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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看在我为平壤流血的份上，给我置一副柏木棺材。
尹斗寿一看，眼泪都快掉下来了，赶紧派人去定州染源山上去找上好柏木。所幸吴惟忠和骆尚志都是武林高手，体格健壮，修养了一阵总算是恢复，逃过了一劫，得以继续在朝鲜战场上奋战。
不光是他们两位，另外一位南军将领钱世桢，也同样蒙受委屈。
钱世桢的经历相当传奇，他是嘉靖甲子科的举人，觉得当笔杆子不够过瘾，毅然转了专业，在万历乙丑科居然又考中武举，不折不扣的文武双全，在大明朝里也算少见。他这个人一生嗜马，在朝鲜的民间传说里，曾说钱世桢到朝鲜以后，碰到一匹凶悍的野马，当地人说这匹马不光吃草，还吃肉，把附近山里的飞禽走兽吃了个遍，连老虎都没剩下。钱世桢带着铜锤钢索，跟这匹马斗了一天一夜，终于将其驯服。
这次论功行赏，钱世桢也一直在被李如松有意无意地打击。在平壤之战中，他一直冲杀在前，和家丁杨文奎、徐大胜、郭子明等人率先登城。南军登城之际，那些不可一世的辽东军。磨磨蹭蹭地还没靠近城墙。等进城以后，他敛军整训，那帮辽东军人却闹哄哄地四处抢掠战利品。
这就够窝心的了，可还有更气人的事。他在小西行长离城以后，带兵追过大同江，路遇一个白袍日本将领，三两下砍死，割下首级，带了战袍回去讨赏。李如松问他这人叫什么名字，钱世桢一愣，这我哪儿知道。李如松摇摇头，这功劳没法给你算啊。
种种不公平，终于惹起了另外一位南军将领的反弹，他的名字叫做王必迪。
王必迪也是戚继光旧部，跟吴惟忠、骆尚志等人是同僚，级别略低。吴、骆两人重伤以后，能为戚家军撑场面的也只有他了。
李如松在一月二十五日进入开城，分派将令。按照规矩，游击以下的都要跪着接受命令，可李如松抬头一看，发现王必迪一个人站在那里没动。李如松皱着眉问他怎么回事，王必迪平静地说道：“李如松你不智不仁不信，这仗没法打。”
李如松有点生气，你给我说清楚，我怎么不智不仁不信啦？王必迪回答：“初八的平壤之战，你一大早把士兵轰起来打仗，连早饭都来不及吃，让我们饿着肚子攻城。这是不仁；围城的时候，我听见李提督你喊了一声‘先登城的赏银三百两，或者授都指挥佥使的官职。’结果那么多人奋勇杀敌，登城入围。现在银子呢？官职呢？这是不信；现在您把主力搁在平壤，自己带着先锋前进，若是出了什么事，大军便会动摇退却。这是不智。”
听完这三条，周围将官脸都绿了。王必迪这三条，条条打脸，一个小小游击敢对提督这么讲话，看来是豁出去了。（《宣祖实录》二十六年二月二十日）
奇怪的是，李如松听完以后，没有勃然大怒，而是挥挥手让他退下。散会以后，李如松找来手下，吩咐拨一部分银子给平壤、开城的南军队伍，对王必迪没有作任何处罚。
等到李如松从碧蹄馆死里逃生退回开城以后，找到王必迪，没有怪他的乌鸦嘴，反而拍着他肩膀说：“我知道南兵劳苦功高，这几天实在是辛苦了。”着手安排南军退兵。王必迪表示不愿后退，李如松点头说理解，理解，亲笔给他写了一份将令，准许他想留就留，想走就走。
以李如松的傲气，对宋应昌都毫不客气，怎么对一个小小游击前倨后恭？
李如松不是天生恶人，也不是反派，他也有自己的苦衷。
李如松代表的，不是自己，而是一个利益集团。他虽然是这个集团的核心，说一不二，但如果他不为这个集团谋取利益，很快便会被抛弃。
李如柏、李如梅、杨元、张世爵、祖承训、查大受、李宁这些人和更多的辽东系中下层军官，已经形成了一个盘根错节的辽东小集团。李如松在作战的时候，必须要同时考虑国家利益和这个小集团的利益。为了小集团的利益，李如松必须要安排南兵先攻，北军掩后；为了小集团的利益，他必须尽量避免辽东军的兵员损伤，为此不惜把小西行长放走。
平壤头功这件事，实际上是辽东系将领联合施压的结果。李如松对南军的功劳心知肚明，也不是没考虑过犒赏他们。可只要他稍微露出一点口风，称赞南军那么几句，李如柏、张世爵几位北军中坚便拼命诋毁，把南军骂得一文不值。
李如松若是秉公处理，恐怕从此辽东将领便会离心离德，让这个小集团分崩离析。因此，李如松对此别无选择。
不过在李如松的内心，对抢功这个可耻行也不无愧疚的，这有损于他作为一个军人的骄傲。因此，他对王必迪的直言不讳表现出了异常的宽宏大量，并尽量给予其安抚，把自己对南军的亏欠，从别的途径弥补一下。
可惜的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李如松还未来得及对南军施展怀柔之术，南军背后的大佬们已经开始反击了。
这个世界，总是分成派系的。朝鲜有东人党，西人党；日本有文治派、武断派；而在大明的东征军里，南、北二军也早已泾渭分明，各自形成自己的基础力量与上层关系。辽东军靠得是李如松和李的家族势力，而南军依靠的，则是嘉善人袁黄和绍兴人宋应昌等浙籍朝廷大员。
一旦贴上了派系的标签，争端的性质便会发生转变，从唯对错论变成唯派系论，乃至、甚至是唯籍贯论。
李如松对南军玩出种种手段，是故意也罢，是不情愿也罢，总之对南军造成了不可逆转的伤害，势必会引起强烈的反弹。
最初的反弹，是些毛毛雨。
一月二十三日，朝鲜国王在返回平壤的路上，碰到了刚到朝鲜的宋应昌。宋应昌还带着朝鲜人民的老朋友黄应阳。几个人见面，相谈甚欢。
席间黄应阳说我当年推荐的浙兵表现如何？李昖说牛逼啊，可惜才了来三千多人，要是来一万，日本人就完蛋了。黄应阳嘿嘿一笑，一脸神秘地掏出一张纸。李昖问这是什么？黄应阳回答说：李提督生性残酷，爱杀戮，这一路打下去，搞不好会屠杀平民。我这次带了许多免死帖，沿路散发，可以让老百姓免于死在辽东军屠刀之下。
黄应阳也属南军派系，是最早向朝鲜君臣介绍南军的人。他的话，朝鲜人信服得很，于是李如松在朝鲜人心目中，悄然变成了一头嗜杀的暴虐分子。李昖特意派了许多人前往各地，分发免死帖，告诉附近的人绕着李如松的军队走。
讽刺的是，这份免死帖的落款，还是宋应昌和李如松的联合签名。
这有点太埋汰人了，辽东军的军纪是不怎么样，但也不至于像防日本人一样防他们。
这还只是小手段，然后，厉害的反弹来了。
总参谋长袁黄在战后抵达平壤，偷偷告诉骆尚志等人：“你们的委屈，朝廷都知道。我给上头写的奏表里，你们的功劳一个都缺不了，稍安毋躁。”
过不多时，明、朝联军里开始流传起一则流言，说辽东军人喜欢滥杀朝鲜人冒充倭寇首级，经常偷偷跟着落单的朝鲜平民，到了没人的地方，手起刀落，咔嚓一下砍断脖颈，再把头发剃了，回来领功——当时中、朝男子皆蓄发，只有日本人要把脑袋剃秃——这流言传得有鼻子有眼，甚至传到了朝鲜王室耳朵里。
这则流言相当狠辣。这一招，确实是辽东军常用的伎俩。他们在辽东与鞑子作战时，经常砍杀沿途百姓冒领军功，当地御史弹劾辽东将领，这一条罪名是从来不会少的。加上之前黄应阳在朝鲜造起来的舆论，这流言一经流传，立刻得到许多人的认同，纷纷帮忙转发。
等闹得差不多到火候了。袁黄站出来，找到李如松，问他“老爷何为如此事乎？”李如松一听就怒了，我什么时候干过这么猥琐的事！他揪着袁黄脖子吼道：“可恶老和尚，何处得闻此语！”
解释一下，袁黄是个居士，有事没事都拿着佛珠念叨几句，他最出名的不是袁黄这个名字，而是他法号了凡。
面对李如松的怒火，袁黄面色平静：“这是公论，外头都传遍了，还能有假？”他手里一扬，说我已经上报给宋侍郎了，到时候朝廷会派人来调查的。
这就是文官式的反击，阴柔无迹，转弯抹角，没有长枪大戈般的犀利，却于无声处陡出杀手。
无论袁黄还是宋应昌，在北京都有自己的同乡同窗，势力广大，不是李如松这等武夫可比。真想在官场上玩死李如松，手段可多着呢。
这个反击没吓着李如松，反倒把朝鲜君臣吓得不轻。李如松冤枉不冤枉他们不清楚，但他们知道，如果这件事捅到万历那里去，把李如松拽回去调查，明军势必要停止攻势，一来一去走马换将，怕不得三个多月。反攻大业，很可能就此失败。
朝鲜人没办法，赶紧派使节去为李大提督辩诬。辩诬这事，真成了朝鲜人的专业了……
那么滥杀这事到底是真是假呢？
《宣祖实录》里记载了这起冲突的结局，十分很耐人寻味：
“其后黄谢以闻之误。”意思是袁黄向李如松道歉，说我的消息来源有问题。看起来他承认自己是诬告了。
但紧接着这句，实录里又追了一句：“则北将亦口头谢罪云耳”辽东将领叩头谢罪，说明这事还真有，而且被人抓了一个正着。
也就是说。滥杀确有其事，但组织上认为属于个别现象，不能证明辽东军有组织地干过这些事情。最后的处理办法是：让袁黄道了个歉，把肇事军官抓出来申饬一番了事。
“滥杀朝人”事件以南北双方打了一个平手相互妥协告终。李如松向宋应昌证明，东征军说得算的始终还是姓李的；宋应昌也向李如松证明，你最好也别太嚣张，咱朝中有人，想整你也是有办法的。
南北之争一直持续了很久，后来李如松与袁黄交恶，上书弹劾袁黄十大罪状，这个诬告之事还成了其中一枚炮弹，可惜这万历朝最出色一文一武不能相容，不过这就是后话……现在暂且让我们把镜头再拉回到万历二十一年正月。
平壤的夺还，是一场极大的战略胜利。日军在整个北部朝鲜的势力，因为这场胜利摇摇欲坠。这让李昖和朝鲜大臣们喜出望外，在义州开始收拾东西准备摆驾回城。
可自从平壤被占领之后，粮食危机越发严重起来。战线的前移，让本来就脆弱的补给线更加雪上加霜。联军从日军撤退后的平壤城只搜出了三千石补给，根本撑不了几天。附近的村寨早已因为战乱而沦为废墟，更不指望有什么补充。朝鲜君臣凑到一起，每天都谈论粮草补给话题，说来说去都是唉声叹气，除了打催粮官的板子，再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
为了筹粮，他们甚至打算以黄海之上的江华岛为中转站，一南一北，北从义州，南自全罗道、忠清道运输粮食过来，再经江华岛运到陆上，直接输送到汉城前线。自从被李舜臣教训了几次以后，日本海军已经可以忽略不计，朝军的粮船应该很安全。
宋应昌也知道朝鲜的窘迫情境，他特意又从辽东追加了六万石运抵朝鲜。可粮草再多，运不走还是白扯。大明的下一步计划，是再增援四万人，包括两万南军，两万北军。如果在这之前不能解决补给问题，军队将不战自乱。
这个时候，乱象的迹象已经出现，许多明军伤员在转运的路上，吃不到饭，喝不到水，李如松急了眼，派人持他旗牌去沿路敲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