紫》，小说从八妹的角度，叙述哥哥与两个女子之间的感情纠葛。哥哥有未婚妻珊，但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遇到并爱上一个名字叫璇青，穿紫衣，有着“西班牙风”的美丽女子。男子在两个女子间徘徊，一个将订婚且相爱，另一个引为红颜知己。哥哥与璇青相互吸引，但又都知道他们无法逾越业已形成的局面。
研究者认为，小说是高青子写自己与沈从文：“璇青”这个名字，是沈从文常用的笔名“璇若”与高青子的拼合；八妹与她的哥哥让人想到沈从文与九妹；故事发生在上海、青岛、北京、天津等地，与沈的经历大体一致；小说中的璇青着紫衣，分明是沈、高第二次相见时所穿的衣服；书中提到一本以青岛为背景的小说，其中有一句“流星来去自有她的方向，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