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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的战士。我除了感到把我们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公事关系受到损失之外，还感到一种极其沉痛的个人损失。我对佛兰克林怀有一种真挚的感情。
4月17日，星期二，当议会开会的时候，我提议向英王陛下奏明议会深切的哀悼和他们对于罗斯福夫人及美国政府和人民的深厚同情。照常例应当由各党领袖发言来支持这样一个提议，但是当时有一种自发的感觉，认为应该由我单独代表下议院发言。我今天找不到比我当时在那个悲痛事件的情感中所说的更为恰当的话。
我说，“我和这位伟人的友谊是在这个战争中开始和成熟起来的。我们今天向他的功绩和名望表示敬意。在上次战争结束以后，我曾经见过他，但只有几分钟。1939年9月，我一进海军部，他就给我发来电报请我就有关海军或其它问题跟他直接通信，只要我觉得有需要，不论何时都行。我得到了首相的许可后，就这样做了。我知道罗斯福总统对海战有浓厚的兴趣，就提供他一连串关于我们海军事务和各种作战行动的消息，尤其是包括普拉特河口的战斗，这次行动照亮了战争中第一个黯淡的冬天。
“当我担任了首相，而战争在极度可怖的激烈状态中爆发的时候，当我们自己的生死存亡还在悬而未决的时候，我已经能够在最亲密和最愉快的交谊之中跟总统互通电报。这一情况在全世界斗争的整个升沉起伏之间，始终继续保持下来，直到上星期四我接到他最后的电报为止。这些电报表明，他在处理疑难复杂的问题上所一贯具有的明确的见解和活力，并没有衰退。我可以指出，这样的通信（在美国参战以后当然大为激增），包括我们之间来往的电报，计达一千七百件以上。其中有许多长篇的电报，大多数是处理那些在其他阶段上得不到正式解决、必须由政府首脑一级来讨论的比较困难的问题。除了这些通信以外，还得加上我们的九个会议——一次在阿根夏，三次在华盛顿，一次在卡萨布兰卡，一次在德黑兰，二次在魁北克和最后一次在雅尔塔。大约共有一百二十天亲密的个人接触，其中有一大部分时间我和他住在白宫里，或在海德公园他的家中，或在他称为香格里拉的蓝山城中他的别墅山庄里。
“我钦佩他是一个政治家、实干家和军事领导人。我极其信赖他的正直、感人的品格和见识，我对他还有一种今天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个人的尊重——我应该称它为情谊。他爱他的祖国，尊重它的宪法，和他判断变化不定的舆论倾向的能力，这些始终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此外还得加上他那颗跳动不已的宽宏大量的心，这颗心经常因见到强国对弱国的侵略和压迫的种种现象而激起愤怒，采取行动。如今这颗心永远停止跳动了，这的确是一个损失，人类一个痛苦的损失。
“罗斯福总统的病痛沉重地压在他身上。他在这许多年的动乱和风暴之中，竟能克服肉体上的病痛，这真是一个奇迹。
像他那样深受病魔折磨而残废的人，千万人中找不到一个会试图投入一种体力和脑力都很紧张，以及艰苦而永无休止的政治论争的生活中去。千万人中没有一个敢于尝试，一代之中没有一个人会得到成功。他不仅进入这个领域，不仅在里边积极活动，而且成为那个场面里不容置辩的主人翁。在这样一种精神战胜肉体、意志战胜生理缺陷的非凡努力之中，他得到了那个高贵的妇女，就是他的忠诚的妻子的鼓舞和支持，她的崇高理想跟他的理想并驾齐驱，今天下议院充分倾泻出对于她的深切而尊敬的同情。
“没有疑问，总统预见到笼罩着战前世界的巨大危险。比起大西洋两岸大多数消息灵通人士来，更具先见之明。他用全力促进美国和平时期舆论可以接受的预防性的军事准备。
当不和睦的现象开始出现的时候，他的同情寄托在哪一边是丝毫不用怀疑的。对于法国的陷落和本岛以外大多数人认为大不列颠行将覆灭一事，使他感到极大的痛苦，虽然他对我们从来没有失去信心。这些事情之所以使他感到痛苦，不仅因为欧洲之故，而且也因为一旦我们被击溃或者在德国奴役下苟延残喘，那时美国本身也将暴露在严重的危险之下。当我们处于孤独的紧急时期，英国所忍受的痛苦使他和他的无数同胞对我国人民充满着最热烈的情感。在1940—1941年那个严峻的冬季中，希特勒下定决心要用猛烈的空军闪电战把我们的城市“夷为平地”，他和他的同胞们正和我们中任何人一样，感同身受，或许还要更强烈些，因为想象中的痛苦时常要比实际的更为厉害。毫无疑问，英国人，尤其是伦敦人，所忍受的痛苦，在美国人的心中所燃起的怒火，比我们所遭受的大火灾更难熄灭。还有，那时，虽然有韦维尔将军的胜仗（确实是由于我国给他派遣援兵之故），但在美国却广泛地存在着一种担忧，认为德国在1941年春季经过充分准备之后，一定会向我们侵犯。在一月里总统派了现已去世的温德尔·威尔基先生到英国来，他虽然是总统的政敌和反对党的候选人，但在许多重要问题上跟他有同样的见解。威尔基先生带来了罗斯福总统的一封亲笔信，信中有朗费罗的几行著名的诗句：
邦国之舟，扬帆前进吧！
扬帆前进，强大的联邦！
忧患中的人类，
正全神贯注地将他们的一切未来希望，
寄托在你的命运之上。
“大约就在那个时候，他想出了一种援助的非常措施，叫作租借法。这种办法是有史以来任何国家中最无私和最慷慨的财政法案。它的效果是大大地增强了英国的战斗力，并且为所有的战争努力服务，使我们好像变得人数多了，力量大了。那年秋天，我在战争期间第一次跟总统会见于纽芬兰的阿根夏，我们共同起草了后来称为大西洋宪章的宣言。我相信它将长久成为我们两国人民和世界上其他各地人民的指南。
“在这整个时间里，日本人埋藏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极端秘密之中，准备着他们的背信弃义和贪婪的勾当。当我们下一次在华盛顿会见的时候，日本、德国和意大利已经对美国宣战，而我们两国已经在并肩作战了。从那时起，我们虽然经历了千辛万苦与挫折失望，但总是不断扩大战果，在陆上和海上前进。这里我无须多谈在西半球发生的一系列大战，更不必说世界另一边正在进行的另一场大战了。我也无须谈到我们跟我们的伟大盟邦俄国在德黑兰所制定的计划，因为这些计划现在已经完全付诸实施了。
“但是在雅尔塔我注意到总统有病痛。他的动人的微笑，他的愉快而潇洒的风度，并没有消失，可是他的面色异常苍白，形容消瘦，眼神往往有惘然若失之感。我在亚历山大港向他告别的时候，我必须承认，我已经有一种隐隐约约的忧虑之感，觉得他的健康和体力正在衰落下去。但是任何事情也不能改变他那不屈不挠的责任感。直到临终，他面对着他的无数任务毫不畏缩……当死亡突然降临到他身上的时候，他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他已经做了他一生应做的那一份工作。就像有句谚语说的，他以身殉职，而且我们可以更恰切地说他就像那些跟我们的战士一起在世界各地并肩战斗、把任务执行到底的他的士兵、水手和航空人员殉身战场一样。他的死真是值得钦佩的！他已经把他的国家从最大的危险和最沉重的苦难中挽救过来。胜利的确定而可靠的光芒已经投射在他的身上。
“在和平的日子里，他曾经扩大和稳定了美国的生活和团结的基础。在战争中，他把伟大的共和国的实力、威力和荣誉提高到历史上任何国家所从未达到的高度。美国用左手来领导得胜的盟军进入德国的心脏，又用右手在地球的另一边，势如破竹地粉碎了日本的力量，而且在这整个期间，一直把船只、军火、补给品和各种食品大规模地援助它的大小盟国……
“但是，如果他不是把一生这么许多的精力用于人类自由和社会正义的事业，使之增添上一层光彩……从而将永久为世人所认识的话，那么，这一切充其量也不过是世俗的权势和威严罢了。他身后留下了一批坚决和能干的人，来处理庞大的美国战争机器中无数互相关连的各个部门。他留下一个继承者，这个人以坚定的步伐和充分的信心出来担当任务，以斯达到预定的目的。我们惟有这样说，在佛兰克林·罗斯福身上我们失去了历来所未有的最伟大的美国朋友，也是把援助和安慰从新世界带到旧世界来的最伟大的自由战士。”
※ ※ ※
虽然罗斯福的死讯传来，令人感到震动和突然，但我前面已经说过，自从雅尔塔会议后我在亚历山大港和他分别的时候起，就一直感到他的体力是在衰弱下去。由于苏联采取对立的态度而在我们的公文来往中所引起的重大政策问题上的分歧，我曾在我的私人电报中力图缓和这方面的紧张，但我没有充分了解总统的健康情况严重到什么程度。我知道他所发出的公事电报，没有自行起草的习惯，所以看不出风格上有什么改变。奥利弗·利特尔顿在3月29日看到他，30日打电报来说，“他的形容使他大吃一惊。”
我开头时情不自禁地想飞去参加葬礼，而且我已经关照准备好一架飞机。哈利法克斯伯爵来电报说，霍普金斯和斯退丁纽斯对于我可能要去的想法，大为感动，并对我认为去了将大有好处的看法，都热烈赞成。后来杜鲁门又请他转告，他个人将如何重视尽可能早日和我见面的机会，他认为如果我有意要去的话，吊丧期间进行访问将是一个自然而方便的机会。杜鲁门先生的意思是在葬礼完毕以后，我可以跟他作两三天的会谈。
但是十分繁忙的公务压在我的身上，使我不能在这个最危急和最困难的时刻离开本国，我只好顺从了朋友的愿望。
我发了下面的电报给总统：
我感到十分遗憾，我现在不可能改变今晨经英王和内阁批准的我的计划，根据这些计划，已经作好了一切安排，准备下星期在议会里进行辩论，包括星期二我向已故总统致悼辞，以及陪同英王在圣保罗大教堂开追悼会等事宜。我竭诚盼望早日跟你会见。同时外交大臣知道我们共同事业的全部情况。
后来我回顾此事时，惋惜当初不曾采纳新总统的建议。我过去没有见过他，我觉得有许多事情要是能跟他面谈那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尤其是，如果能分成几天谈，不匆忙，也不拘束。我觉得奇怪的是，特别是在最后的几个月内罗斯福不曾使他的副总统和可能的继承人充分熟悉事情的全过程，也没有叫他参预正在执行的决议。这显得对于我们的事业有着极大的不利。亲历其境、躬预其事，同事过境迁之后靠阅读卷宗文件去了解情况，两者之间是无法相比的。例如艾登先生是我的同僚，他知道每一件事情，因此任何时刻都能够把我的全部领导工作接过去，尽管目下我的健康很好，精力也极充沛。但是美国的副总统是从原来知道得很少和权力较小的地位，一跃而掌握最高的权力。杜鲁门先生在这个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