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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也许会说：“是的，难道敌人不是也同样忙于准备吗？”敌人当然也是如此，关于这点，我毫不怀疑。对于敌人的实力，以及敌人在它认为它的打击不会遭到加倍报复的情况下毫无顾忌地、毫不容情地使用这种实力的决心，我也绝不加以低估。我承认这一切。但是我也要说：正因为它的准备已经非常完备，所以他要继续挖掘的力量已经是非常有限的了。
这种说法证明是很欠考虑的。它主要假定我们和法国人都比在战争开始时期相对地要强大一些，但这种假定却是不合情理的。我在前面已经说明过，德国人现在已经进入了狂热地从事军火生产的第四年，而我们则处在初期阶段，就我们的成果和敌人相比，恐怕相当于它的第二年。不但如此，随着时光一个月一个月地消逝，到如今已有四年之久的德国陆军，逐渐变成了一个成熟而完善的武器了，而法国陆军先前在训练和团结方面所有的优点，却在不断地消失。首相没有表示预感到我们正处在重大事变的前夜，而在我看来，几乎可以断言陆地战争即将开始，总而言之，首相所谓的“希特勒错过时机”的说法，是一句不幸的话。
一切都悬而未决，我能提出的各种次要策略，都已获得采纳；但英法双方都没有采取过任何重要性质的行动。就我们现有的计划而言，它有赖于实行封锁，其办法是在北部挪威走廊敷设水雷，并在东南方阻断德国的石油供应。在德国前线的后方，则毫无动静，一片沉寂。哪知突然间，盟国这种消极的小规模的政策，竟被出乎意外的猛烈的风暴一扫而光。我们就要了解全面战争的真正涵义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1）风云紧急……第三十三章 海上的交锋
第三十三章 海上的交锋
1940年4月
查特菲尔德勋爵的引退——首相请我主持军事协调委员会——一个尴尬的安排——“威尔弗雷德”计划——奥斯陆——德国占领挪威——中立的悲剧——全部舰队在海上——“萤火虫”号——“声威”号和“沙恩霍斯特”号及“格奈森诺”号交战——本土舰队在卑尔根港外——英国潜艇的活动——沃泊顿—李的驱逐舰队在纳尔维克港——4月9日最高军事会议在伦敦开会——会议的结论——4月10日我给第一海务大臣的节略——英国人民的愤怒——4月11日议会中的辩论——“沃斯派特”号及其驱逐舰队消灭了纳尔维克港的德国驱逐舰——国王的来信。
在继续叙述以前，我应该先说明我的地位的变更，这事发生在1940年4月间。
查特菲尔德勋爵所担任的国防协调大臣这个职位，已经成了一个多余的累赘。3日，他坦率地提出辞职，张伯伦先生接受了他的辞呈。4日，唐宁街十号发表一个公告，说明这个职位不准备派人接任，但正在进行安排，准备由海军大臣以资历最久的军务大臣的身份，主持军事协调委员会。于是，我从4月8日到15日便担任了会议主席，每天开会一次，有时甚至两次。这样，我担负了额外的责任，却没有进行有效指挥的权力。其他的军务大臣也是战时内阁的阁员，我在这些地位相同的人们中居于首席，但是却没有权力作出决定或加以执行。我必须取得其他军务大臣和他们的专业长官的同意，于是，许多重要而有才干的人，对于现已开始的战争——真正的战争的迅速变化的局势，都有表示他们见解的权利和义务。
三军参谋长们在分别同与他有关的大臣讨论总的形势以后，每天聚集在一起开会。于是，他们各自作出显然极为重要的决定。关于这种情况，我是从对我毫无保留的第一海务大臣那里，或是从三军参谋长委员会发表的会议摘要或备忘录中了解的。如果我对于这些意见要提出问题时，我当然可以先在我的协调委员会提出，在这个会议中，三军参谋长们以个人的身份出席，各军务大臣往往携同他们参加，并支持他们的意见。会议上，大家滔滔不绝地发表了彬彬有礼的谈话，会议结束时，由在场的秘书草拟一份措辞得体的报告，由海、陆、空三个部加以核对，以保证没有丝毫出入。这样，我们便达到了那种广阔的、愉快的崇高境界，在这种境界中，每一件事都是经过了全体协商，根据绝大部分人的常识，为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而得到了解决。但是在我们现在就要经验到的一种战争中，情形截然不同。遗憾得很，我必须指出：实际的战斗，必须像是两个恶汉殴斗，一个恶汉使用一根木棍或一个铁锤，或其他更好的工具猛击另一个恶汉的鼻子。所有这种情形，都是令人遗憾的；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避免战争，为什么对每件事，都必须充分照顾到少数人的权利，忠实地记下不同的意见，以友好方式通过协议来加以解决的最好理由之一。
战时内阁的国防委员会几乎每天开会，讨论军事协调委员会的和参谋长委员会的各种报告；他们的结论或分歧的意见，又被提交给时常开会的内阁会议。一切问题都必须解释又解释；等到这个程序完成以后，整个局势往往早已发生了变化。海军部在战时，当然是一个作战司令部，在那里，对于要影响舰队的决议总是立即加以决定，只有在遇到最严重的情况时，才向首相提出，而首相每次都支持我们的意见。如果遇到行动必须涉及其他军事部门时，这种程序就不可能充分适应形势的发展。然而，在挪威战役开始时，因为事件的特殊性质，海军部掌握了四分之三的行政事务。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不管我有什么权力，我对于我们现在面临的各种问题，都应该能够作出较好的决定或提出更好的解决办法。关于我即将描述的事件，它的影响非常猛烈，情况非常混乱，因此，我不久便看出只有首相的威权，才能够主持军事协调委员会。因此，在15日，我便请张伯伦先生担任主席，我们以后在挪威战役期间内的历次会议，几乎全由他来主持。他和我继续保持完全一致，他对于我所发表的意见，以他个人的最高权威加以支持。我在援救挪威已嫌太晚的时候，深深地卷进了为完成这个任务所作的不愉快的努力。
至于更换主席的问题，由首相在议会答复质询时，宣布如下：
我应海军大臣的请求，同意在协调委员会开会讨论与总的战争指挥有关的特别重要的事务时，亲自出任主席。
有关的各个方面立即表示忠诚和善意。然而首相和我却深切地感到我们的制度缺乏固定的形式，而在遇到出乎意外的事变发生时，尤其如此。虽然海军部在这个时期不可避免地成为主要的动力，但对于协调委员会这样一个组织，人们显然能够提出反对的理由，因为，其中一个军务大臣一方面要管理海军部的全部事务，并对海军的行动负有特别责任，而同时又企图协调其他军事部门的一切作战计划。这些困难，并没有因为首相亲自主持会议并作我的后盾而得到解决。但是尽管由于缺乏方法或管理不善而造成的一系列不幸事件几乎每天落在我们的身上，我仍然继续在这个不定形的、友好的、但却散漫的组织中任职。
※ ※ ※
4月5日，星期五的晚上，德国驻奥斯陆公使邀请了一些显要人物，包括政府成员在内，到公使馆观看电影。电影描述德国征服波兰的经过，而以德国轰炸华沙，恐怖场面达到高潮时结束。字幕映出：“对于这种结局，他们应该感谢他们的英、法朋友。”这次的集会就在沉默和忧郁的气氛中散场，但是挪威政府最关心的却是英国的活动。4月8日早晨四时三十分到五时之间，四艘英国驱逐舰在通往纳尔维克港航道佛斯特峡湾的入口处，敷设我们的布雷区。早晨五时，伦敦广播了这个消息，五时三十分，英王陛下政府将一个照会提交挪威外交部长。在奥斯陆，这天早晨的时间都消磨在草拟对伦敦的抗议中。但在当天下午稍晚时候，英国海军部通知挪威驻伦敦公使馆，在挪威沿海发现德国的战舰向北驶去，估计是前往纳尔维克。大约与此同时，挪威首都也收到了报告，据说一艘德国运输舰“里约热内卢”号在挪威南部沿海一带被波兰潜艇“奥泽尔”号击沉，大批的德国士兵由当地的渔民救起，据他们说是奉命前往卑尔根，帮助挪威保卫国家，抵抗英、法两国的入侵的。接踵而至的，还有更多的报告。德国已经攻入丹麦，但这个消息直到挪威本身被入侵以后才传到那里。因此，它没有接到正式的警告。丹麦进行了抵抗，但在少数忠诚的士兵被击毙以后，就很容易地被德国所占领。
那天晚上，德国的战舰逼近奥斯陆。外围的炮台开炮轰击。挪威的防御力量，有一艘布雷艇“奥拉夫·特里格伐森”号和两艘扫雷艇。黎明以后，两艘德国扫雷艇侵入峡湾口，让军队在海岸炮台附近登陆。其中一艘被“奥拉夫·特里格伐森”号击沉，但德国军队登陆成功，并夺取了炮台。而这艘勇敢的布雷艇在峡湾口挡住了两艘德国驱逐舰，并击伤了巡洋舰“埃坶登”号。一艘只装备一座大炮的挪威武装捕鲸船，并没有接到任何特别命令，亦立即参加作战，抵抗侵略者。它的炮被击成粉碎，舰长的双腿被炸断。他为了避免使他的海员见了寒心起见，自己由甲板上滚入海中，慷慨就义。德国的主力舰队，在重巡洋舰“布吕歇尔”号统率下，这时已进入峡湾口，向奥斯卡斯堡要塞保护的海峡前进。挪威炮台开炮轰击，从岸上五百码远的地方发射的两个鱼雷准确地命中目标，“布吕歇尔”号迅速沉没，随船丧命的有德国派来的高级行政官员和秘密警察分遣队。其他的德国舰只，包括“吕佐夫”号在内，被迫撤退。受伤的“埃姆登”号没有再继续参加海战。可是奥斯陆最后不是被海上来的敌舰所攻陷，而是由于敌人使用运输军队的飞机和在峡湾登陆的方法加以占领的。
希特勒的计划，立即闪电似的全面展开。德国军队分头袭击克里斯蒂安桑、斯塔万格和北面的卑尔根和特隆赫姆。
最大胆的袭击是在纳尔维克。一个星期以来，按照常规驶回纳尔维克港的德国矿石运输船，沿着挪威中立所掩护的走廊水域向北驶行，表面上似乎空无一物，其实都满载着供应品和军火。十艘德国驱逐舰各自载运两百名士兵，在“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诺”号的护卫下，几天以前离开了德国，在9日清早到达了纳尔维克。
两艘揶威战舰“诺格”号和“艾兹沃尔德”号停在峡湾中。它们准备作战到底。黎明时，它们发现有几艘驱逐舰高速度地向港内驶来，但在狂风暴雪下，起初不能断定它们是哪个国家的军舰。不久，一个德国军官乘了汽艇过来，要求“艾兹沃尔德”号投降。在接到该船司令官简短的答复“我进攻”以后，他立即退却了。但这艘军舰几乎立即被同时发射的一连串鱼雷炸毁，船员几乎全部罹难。同时，“诺格”号开炮轰击，但在几分钟以内，它也被鱼雷击中，立即沉没。
在这次勇敢的但毫无希望的抵抗中，两艘军舰上死亡的挪威水兵有二百八十七人，被救的不及一百人。在这以后，纳尔维克便轻而易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