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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他问我关于德国舰队的问题。他说，如能分到一部分，对于俄国大有用处，因为它在海上受到惨重的损失。他感激我们在意大利海军投降以后交给他的船只，但是他同样希望分得几艘德国的军舰。我不曾表示异议。
他又谈起希腊对于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边界的侵略。
他说有些人士在希腊挑起这些纠纷。我答复说，边界的局势是混乱的，因此希腊人对于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感到忧虑震惊，但是我没有听到名符其实的战争。此次会议应该使这些较小的国家明了会议的意图，不许任何一国侵越国界或从事战争。应该把这一点明白地告诉他们，使他们了解任何边界的改变只能在和平会议中解决。希腊要举行一次全体公民投票来决定国是，并进行自由选举，我建议大国应该派观察员到雅典去。斯大林认为这将表示对希腊人民的诚实缺乏信任。
他认为大国的大使们应该就选举情况作出报告。
随后他问我对于匈牙利有什么样的看法。我说我没有充分的情报，对于当前的局势不能发表意见，但是我将询问外交大臣。
斯大林说，在红军所解放的一切国家里，俄国的政策是要看到一个强大的独立自主的国家。他反对那些国家中任何一国的苏维埃化。他们将有自由选举，除法西斯党派以外，其他一切党派都将参加。
我然后谈到在南斯拉夫的纠葛，我们在那边没有物质上的野心，但是曾有各占一半的协议。现在是九十九对一，而英国只占其一。斯大林抗辩说，英国占百分之九十，南斯拉夫占百分之十，而俄国的利益等于零。苏联政府往往不知道铁托要搞些什么。
斯大林也提到他因美国人要求改变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政府而感到不快。他没有干涉希腊的事务，所以他们是没有道理的。我说我还没有看到美国的建议。他解释道，在有流亡政府的国家里，他认为有必要去帮助他们建立一个本国政府。这当然不适用于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因为在那边一切都平安无事。当我问他为什么苏联政府给国王米凯尔一笔奖赏时，他说他认为是由于国王在政变的时候，他的行动勇敢而明智。
后来我说人们对于俄国的意图非常关心。我从北角到阿尔巴尼亚画了一条线，并指出线以东在俄国人手里的各国首都的名称。看样子好像俄国正在席卷而西。斯大林说他没有这样的意图。相反地，他正从西方撤退军队。在以后的四个月里，将有二百万人复员并遣送回家。接下去的复员工作，仅仅是提供充分的铁路运输的问题。俄国人在战争中的损失计死亡和失踪的共有五百万人。德国人除工业方面不计外，共动员了一千八百万人，而俄国动员了一千二百万人。
我说我希望在会议结束以前，我们能够对所有欧洲国家的边界，以及俄国通向海洋的出路和分配德国舰队等事项达成协议。聚在会议桌上的三大国是世界上空前未有的强国，而他们的任务是维持世界和平。德国的失败，虽然使我们感到满意，却是一个大悲剧。但是德国人民是像绵羊一般。斯大林又讲了1907年他在德国的亲身经历，当时有二百个德国人，因为在火车站栅门口没有人去收他们的车票，而错过出席一次共产党集会的机会。①他然后表示歉意说对于英国在战争中的支援，送给他们的物资供应，还没有正式道谢。俄国将会作出答谢的表示。
①参阅第二十三章，第344页（原著页码——译者）。
在回答我的问题时，他解释了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作用。我们同意在俄国和英国都没有失业的恐惧。他说俄国已准备跟英国商谈贸易。我说对苏联最有利的对外宣传将是有关它的人民的幸福和福利方面。斯大林谈到苏维埃政策的一贯性。如果他有什么三长二短，随时将有优秀的人物继承他的事业。他在想三十年以后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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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7日震动世界的消息来了。下午史汀生到我的寓所里来访问，把一张纸放在我的面前，上面写着，“孩子们满意地生下来了。”看他的神色，我知道有桩非常的事情发生了。
他说道，“这意思表示墨西哥沙漠里的试验已经进行了。原子弹已是一个实在的东西了。”虽然我们靠着他们提供的每一片段的情报，得以抓住这项可怕的研究的线索，但是关于这个决定性的试验日期，我们事先没有接到通知，无论如何我是不知道的。当第一次的正式原子爆炸在进行试验的时候，没有一个负责任的科学家敢预言将产生什么结果。这些原子弹是否没有用处呢，还是有毁灭性的？现在我们知道了。这些“孩子们”已经满意地生下来了。然而还没有人能衡量这种发明在军事上的直接后果，也没有人估计到关于原子弹的其他一切。
第二天早晨一架飞机带来了人类历史上一件惊人事件的详尽描绘。史汀生带给我那份报告，我现在就回忆所及，把情况讲一讲。这个炸弹，或威力相等的装置，是在一个一百呎高的塔顶上起爆的。周围十哩以内任何人都得离开。科学家和他们的工作人员蹲伏在大约距这样远的地方的坚厚的混凝土掩蔽部和防御物的后面。爆炸的威力可怕得很。一股巨大的火焰和烟雾直冲到我们可怜的地球表面的大气边缘。周围一哩以内的东西完全遭到毁灭。于是这里有迅速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办法，也可能成为结束其它许多事情的简捷办法。
总统邀我立即跟他会谈。跟他在一起的有马歇尔将军和李海上将。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打算用可怕的空中轰炸和大量军队的进攻来攻击日本本土。我们所想到的是日本人以武士道的精神，拚命抵抗，到死方休。不仅在对阵作战是如此，而且在每一个洞穴，每一条壕沟里也都是如此。我心中有着冲绳岛的景象，那边有好几千日本人不愿投降，等他们的领袖庄严地实行切腹礼以后，就排成一队，用手榴弹毁灭自己。
要一个人一个人地消灭日本人的抵抗，一寸土一寸土地征服那个国家，很可能需要丧失一百万美国人和五十万英国人的生命——如果我们可以把更多的人运到那边，损失还要大，因为我们决心要同美国共患难。现在这一个可怖的梦境已经完全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在一二次剧烈震动之后整个战争结束的景象——似乎真是光明而美丽。我立即想起素以勇敢使我敬服的日本人，自从这种几乎不可思议的武器出现以后，或许会从中找到一种借口来挽回他们的面子，并且脱卸他们战至最后一人的责任。
此外，我们不需要俄国人了。日本战事的结束不再倚赖于他们的大军源源参战以从事于最后的和旷日持久的屠杀。
我们毋须乞求他们的恩惠。隔了几天，我写信给艾登先生说：
“事情十分清楚，美国现在不希望俄国人参加对日作战了。”因此那一连串的欧洲问题，可以就他们本身的利害并且按照联合国的大原则来处理。我们似乎突然得到了上帝恩赐的良机，可以减轻东方的屠杀，并且在欧洲得到了幸福得多的前途。我觉得毫无疑问，我的美国朋友的心中也有这些思想。无论如何我们从来不曾花一刻工夫来讨论到底应否使用原子弹。为了避免大规模的无止境的屠杀，为了结束这场战争，为了使世界得到和平，为了使苦难中的人民得到安抚，而不惜付出几次爆炸的代价，来显示一种无比的威力，这在我们历尽一切艰辛危险之后，不失为一种拯救生灵的神奇事迹。
在实行试验以前，英国对于这种武器的使用，已经在7月4日在原则上表示同意。现在作最后决定的，主要在于拥有这个武器的杜鲁门总统；但是我始终没有怀疑过他会作出什么样的决定，事后也从没有对他做法的正确性表示过怀疑。对于应否使用原子弹来迫使日本投降的决定，从来就没有人提出争议过，这是一个永不改变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事实，后代必然会加以判断的。至于在当时的会议桌上，大家是一致的、自动的和毫无异议地赞同这样做法；我也从来没有听到有人作过丝毫的暗示说我们不应该这样做。
美国空军显然已经准备好用寻常的空中轰炸来对日本的城市和港口作大规模的袭击。这些城市和港口当然可以在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内遭到毁灭，但谁也不能说平民在生命上将遭到多少惨重的损失。现在，用了这种新的手段，虽然我们所毁灭的或许不限于城市，但是许许多多朋友和敌人的生命却都可以保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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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是跟斯大林谈些什么。总统和我感觉到我们不再需要他的帮助来战胜日本。他曾在德黑兰和雅尔塔答应苏联一等到打败德国军队之后，即进攻日本，为了实现这个诺言，自从5月初起，他们就不断地通过西伯利亚铁路把俄国军队调动到远东去。照我们的意见，他们可以不必如此了。因此斯大林在雅尔塔对于美国人运用得这样有成效的讨价还价的本领，不中用了。不过他到底是对希特勒作战中的一个伟大的盟友，而且我们两人都感到一定要让他知道这个支配大局的伟大的新事实，但是不要让他知道任何细节。这个消息应该怎样告诉他？是用书面，还是凭口头？应该在一个正式的特别会议上，还是应该在日常会谈之中，还是在一次特别会议或日常会谈以后？总统的结论是，应该采取最后一种办法。他说，“我想，我最好是在一次会议之后告诉他说：我们有一种完全新型的炸弹，不同寻常一般，我们认为它对于日本人继续作战的意志将有决定性的效果。”我同意这样做法。
下面是我当时给内阁的一个通知：
1945年7月18日
总统给我看了关于最近试验的电报，并且问我应该怎样去告诉俄国人。他似乎已经决定要这样做，只是问问在什么时机最好，他说他想最好是在会议终了的时候。我回答他，如果他决心要告诉他的话，最好是着重在试验这一点上，因为那也是他和我们才知道的一种新的事实。因此如果斯大林问起这样的问题“你们为什么不事前告诉我们？”总统就可以作出很好的回答。他对于这个意见似乎很动容，他将加以考虑。
他提议明告这个简单的事实，即我们有了这种武器，我作为英国政府的代表不曾加以拒绝。他反复说明，他无论如何绝不泄露任何详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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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以海、空军对日本作歼灭性的袭击仍在继续进行。列为主要目标的是现在四散躲藏在内海里面的日本舰队的残余部分。我们对大军舰一艘一艘地加以轰炸，因此到了7月底日本海军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
日本本土陷于混乱，已经濒于崩溃。职业外交家们深信只有奉天皇之命，立即投降，才能够使日本免于土崩瓦解，但是权力差不多依然全部掌握在一个军人集团手中，他们决心宁可全国集体自杀，而不甘承认失败。这个疯狂的特权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