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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九月九日，柳川调信跑来偷偷告诉黄慎，说秀吉昨天召见了加藤清正，加藤清正拍胸脯说“朝鲜人不送王子来也罢，我亲自去再抓两个来。”秀吉很高兴，让他二月渡海进攻朝鲜。
黄慎听了报信，吓得魂飞魄散，连忙告诉大明两位使节，却被沈惟敬好一通嘲弄，说他是杞人忧天。
又过了几天，使团又听到一个新消息：黑田长政在丰前，加藤清正在肥后，两员大将厉兵秣马，准备出征。这个时候沈惟敬仍旧强作镇定，安慰杨方亨说没事没事。
刚说完没事，事就来了……
秀吉派人给使团送来一封书信。信中秀吉把朝鲜人狠狠骂了一通，列数了三道罪状，声称一定要给他们个教训。
毫无疑问，这是一封宣战书。大明、朝鲜使团一听这个消息，知道这次出使是彻底失败了。他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趁着日本人还讲道理的时候赶紧离开。
小西行长还算讲义气，派柳川调信一路跟随，颇为照顾。十一月底十二月初，大明、朝鲜使团终于安全地返回了釜山港。小西行长命令宗义智好生招待，还备下不少礼物，图个买卖不成仁义在，没有多加为难，放归汉城。这时候，已经是万历二十五年的正月了，距离册封团成立之日的万历二十三年一月三十日，已经足足过去了两年……
人是回来了，可该怎么跟朝廷解释呢？
黄慎是个精明人，这一路上把原来没想通的事都打听的差不多了。他毫不客气，一五一十地把出使情况汇报给了朝鲜高层。虽然他因为出使失败而被贬官处罚，但这份报告却被保留下来，送到了北京。
而明使方面，则只有杨方亨先返回北京，副使沈惟敬却借口与日本和谈未完，暂时留在汉城——到了这时候，这位沈大官人，居然还在酝酿着这么蒙混过关！
沈惟敬知道杨方亨这个人是君子，沉稳有余而精明不足，说白了就是君子可欺之以方。他欺负杨方亨不懂日文，告诉他秀吉已经回心转意接受册封，您可以放心地告诉皇帝，咱们在九月二日在大阪城已经顺利册封了日本国王，教朝廷不必担心。
杨方亨一听急了，这是欺君之罪啊！再说了，按照规矩，册封完以后，秀吉应该要有一封谢表给万历，谢表哪儿弄去？
沈惟敬一拍胸脯：“我在这儿等着他们送过来，你先回去就是。”
杨方亨未必不明白沈惟敬在说瞎话，可他心里也明白，这次回北京如果说出实情，一顿板子是免不了的。人总是倾向于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话，于是杨方亨同意了沈惟敬的计划。
杨方亨先修书一封给北京，说金印、冕服什么的已经被日方接受，谢表稍后附上云云，然后留沈惟敬一个人在庆州，自己先回国了。
杨方亨不知道沈惟敬从头到尾没说过一句实话；他更不知道，沈惟敬曾经伪造过《关白降表》去欺骗朝廷。
连《关白降表》都敢伪造，再伪造一份《日本国王谢表》，算得了什么？
沈惟敬很快弄好了谢表，派人送归北京。自己却仍旧不肯回国，反而每天往返于釜山与宜宁之间。他打的旗号是与倭人联络沟通，其实是已经做好了流亡的准备。这事若是蒙混过去，还则罢了；若是蒙混不过去，他就拔腿投了日本人，当个正牌汉奸。
万历皇帝在北京先看到了杨方亨的报告，却没看到谢表，已经起了疑心；既而收到朝鲜方面的黄慎报告，更是疑窦大起。
恰好这时候沈惟敬伪造的谢表送到，诸臣一传阅，被一个小小的兵科给事中徐成楚看出了破绽。徐成楚指出，这谢表里又没有年月日，又没有丰臣秀吉的画押签注，粗制滥造，殊为可疑。万历看到言官的上书，叫来石星与杨方亨质问，两个人不明就里，只得辩解说日本粗鄙不堪尚未开化写的东西不符合中华体例云云。
又过了几天，万历中止了调查。
因为辽东军区传来了一个惊天的消息。在万历二十五的正月十四日，加藤清正带着两百条船气势汹汹地登陆机张，对朝鲜军控制的梁山一线发起了攻击。
战争，再度爆发！
日本人都打过来了，那么这份谢表的真伪也就不必研究了。
堂堂大明帝国几百个精英官僚，居然被几个宵小之辈欺骗了四年多！那些汗牛充栋的“封贡”大讨论，只是毫无意义的闹剧；册封使臣的行动，更是沦为一场笑话。自从土木堡之来，大明帝国还从来没如此颜面尽丧过。
是可忍，孰不可忍！
万历和诸多臣僚都怒极发狂，各路弹劾奏章如滔天巨浪朝着石星、杨方亨和沈惟敬扑来。其中骂的最具代表性的，是工部都水司郎中岳元声，他把矛头直指石星，总结出石星的三辱四耻五难七事：
哪三辱？祖承训在平壤全军覆没；李如松碧蹄馆丧师退兵；宋应昌密谋受和。
哪四耻？内藤如安到北京过阙不下马；石星卑辞厚赠；沈惟敬主盟赴约；李宗城夤夜逃走。
哪五难？石星偷偷派人给秀吉置办了一套蟒衣金币；沈惟敬带了三百匹马过海去讨好倭寇；杨方亨捏造军情；刘綎的驻朝部队被裁撤；诸龙光被杀，南兵被杀，凶手王保却继续高官厚爵。
哪七事？不用赘叙了，就是秀吉的秀七条。
这些罪状里有些是石星的责任，有些不是，不过谁也不会在乎这些细枝末节：你是兵部尚书，出了这么大娄子，不怪你怪谁？
石星面对汹汹的弹劾浪潮，想死的心都有，干脆自请亲自赶赴日本去阻止开战——这种话都说得出来，说明石星已经是方寸大乱了——万历皇帝理所当然地驳回了这个请求，因为马上会有一个大活动，他身为主角不能出席。
万历二十五年三月，万历皇帝命令刑部尚书萧大亨会聚九卿科道诸官，搞一个大会审，彻底查查是怎么回事。
这次会审大概是有明以来审得最认真最仔细的一次。刑部把这些年来所有的往来文书和都翻腾出来，一封一封地对质，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抠，一个人接一个人地提审。小西行长和沈惟敬的计划本来就是漏洞百出，经不起认真推敲，经过这么仔细地彻查，他们前后欺上瞒下的种种劣迹终于真相大白。
会审的结果是：杨方亨革职，永不叙用；石星推荐的辽东经略孙矿革职，回职听勘。
至于石星，他级别太高，萧大亨不敢自做主张，批了一个革职候旨，请皇上定夺。不过萧大亨有心替同僚说些好话，在上奏里认为石星只是轻听误国。可是到了首辅赵志皋那里，味道就变了。
石星的议和活动都是在赵志皋支持下搞起来的，如果要追究责任，赵志皋也脱不了干系。许多官员早就看不惯这个老东西，弹劾的时候不忘捎带着骂赵志皋一顿。
赵志皋为了自保，上疏说这些事我都不知道，全是石星一个人偷偷摸摸搞起来的。石星明知道赵志皋落井下石，可是他不敢随便攀咬。这是官场的潜规则，你自己把责任扛了，妻子家人还能有人罩着；你如果胡乱把别人扯下水，便是个一拍两散的局。
群臣对石星意见汹涌，首辅落井下石，而皇帝的态度更加坚决。
万历皇帝对石星的不满到了极点。办事不力，这是能力问题；撒谎撩屁，这就是人品问题了。皇帝不恨无能，不恨贪渎，最恨的是不忠。本来在开战之初，石星与万历配合的十分默契，第一次援朝时也办得尽心竭力，怎么你这浓眉大眼的，也叛变革命了呢？
恰好这时候南原战败的消息传到京城，朝野震动。于是万历痛恨交加，给石星罪加一等，说他“谄贼酿患，欺君误国。”直接下狱论死，家人发配到广西柳州卫所。那会儿广西还是遍地土司的蛮荒之所，移居过去对孤儿寡母来说是九死一生。
石星枯坐在京城的监狱里，自己四十余年的宦海生涯居然就这么结束。当年他在北京的旮旯里翻出沈惟敬的时候，可没想到这老东西会惹出如此之大的麻烦。石星是个读书人，不希望被押出去在众目睽睽之下被砍掉脑袋。他决定体面地结束自己的一生，开始绝食——他这次成功了。
数年前还风光不可一世的兵部尚书，就这么活活饿死在了监狱之中。
很多人对石星在战争前后大相径庭的表现而惊讶，一个力排众议坚决开战的抗日名臣，为何会沦落成一个一味屈意媚日的主和派呢？
他们既高估了石星，也低估了石星。石星对日开战不是出于高尚的民族觉悟，对日和谈也不是出于天生的汉奸贱骨头，他这一切所作所为看似矛盾，实际都是有一个动机一而贯之——好官我自为之。
石星年轻时候以直言而著名，经过嘉靖、隆庆、万历三朝的磨砺，棱角已被磨去，他变成大明朝众多碌碌官僚中的一员。这些官僚最显著的特点，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最好什么风险都不出，一直到告老乞归，衣锦还乡。
六大部委之中，要属兵部尚书最难做。兵部负责的是打仗，只要一打仗，就一定会存在风险。当初石星被委任为兵部尚书，打心眼里不愿意干，好几次请辞都没被批准。如何规避风险，成了石星在任上的主要课题。
初期石星对日力主开战，不是出自自己的判断，而是因为万历皇帝力主开战——紧跟皇帝的决策当然是最安全。当时的石星，其实没把日本当成多大的麻烦，不然也不会漫不经心地找一个市井无赖沈惟敬去负责和谈。在他的想象里，这不过是一次中等规模的军事行动，只消明军入朝打上几场胜仗，记下几笔功勋，就足够了。
可是日军的顽强远远超出了石星的预计。宋应昌、李如松在朝鲜战场表现不错，可每一场仗都打得危机四伏。作为兵部最高决策者，石星深知其中凶险，他不想冒着崩盘的危险继续打下去，胜了固然好，若是败了，他难辞其咎，风险太大。
惩于这种保守心态，和谈成了他必然的、也是必须的选择。所以他的一切矛盾行为——对宋应昌态度的变化，对南军态度的变化，对沈惟敬态度的变化等等——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同一个目的：风险规避。因此即使沈惟敬的谎言漏洞百出，石星也不愿意或不敢去多想，只得这么一条道儿陪着沈惟敬走到了黑……
石星不是个坏人，甚至不是无能之人，作为萧规曹随的守成之臣他表现得很出色。如果生逢盛世，石星也许可以安稳地做完兵部尚书，甚至进一步入阁。他落得这么一个结局，除了要归咎于性格上的弱点以外，大概也只能说是生不逢时吧。
现在石星死了，杨方亨、李宗诚等人受了惩处，孙矿、谢用梓、徐一贯等相关人员也各有处理。而这起“封贡”闹剧的始作俑者沈惟敬呢？
早在万历把石星革职的同时，他重新调整了人事布局，由萧大亨暂时代理兵部事务，兵部左侍郎郉玠接替孙矿担当经略一职，辽东布政使杨鎬担任经理朝鲜事务，与李如松起名的回族名将麻贵担任御倭总兵官，各地调集人马，准备二次援朝。
而邢玠走马上任的第一件工作，便是捉拿沈惟敬。
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沈惟敬一直呆在釜山附近，有点风吹草动，便能立刻逃入倭营中。一旦让他投靠了日本人，朝廷最后一点脸面可就挂不住了。当时明军在朝鲜兵力不多，只有驻守南原的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