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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看到杜鲁门总统于6月14日给你的信件的抄件，该信是关于美国部队将根据各有关司令官之间的协议从6月21日起将全部撤退到他们自己的占领区去。
我也准备指示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要他同他的同事们商谈一下，作好下列必要的安排：在德国的英国军队同样撤回到它们自己的占领区；各盟国卫戍部队同时调进大柏林；以及为英国军队从空中、铁路和公路往返英占区与柏林之间的运行自由提供便利。
我完全赞同杜鲁门总统关于奥地利的意见。我尤其相信你会发出指示，使俄国军队在驻德国部队开始挪动的同一日期，按照欧洲咨询委员会已商定的原则，从划归英国占领的那一部分奥地利地区里开始撤出。
不应忽视的是，在当初划定占领区的时候，杜鲁门总统未曾参加，也没有同他商量过。在他接掌权力不久，摆在面前的问题就是，他是否要改变——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否要否定——他的杰出的前任所已商定的英美政府的政策。我不怀疑，他的行动是得到他的文武顾问们的支持的。在这个问题上，他的责任仅仅限于作出决定，究竟情况已否起了这样根本的变化，因而他应该采取一种完全不同的处理办法，以至于不免要受到背信爽约的谴责，那些只是事后聪明的人，还是免开尊口的好。
斯大林的答复了结了这些问题。
斯大林元帅致首相 1945年6月17日
我已经收到你关于盟国军队分别撤退到在德、奥的各自的占领区去的电报。
很抱歉，我必须通知你，英美军队要从6月21日开始撤退到他们的占领区里去并且要把军队开进柏林，这是有困难的，因为从6月19日起，朱可夫元帅及我们所有其他战地司令官，都已被邀请来莫斯科去参加最高苏维埃会议，而且还要筹备并参加6月24日的检阅。他们将能在6月28——30日之间回到柏林。还应该考虑到，柏林的地雷清除工作还没有完成，大概要到6月底才能结束。
关于奥地利，我得重复一遍我上面所说的格苏联一些司令官召回莫斯科，以及他们回到维也纳的日期的话。还有必要在不久未来，欧洲咨询委员会必须在最近期内结束关于确定奥地利及维也纳占领区的工作，这一工作至今尚未解决。
基于上述的一切，我建议有关部队开始调动和进驻它们各自在德、奥两国的占领区的日期，推迟到7月1日。
此外，关于德国和奥国，最好现在就确定法国军队在该两国的占领区。
在德国和奥国，我们将按照上面的计划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我也已经把整个情况电告杜鲁门总统。
7月1日，美国和英国军队开始撤到指定给他们的占领区里去，有大量的难民跟着走。苏联从此在欧洲的心脏地区站住了脚。这是关乎人类命运的一块里程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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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一切正在发生的时候，我投身于大选的纷扰之中。这次大选从6月的第一个星期起认真开始了。所以这个月是不容易度过的。我辛苦地坐了汽车周游英格兰和苏格兰各大城市，一天之中，要对着人数众多而看样子很热心的群众讲演三四次，还要加上四次准备得很吃力的广播，把我的时间和精力都给消耗掉了。在这一段时间里，我一直感觉到我们在欧洲为之而作长期斗争的许多东西正在悄悄溜掉；而早日实现持久和平的希望却正在黯淡起来。白天，在群众的喧嚷中度过；一到晚上，疲倦不堪，我回到作为我的总部的火车上去。那里又有众多的人员和一大堆寄来的电报在等待着我，我还得辛苦地继续工作许多小时。党派的激昂慷慨情绪和喧嚣的场面，同我脑海中充满着的阴沉忧郁的背景何等不调和，而这种不调和本身又是跟客观实际和平衡感相抵触的。当投票日终于到来的时候，我真高兴，而选举票就要安全地封存在投票箱之中经过三个星期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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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苏联军队像潮涌一般进入他们的指定的占领地区而没有发生什么事故的时候，我们一心一意为谋求和平而建立一个世界机构的旧金山会议，其工作也已经到达结束阶段。艾登先生和艾德礼先生为了选举不得不先离开，但是在6月26日我发出贺电给哈利法克斯勋爵、克兰伯恩勋爵以及我们代表团中的其他一切成员，祝贺他们工作的成功以及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所获得的成果的质量。“由于深思熟虑的智慧和信念的真诚，联合王国的代表们做了许多事情来取得意见的一致，一个世界组织缺少了意见一致就没有什么现实性。你们对于为将来重建一个有希望的基础作出了无法估量的贡献。”
不幸的是，到目前为止，这些希望实现的还很少。
我一向主张一个世界机构的基础应该在地区性组织的基础上去探求。浮现在我心中的大部分主要地区有：美国、联合的欧洲、英联邦及帝国、苏联、南美。其他部分在目前比较难于定出界限——像一个或几个亚洲集团，或非洲集团——然而经过研究是可以得出结论的。但目的是在于使各局部地区许多争执得很剧烈的问题在地区会议里经过讨论而得到解决，然后由地区会议选派三四个显要人物作为代表参加最高级的团体组织。这样将组成一个具有三四十个世界政治家的最高级团体，每人不仅负责代表他自己的地区并且负责处理全世界的事务，主要在于防止战争。对于达到这样一个突出的目的来说，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措施是不够有效的。把所有的国家，不论大小强弱，在平等的地位上都召集到中心组织上来，这就像组织一支军队，不分最高司令官、师的和旅的指挥官，把所有的人都邀请到总部里来一样。目前所达到的只是一个吵吵闹闹的会议场所，靠熟练的会外活动以通过或否决议案而得到调节。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得进行不屈不挠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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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以后，我拍给哈利法克斯一份电报，告诉他一些有关的细节，我想那是总统和他的僚属们所乐于知道的。
首相致哈利法克斯勋爵（在华盛顿） 1945年7月6日
我自然十分盼望能跟总统会见。英国代表团里的政界成员将于7月25日离开［波茨坦］会议以便在英国等候选举结果。这样可以避免选举揭晓时的尴尬局面。我有理由相信政府可以得到多数，但是，像总统所知道的，选举运动中常有很多意料不到的事。除非投票结果等于是全国有极端不满的表示，我认为无论如何极不可能由于选举宣告失利而使我不得不卸任。我应当等待在英王致词后由下院投信任票的结果，并且接受议会对我的免职。这将使各党和个人能够通过投票而表示其立场。
2．因此英国代表团能够在27日回到柏林，而我个人如有必要可以留在那里直到8月5日或6日。议会在［8月］1日选举议长并且由议员宣誓。但是要等到8日（星期三）才由英王正式召开议会，而有决定性的分组表决在10日（星期五）以前不会举行。我认为这一切细节，其中有些是极秘密的，是会使总统感到兴趣的。
3．我很高兴听到总统在考虑需要两周甚至三周的时间，我也认为，不论在英国会发生什么事情，会议是不能草草结束的，这是极其重要的。在克里米亚的时候，会议就有点像突然缩短似的。我们在这里必须力求把具有极其重大后果的大量问题加以解决，并且为一个和平会议作好准备。那个会议大致将在今年晚一些时候或明年早春举行。
翌日，他回了下面一个电报，这表示他对于华盛顿的看法多么熟悉。
哈利法克斯勋爵（在华盛顿）致首相 1945年7月7日
我接到你的电报的时候，总统已经动身到波茨坦去了。你的来电当即转送到他的船上去。我深信你会发觉杜鲁门迫切希望和我们合作，而且他对于我们所必须作出的决定的长远的含义和暂时的困难，都充分意识到。据我判断，美国人对付俄国人的策略是一开头就对于俄国人的愿意合作表示信任。我还预料到美国人在同我们打交道中，对于我们根据欧洲各国经济混乱的危险而作出的论断，比对于·我·们·毫·不·隐·饰·地·谈·论·极·左·政·府·或·共·产·主·义·扩·散·的·危·险，①容易作出反应。他们对于我把欧洲描绘（不管事实怎样）成为思想冲突之地，苏联跟西方势力可能会在这里面互相抵触，发生对立，表示略感不安。在他们的思想后面，他们还怀疑我们仅仅为了右翼政府或君主国家的本身而支持这些政府和国家。但这绝对不意味着，遇必要时，他们也愿站起来跟我们一起去反对俄国人。不过，他们可能小心行事，并且多半希望扮演成为或者至少表现出要充当我们跟俄国人之间的一个中间角色。
①作者加的着重点。
经过几年以后，倒是英国和西欧却受到多方面的督促，出来扮演美国和苏联之间的“中间角色”。这才是命运之中的滑稽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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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决意在大选和波茨坦会议之间让我自己在和煦的阳光中度一周假期。7月7日，选举投票日以后两天，我同丘吉尔夫人和玛丽一起飞到波尔多去，被安顿舒适地住在布鲁廷内尔将军的别墅中。那是靠近西班牙边境的昂代。有很好的沐浴场所和美丽的环境。早晨，我大多在床上读一位杰出的法国作家所写的一本关于波尔多停战及其在奥兰之悲惨结局的很好的记述。奇怪的是，它却唤醒了我自己五年前往事的回忆，并且了解到了我在那个时候所不知道的许多事情。下午，我甚至带了精致的画具突然走出门去，在尼夫河上及圣让德路兹湾旁边找到动人的题材。我发现驻波尔多的英国领事的妻子、奈恩夫人是一位有天赋的画伴，我是一年以前在马拉喀什跟她成为朋友的。我只处理了几件有关即将召开的会议的电报，而努力把政党政治置之脑后。然而我不得不承认投票箱和它的内容的神秘有一种邪恶的幻术，它会敲我的房门盯着我的窗口。当我打开调色板、手执画笔的时候，就容易把这些闯入思想中的不速之客赶走。
巴斯克人到处都热烈欢迎来客。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经受了德国的占领，因此在再度获得自由呼吸的时候就感到很高兴。我毋须为那个会议作准备，因为我头脑里已经装满了这么许多东西，哪怕在这么几天过得飞快的日子里把它摆脱一下，也是快活了。总统这时正在海上，他所乘的美国巡洋舰“奥古斯塔”号，就是1941年载送罗斯福到我们的大西洋会议去的那条船。15日我乘汽车经过森林而到达波尔多机场，那里“空中霸王”式飞机把我送到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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