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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可以肯定，从国王批准解散之日起，将需要有两三个月的一段时间。这对各个政党和候选人也是公平的，他们通常要在精力充沛的状态下，着手互相较量……最后，要政府继续任职到法定任期或法定展延任期的最后一刻，既与惯例不合，而且采用那一类的实例也是很不健全的。
※ ※ ※
可以看出，去年秋天我自己曾经怎样决然地许诺过，在对德战争结束时举行选举。回顾一下，如果我当时要求把期限比我所要求的放宽一些，那就更妥当些。这件事在当时是很容易办得到的。
我没有这样做，而从德国投降的时刻起，公众的思想就很快地从举国欢庆转到党争上去。现在选择的就在于6月和10月之间。我现在希望并且竭力主张我们应该继续呆在一起直到击败了日本、签订了和约和军队回国以后。赫伯特·莫里森先生站在党务的最前列，他终于提议工党的部长应该留在政府里直到10月底为止。我们从德国祸患中解救出来的感觉将逐渐减弱，而我们重新部署兵力对日本作战的负担势将加重，因此在10月15日开始实行新的选民登记将被认为对工党有更大的好处。我们既把地方和全国的选举权划一起来，从而把市区的选民团体的数目增加了一倍，他们可能期望在地方选举中得到胜利作为议会斗争的令人鼓舞的前奏。同样这些理由反过来，使保守党的党务经理人们倾向于6月。在保守党主要部长的一次会议上，我一反常例要求每一个人把他的意见写在一张纸条上。除两人以外，全都赞成6月。这当然不能作为定议。向国王提请解散的权利完全属于首相。除此以外，当我的同僚们从我的态度上看出我对党争是怎样的不欢迎，他们立即向我保证，不论我作出什么决定，他们均将予以支持。
我对于6月或10月都不喜欢。六个月以前，当打败德国的问题压倒其他一切问题的时候，不难以超然的姿态来谈论以后将发生什么事情。但是现在有了前面各章中所述的新的严重问题压在我的身上，我殷切希望全国的战友之谊和团结一致能保持到对日战争结束时为止。这很可能再需要一年或甚至于一年半的联合。这样对于我们所服务得还不错的全国是否要求过多？看来这确实是符合国家的利益的。但是这唯有在两党之间有一个友好协定才有实现的可能。鉴于我在1944年秋天说过的话，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求选民通过公民投票或以其他方式来认可我们这个有限而合理的任期的延长。
自从打败德国之日日益迫近之时起，竞选的气氛已经压迫着我们，但无论如何在年底以前势将归于消散，而对于摆在前面需要我们通力合作的各项重大任务，或许我们大家还能够一道工作。据我看来，在解决我们的问题的一切办法中，最坏的无过于在10月里进行选举了。这个时间太短，不能使政治上的紧张真正地松一口气，那种紧张气氛在以后的四五个月中，必然还要逐月加强起来，而且必然要损害到我们对国内外问题的思考和处理。如果一定要在1945年内进行选举的话，那么还是来得愈快愈好。
谁也不能说出将来的结果会怎样。根据上面所说的理由，保守党在组织工作上比工党准备得差很多。另一方面，许多人相信全国人民大概不至于收回我所执掌的权力。关于结果如何，双方的意见是分歧的，而相反的猜测占上风。我本人一想到从全国的领袖降为一党的领袖的前景就深感难过。我自然希望仍给我以权力来设法解决欧洲问题，结束对日战争，并且使士兵们回家。这倒不是因为过私人生活似乎不如执掌国家大事来得愉快。在这时候，我十分疲乏，身体是这样的衰弱，以至于在新楼的底层开完内阁会议之后，需要海军陆战队士兵把我用椅子抬到楼上。然而我心中还是以整个世界局势为念，而且我自信拥有可能发挥作用的知识、影响，乃至权威。因此我认为我有试一试的义务，同时这也是我的权利。我不相信会不让我这样做。
我把这个6月或10月的问题直率地向在旧金山的艾登先生提出。
1945年5月11日
国内政治问题。关于6月和10月之间的问题，我还没有作最后的决定。6月28日的选举登记，最迟要在5月17日定夺，因此在这三四天内必须作出决定。我们这边一致的意见是，6月对我党更有利；而10月将使目前这种不安的竞选气氛延长下去。在这样的气氛中，对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会从党派的角度来考虑，政府可能陷于瘫痪。你临走的时候是赞成6月的。你的意见如有改变，请即告诉我。如果你和克兰伯恩未能在16日以前赶回，那么这件事也得在你们不在的情况下解决了。
2．另一方面，我认为俄国的危险是巨大的，但是如果我们仍然联合在一起，就能够对付得更好一些，我预料工党将提议维持到10月，没有疑问这对他们是有利的。
在回电中，他把事情作公正的说明后，作了明确的答复。
外交大臣（在旧金山）致首相 1949年5月12日
我同意在6月进行选举，对我党来说，可能要比10月好，虽然工党会为结束联合政府而责备我们，我相信全国也是希望再保持一段时间。但是随着竞选运动的展开，他们从这上面可能得到的任何好处大概也将消失。
2．还有不可避免的是，把联合政府延长到10月，那时必然要分手，却是一件不舒服的事情。面对着这种情况，可以让现在的劳工大臣〔欧内斯特·贝文先生〕在那个时期里继续掌管复员计划，从全国的观点来看，这大概是有利的。
3．大问题是在外交方面。当前局势的危险已毋庸强调。
有时候我感到我们正在进入仿佛是把第二次巴尔干战争搬到世界舞台上的一个时期。我们以全国联合政府来处理外交，显然处于更有力的地位，而今后几个月里我们需要运用我们的全部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到了10月，国际局势是否能更缓和些，或者到那个时候对联合政府的需要是否更少些？根据我的判断，一切迹象表明，10月的困难要比今天大。到那时举行选举，就国际局势的关系来说，要比在6月举行选举可能更为有害。但是到了10月就不可能再推延了。因此，是在忐忑不安的基础上把联合政府延长到10月以得到有限的好处呢，还是到了国际事务比现在甚至更恶化的时期，并且社会党人取胜的机会更增多的10月里去冒选举的危险，我们必须把这二者加以权衡。把这些互相矛盾的思想经过仔细的衡量以后，我仍然坚持我以前所发表的意见，即从全国的观点来看，在6月里进行选举的论据比较有力。
首相致艾登先生（在旧金山） 1944年5月13日
我已经收到你的电报，你的意见大体上跟我自己的和这里我们大多数人的意见是一致的。请容许我说，你对局势的衡量，多么令人钦佩。
2．但是，我随后接到总统于5月12日发出的关于的里雅斯特的电报①，我已照转给你。我必须把它看作历来我有幸读到的最有远见、最踏实和最坚决的电报之一。我已经复电表示愿以全力支持他。我将在紧接着的一封电报中把我的复电的原文送给你。另外还有一份电报，我也已经将抄件送给你，就是关于不要在一切胜利果实尚未采集以前，就把我们的军队解散的事。我深信你跟总统会谈时，对于这一切问题，你定能妥善地阐明我们的立场，尤其是关于停止解散我们的军队这一点。
①见第三十三章，第483页（原书页码——译者）。
3．这一切在选举问题上产生了一个新的因素。在这样严重的担风险的事业中，我们绝不要一面要求工党同僚们的支持，一面又随即拆散政府。如果发生这一类的麻烦而向全国提出这件事的原委时，那么像艾德礼、贝文、莫里森和乔治·霍尔这些人的支持就是绝对必要的。在那种情况之下，我绝不同意在10月里进行选举，而只能直截了当地说我们必须延长我们的共同任期。我们这样一种联盟的结束，应该取决于共同的目标而不是取决于固定的日期。然而，在今后的两三天里，别为了这件事情操心，我当步步留神。大有可能在7月5日进行选举，这样我们又多一个星期来把所有问题放在一起考虑。
工党正在布莱克普尔开会，莫里森先生是公认的掌握党务策略的领袖。贝文先生不愿意使联合政府垮台，其理由或许跟指导我的那些思想差不多。艾德礼先生现在已经从美国回来，并且在去布莱克普尔以前，先到唐宁街来看我。我同他作了一次长谈，在谈话中，我竭力主张，我们应当想方设法把选举推迟，不仅到10月为止，而且把它推迟到对日本战争结束的时候。他也并不从狭隘的党派的观点来对待这个问题，而且显然很同情地听取我的呼吁。他走的时候，我确有一个印象，认为他将尽最大努力使我们团结在一起，因此我就照这样告诉我的同僚们。可是，党的感情的浪潮，实在太强烈了。
※ ※ ※
我得不到令人满意的消息，便寄给艾德礼先生下面一封信：
我亲爱的艾德礼： 1945年5月18日
从我同你和你们工党的主要的同僚们的谈话中，我所得到的印象是，工党并不要在德国打败时就离开政府，而是愿意把联合政府继续维持到秋天。
我已经对这个建议予以最慎重和最殷切的考虑，我遗憾地说，按照目前的方式，我认为它是不符合公众的利益的。像目前这样的各党联合应该是大家走到一起，通力协作。不能只为着一个特定的日期，而不顾到世界的大事；倒是应该为着达到某种全国性的大目标，而超脱于一切党派的分歧之上。
在过去的五六个月中，因大家认为德国战事结束后，大选即将到来，我们的各部事务和议会方面的事务受到越来越大的影响。单就国内事务来说，这种情况对于全国利益是不利的。
因此我向你作如下的建议，我迫切希望你不要轻易加以拒绝——即是说，我们应该把我们的共同努力集中于另一个目标上，而把我们分手的问题推延到实现这个目标以后。海军大臣〔亚历山大先生〕在伦敦市的演说中，已经对于要在日本战事结束以前进行大选一事表示遗憾。如果你和你的朋友们表示决心跟我们一起干下去直到对日本战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时为止，那将使我大大放心。同时我将共同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来执行我们已向议会提出的白皮书中所包含的社会安全和全部就业的方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能够以我们的悠久的、光荣的联合所特有的全副精力和战友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