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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薲躺在地上一抽一抽的，十分凄惨可怜。一起来的朝鲜大臣们，登时同仇敌忾，群情激昂。李如松见状，当下象征性地骂了张世爵几句，然后直接宣布散会，有关部队进退等事宜，择日再议。
柳成龙有些不太甘愿，不过转念一想，能把李提督逼到不再提退兵的事情，也算是一大胜利，于是几个人七手八脚扶起李薲，离开了明军驻地。
散会以后，李如松回到自己大帐，先后叫进来两个人。
先进来的是负责翻译的朝鲜通事。李如松对他说：“你回去转告柳大人，我真不是存心退兵。只不过是今年正月我流年不利，犯冲，得避一避太岁。你看，我从马上都摔下来好几回啦。等到下个月一到，我立刻就进攻。”还掏出一份详细的进攻计划，让通事带回去给朝鲜大臣们看，让他们放心。
这话倒也没错，李如松自从来朝鲜以后，先后从马上摔下来四回，都快摔成习惯了……
朝鲜通事离开以后，紧接着李如松又召来一个人，杨元。
杨元在碧蹄馆立了大功，自身实力损失也比较小。李如松吩咐他率一部分明军拔营先走。杨元心领神会，连夜开拔。
过了几天，朝鲜大臣们又来纠缠。李如松告诉他们，碧蹄馆一战后，连续一段时间伤病交加，明军的战马损失很大，对于辽东军人来说，战马如同兄弟一般，所以要搞个祭祀活动。柳成龙他们自然满口答应，只要李如松不走，干什么都行。
李如松把手底下一大半部队都带离坡州营地，找了一片开阔地，装模作样地设下祭台，焚香吊唁。忽然李如松抬起头来看看天，派人跟柳成龙说：“哎呀，天有点阴呐，可能要下雨了。坡州这鬼地方地势低洼，又没房子，恐怕会被淹没，住不得。”
柳成龙等闻讯大惊，再赶过去时已经晚了。明军早已收拾好了营帐，朝着开城退去。柳成龙等人一看木已成舟，无可奈何，只得一边通知朝鲜军民也后退，一边去追赶李如松。
二月五日，明军渡过临津江，抵达东坡驿。在这里，李如松留下了査大受、毋承宣两千明军，自己大摇大摆进了开城。他在开城盘桓了半个多月，又留下王必迪等五千步兵，大军撤回了平壤。
在这个时候，杨元已经远远地跑去了大后方。他肩负着李如松的使命，给后方的朝鲜国王以及经略宋应昌解释退兵原因，告诉他们前方具体情形。其实最主要的，是李如松要和宋应昌达成此后步调一致的战略部署，对朝鲜人，他才不在乎呢。
朝鲜国王李昖在二月八日见到了杨元。后者侃侃而谈为何退兵，譬如粮草不继，汉城日军兵力远多于明军等等，把李昖说了个头晕脑涨，因为所有的问题他都解决不掉。但即使这样，李昖还是担心害怕宋应昌被杨元说服，到时候可就真的大势已去。总之，不管怎么都不能让明军退回来。为了防止这种事情发生，李昖在杨元抵达义州的当天，先派了尹根寿去找宋应昌理论。
尹根寿日夜兼程，总算在二月十日先于杨元抵达凤凰城，见到了宋应昌。宋应昌给尹根寿吃了粒定心丸，承诺说平壤是明军的底线，不会再继续后撤了。他还告诉尹根寿，后续援军已经在路上了，带了大量火器，大约在二月底就能全部就位。反攻大计，就在眼前！
得了宋应昌的承诺，朝鲜君臣松了一口气，反过来对李如松更加不满。在他们眼里，李如松的名将形象完全坍塌。碧蹄馆之败，把这位提督的胆量全都打没了，像是一条惶惶不可终日的丧家之犬，整天只想着撤退、撤退和撤退。
于是李如松的平壤大功，也变得可疑起来。朝鲜朝廷里纷纷传言，说李提督攻城全靠南军，抢功全是北军。甚至有人有鼻子有眼地分析，说李如松这个人一贯只会以众凌寡，打一场胜仗便见好就收，毫无进取之心。
就连李如松找朝鲜国王要马，也成了一条罪过。
在平壤之战中，李如松率先冲入城内，坐骑被日军铁炮击中毙命，之后换了匹马继续冲锋，结果却栽进了沟里。战后他向朝鲜方面提出，希望能帮他找一匹好马。朝鲜朝廷当时正陷入狂喜，二话没说，连滚带爬地挑选了一匹黑骏马送去平壤——不过后来的碧蹄馆，李如松又连摔两跤，这样看来，他换上的那匹朝鲜马也很有点不济。
现在李如松形象破灭，这件事也成了一个罪证。有人告诉李昖，说李提督很喜欢那匹马，李昖酸溜溜地回答：“我看这个李如松，人倒是很有气魄，用兵比起古人来可差远了。才打下平壤，就急忙讨要马匹，至于么？李如松自称他的坐骑中弹丸而死，就他那胆小如鼠的德性，我看纯属扯淡。”——他倒忘了当初是谁一力主张给敬爱的李大提督立生祠了。
那么，李如松真的是吓破了胆子，不敢再与日本人交锋么？
在考察李如松撤退的理由之前，让我们先来看看朝鲜人认为该继续进攻的理由。
柳成龙在《惩毖录》里记录，当李如松要从临津江撤退回开城时，他拦在马前，义正辞严地提出了五条不可撤退的理由：
一，朝鲜王室陵寝尚在倭寇手里，必须要夺回；二，沦陷区的人民都等着王师光复，贸然撤退，会让他们失望；三，朝鲜国土一寸都不容舍弃；四，朝鲜军队要依靠明军，明军一撤，朝军恐怕会有哗变离散的危险；五，明军后撤，日军便会追尾进攻，到时候连开城、平壤也未必守得住。
这五条理由看似冠冕堂皇，仔细一琢磨，便会发现都是些混账话，除了洒狗血、唱高调就是推卸责任，没有一条实实在在的理由。
柳成龙是一代名臣，最注重实务，怎么会写出如此空泛的废话来呢？
原因只有一个。
那就是他自己实在是想不出什么正经理由，只好说些政治正确的大空话。因为他心里很清楚，此时此刻的明军，别说根本不具备保持攻势的客观条件，甚至连能否守住坡州和开城都严重成问题。
实际上李如松退兵的原因很简单，一共三条，都和碧蹄馆之战无关，但和朝鲜君臣却密切相关。兵力对比这条我们已懒得说了，现在驻扎汉城的日军，光是和李如松交过手的就有五万多，远胜明军三万多的总兵力。
这三个原因就是明军的战马、明军的粮草、平壤的安全。
柳成龙在《惩毖录》里，前一页刚痛斥了李如松的逃跑主义行径；后一页忽然又说“是时大雨连日，且贼烧道旁诸山，皆几秃无蒿草，重以马疫，数日间倒殒者殆将万匹。”在《宣祖实录》二十六年二月五日条里，数字写的更清楚：“时天兵远来疲弊，又有马疾，战马死者至一万两千余匹。”
这个触目惊心的真相，也在杨元向李昖汇报的记录里得到印证：“军中无一束草，战马倒毙者，日以八九千数。”甚至当退过临津江以后，这种窘迫情境仍未得到缓解。据李恒福去前线巡察完的报告，“大军到临津，不食二日，马死者不知其数云矣。”李如松自己提供的数字，是“军马三万，死者强半”。
此时在朝鲜境内的四万明军里，骑兵编制约为两万五千名，现在因为马瘟和缺乏草料的关系，战马连病带饿，几天时间就减少了一大半，这实际上等若剥夺了辽东军绝大部分战斗力。事实上，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明军战马仍旧持续死亡。
对于明军来说，失去了马匹，就等于失去了机动力和战斗力。尤其是对李如松等辽东军出身的人来说，没了战马差不多就是没了一切。
如果只是战马伤亡，尽量往好的方向想，是大不了骑兵当步兵用，虽然这是不现实的。可实际情况比这更惨——明军士兵的遭遇，比战马好不了多少。看看朝鲜人自己的记载，看看这些在平壤生死搏杀后又持续推进到临津江战线的明军，他们遭遇到了多么惨烈的不利景况——“不食二日”。这个责任，我毫不犹豫地说，完全在朝鲜方面。因为这是他们的国土，是他们的主场，他们有责任有义务也必须为远道而来的明军提供后勤和补给。
遗憾的是，朝鲜在日军登陆后，各地官员快速亡命，上演了一场生死时速版的大逃亡，导致各级行政机构彻底失效。以至现在压根就组织不起有效的行动。说白了，其政府机构就只有名目，基本没有行政能力，目前的国力根本无法给明军提供足够的后勤保障，哪怕仅仅只是四万明军。
之前明军打平壤的时候，后方运补线已是岌岌可危。现在战线往东又推进了数百里，补给状况更是雪上加霜。虽然宋应昌、袁黄等人玩命地从辽东运粮草过去，前后多达十三万石。可因为朝鲜方面无法组织起有效的运输力量，这些战略物资都被滞留在义州、中和、黄州之间，无论如何也跟不上明军主力的步伐。
在这种状况下，明军在李如松的指挥下，依然义无返顾地一路冲杀快速推进，光复了平壤，并把日军打回到了汉城，将战线稳固在临津江一线。
而大后方的柳成龙等人拼了命搜刮，士子、庶民都被征发去运粮，甚至把休静大师的僧兵都解散了，编入到民夫队中，还是不足敷用。若不是义军首领金千镒占领了江华岛，能够走海路解决一部分补给问题，恐怕前线的明军早就被饿死了。
在碧蹄馆结束之后的二月份，平壤的存粮一共只剩下三千多石，喂马用的黄豆只剩一千多石。开城更是一点粮食都没有，全仗后方运输。换句话说，从开城到临津江两岸防线的明军部队，只能靠每天后方运到的粮草来维持，明军至少曾被结结实实地饿了两天肚子。其实别说临津江了，当时朝鲜人的运输能力连平壤都保证不了，因此如果三万多明军真的进入汉城又没能完整地拿下龙山大仓的话，估计会饿死一大半。
曾经有朝鲜大臣为了投诉明军不作为，给李昖的报告里称开城存粮尚有四万多石。李昖拿着报告直接扔了回去：“你编数字也编得靠谱儿点，别说天将，就连我都他妈不信！”
那么，前线明军的处境，究竟惨到了什么程度呢？
请注意，在这里我们没有说“窘迫”，也不说“糟糕”，而是使用了“惨”字。下面，我会尽可能地用客观平和的语调来叙述他们的景况。
吏曹判书李元翼曾经去平壤考察过，还没到平壤，他就在顺安附近看到横七竖八躺着许多送下来的明军伤病号，已经两天没吃过饭，奄奄一息。这些大明士兵为了朝鲜抛头颅洒热血，如今竟沦为饿孚，李元翼心中非常惶恐，说这番场景若让天将看到，岂不是要大大地责怪我们。之前我们说过，李如松知道这个情况后大怒，命人拿着他的旗牌去沿路敲打朝鲜官员，要他们优先保障明军伤员的吃饭问题，不然和他们没完，这才改善了明军伤员的处境。
保障不了明军伤员的吃饭问题，这是在平壤之前的情况，那么平壤又如何呢？李朝工曹正郞徐渻的描述，让我们知道那里更凄惨：我从七星门进入平壤城，但见各处驻屯的明军都饿的极瘦，虽然他们已经修养了十几天，但仍旧无法重上战场。许多人就这么倒下死去。因为缺乏吃食，明军不得不杀掉一部分战马来充饥，剩下的战马也都处于粮秣接济不上的窘境，因为平壤周边草木全被日军焚毁，所以明军不得不出城深入附近深山里去寻找野草喂马，所见极为凄恻。
过了平壤再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