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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畏惧。这种计划，必然要使日本的舰队轻率地转移力量，在澳大利亚陷于长期的涣散的战斗中。不论什么时候，只要在地中海获得决定性的胜利，就可以抽调出极其强大的海军部队，来切断侵略者和他们的根据地之间的联络。而在美国方面，它可以轻而易举地告诉日本，如果日本把舰队和运输舰开往赤道线以南，它将认为这是一种战争的行为。美国很可能有意发表这种声明；关于这种非常遥远的可能事变，我们现在不妨试探一下他们的意见。
关于截至1939年9月3日晚为止，英国和德国舰队的实力，包括已经建成和正在建造的舰只，以及根据同样基础的美国、法国、意大利、日本的舰队实力，在本书附录（6）中已分别列出。我深信（有记录为证）在世界大战的第一年内，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它们的本土方面，不会发生任何危险，而到了第一年结束时，我们可以希望海洋方面的敌人已被肃清。
这些想法，作为对第一年海战的预测而言，证明是准确的。我将在本书适当的场合，再行详述1941和1942年远东方面发生的重大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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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泰晤士报》为首的报纸舆论，赞成由不负专部责任的阁员五人或六人组成一个战时内阁的原则。据称，只有这样，对于作战政策，特别是政策较大的方面，才能采取一个广泛而协调的意见。简言之，“五个人只管指挥战争，而不管其他事务”这种作法被认为最合乎理想，然而这种办法，实际上也有许多缺陷。若干处于超然地位的政治家，不管名义上的威权多么高，但在与同他们有密切关系的重要部门的主管大臣打交道时，往往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就海陆空军三个部门来说，情形尤其如此，战时内阁的成员，对于每天进行的事务，不能负直接的责任。他们可以采取重要的决定，他们可以事先提出一般性的意见，或事后提出批评。但举例来说，他们却无法和海陆空三部大臣分庭抗礼，因为后者熟悉问题的各种细节，有专业同僚的协助，并负行动的责任。战时内阁的阁员，如果团结一致，可以决定一切，但在他们中间，意见往往不能统一。他们无休无止地进行讨论和争辩，而与此同时，战争却一泻千里地向前发展。战时内阁阁员本人对于掌握了全部事实与数字的负责大臣，当然自愧不如，不敢予以非难。他们对于那些具体负责执行与指挥的大臣，不忍再增加其负担，因此，他们就越来越成为理论上的督导者和评论者；每天阅读大量的文件资料，却不知如何使用他们的知识，促使工作的顺利进行，而不致造成更多的麻烦。在各部之间发生纠纷时，他们往往只能加以仲裁，或求得妥协。
由于这些原因，负责外交和作战部门的大臣，应该成为这个最高机构的组织成员。通常在“五巨头”中，至少有某些人并不是因为对于作战有特殊的知识和才能，而是由于他们政治上的势力才入选的。因此，战时内阁的人数，开始增加到远超出原来设想的限度。当然如果首相自己兼任国防大臣，人数可以大为缩减。就我个人而言，在我主持国政时，我不喜欢在我左右有不负责专部的阁员。我宁愿和负责专部的大臣而不愿和顾问打交道。每个人每天都应该认真地工作，负责某种确切的任务，然后才不致无事生非，或哗众取宠。
张伯伦先生原来关于战时内阁的计划，迫于形势的压力，几乎不得不立即扩大，把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掌玺大臣塞缪尔·霍尔爵士、财政大臣约翰·西蒙爵士、国防协调大臣查特菲尔德勋爵、不管部大臣汉基勋爵包括在内。除上述人员外，还增加了海陆空三部的首脑，我是其中之一，还有陆军大臣霍尔·贝利沙先生和空军大臣金斯利·伍德爵士。此外，殖民地事务大臣艾登先生和内政大臣兼国内安全大臣约翰·安德森爵士虽非战时内阁的正式阁员，也必须经常出席。这样，总数为十一人。关于负责作战的三个部的大臣加入战时内阁的决定，大大地影响了查特菲尔德勋爵作为国防协调大臣的权威。他本于惯有的善良本性，接受了这个职位。
除我以外的所有其他阁员，在最近许多年来不是主管我们国家的政务，就是与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外交与战争局面有所关联。艾登先生在1938年2月曾因外交政策而辞职，而我十一年以来始终不曾担任公职。因此对于过去的事情，以及现在显然可见的缺乏准备的情况，不负任何责任；相反地，在过去六七年中，我不断地预言祸害即将临头，现在果然大部分不幸而言中了。因此，虽然现在我掌握了海军的强大的机构，而在现阶段中，唯一负实际作战责任的，也就是海军，但我并不感到自己有什么不利的地方；而且即使我有什么不利的地方，也必然会由于首相及其他同僚的善意和忠诚的支持而消除。我和所有这些阁员都很熟悉。我们大部分都曾在鲍德温先生主持内阁期间同事过五年，而且在议会生活中变化无常的局面下，我们当然保持经常的接触，有时关系融洽，有时则又发生争执。然而，约翰·西蒙爵士和我则代表老一代的政治家。在任何其他阁员担任公职以前，我在英国历届政府中任职，断断续续的已有十五年的历史了，而西蒙爵士也有差不多长的经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紧张时期内，我曾担任过海军大臣和军需大臣。就年龄来说，虽然首相比我年长几岁，但我几乎是唯一的老一辈的人物。在局势危急时，人们的普遍心理当然是要求年轻人的活力和新的观念，而老一辈人物当权，难免会引起指责。因此，我觉得我应该尽最大的努力，以便同现在当权的一代，以及随时可能出现的年轻而有巨大才能的新人一同工作，而不致相形落伍。在这方面，我依靠自己的知识以及一切可能的热情和智力。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起见，我又使用1914年和1915年我在海军部期间被迫采用的一种生活方式，而在我看来，这种方式大大地增加了我日常处理工作的能力。我在每天下午，总是尽早地上床，至少睡眠一小时，充分利用我几乎能够立即酣睡的能力，这种能力是一种值得庆幸的天赋。我用这种方法，能够把一天半的工作压缩在一天内办完。大自然的本意，并不要求人们从早上八点钟开始，一直工作到半夜而不在中间暂时愉快地摆脱一切，稍事休息；这种暂时的休息，哪怕只有二十分钟也已经足够使人的精力重新焕发。我对于每天下午都得像儿童一样上床睡觉，感到遗憾，但我也因此得到了报酬，就是使我能通宵工作，直到第二天两三点钟，有时甚至还要晚些，而等到第二天八九点钟，我又起来重新开始工作。在整个战争期间，我都遵守这个日常规矩，而且向别人推荐，如果在遇到需要长期地利用人体中最后的一分精力时，不妨采取这个办法。第一海务大臣庞德海军上将知道了我的方法以后，立即加以实行，不过，事实上，他并不上床去睡，而只是坐在扶手椅上打瞌睡。他使用这种办法，甚至更进一步，往往在内阁会议上也入睡了。不过，只要有人提到海军一个字，就足以使他霍然而醒，打起全副精神来；他的听觉非常灵敏，头脑反应很快，所以什么事都瞒不了他。
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1）风云紧急……第二十三章 海军部的重大任务
第二十三章 海军部的重大任务
只有海战——海军部的作战计划——潜艇的袭击——装有潜艇探测器的拖网船——对商船的管制——护航制度——封锁——我主持第一次会议的记录——对南爱尔兰港口的需要——主力舰队的根据地——警戒措施不够充分——“捉迷藏”——我访问斯卡帕湾——在尤湾的回忆——“勇敢”号被击沉——巡洋舰政策——第一个月的潜艇战——收获很多的9月——更广泛的海战行动——波兰海军的锐气——罗斯福总统的来信
在希特勒对波兰展开了猛烈的进攻，以及英国和法国对德国宣战以后，紧接着却出现了一个漫长而沉闷的间歇期。这引起了全世界人们的惊讶。张伯伦先生在一封由他的传记作者发表的私人信中，把这个阶段称作“晦暗不明的战争”。①
①法伊林，前引书，第424页。
我觉得这个用语非常贴切而又达意传神，所以就用作本书下部的题目。法国的军队并没有对德国展开进攻。它们的动员已经完成，他们在整个前线虽保持接触，却按兵不动。德国人除了空中侦察以外，没有对英国采取任何其他空中行动；同时，对法国也没有空袭。法国政府要求我们暂时不要空袭德国，认为这会引起德国对他们尚未设防的军火工厂进行报复。
我们只是空投了一些小册子，希望唤起德国人更高尚的道德观念。这种离奇的陆地上和空中的战争局面，使人们惊异不止。法国和英国始终没有行动，同时，在几个星期内，德国战争机器的全部实力，已经把波兰摧毁或征服了。希特勒对于这种局面，当然没有不满的理由。
另一方面，海上的战斗从战争一开始，便激烈地进行着，因此，海军部便成为事变中最活跃的中心。9月3日，所有我们的船只仍在世界各地航行，执行他们的正常业务。突然间，它们遭到事先妥为分布的德国潜艇的袭击，特别是在英国西面海洋的入口处。当天晚上九时，开往外国的一万三千五百吨客轮“雅典娜”号被鱼雷击中沉没，有一百二十人丧命，其中二十八名是美国公民。这件暴行在几个小时内便传遍了全世界。德国政府为避免引起美国方面的任何误会起见，立即发表一项声明，说我曾亲自下令将一个炸弹放在船上，以炸毁这艘客轮来破坏德国和美国的关系。在不友好的方面，有些人竟相信这种谎言。①
①见《纽伦堡文件》，第4编，第267页及以后——“潜艇艇长的供词”。
9月5日和6日，“波斯尼亚”号、“皇笏”号和“里奥·克拉罗”号先后在西班牙沿海被击沉。
所有这些都是重要的船只。
我给海军部的第一个节略，就是关于潜艇的威胁在最近的将来可能达到的规模：
海军情报局局长： 1939年9月4日
请给我一份报告，说明今后几个月中德国现有的和将建成的潜艇的实力。请把航行远洋的和小型的潜艇加以区别。对于每种潜艇续航能力的日数和哩数，请分别加以估计。
我立即获悉敌人共有潜艇六十艘，到1940年初可以有一百艘。5日，他们提出了更详尽的答复，这是应该加以研究的。
有长距离续航能力的潜艇，数量极多，可以看出敌人实在有意使其潜艇尽早地在极远的海洋中展开活动。
海军部对于增加我们反潜艇舰只数量的问题，已有极其周密的计划。尤其是已经做好准备，要征用八十六艘最大的和最快的拖网船，并在船上装备潜艇探测器；拖网船的改装工作已经进行到相当阶段。关于建造大小驱逐舰、巡洋舰以及许多辅助船只的战时造舰计划，也已详细拟定，自从宣战以后，即已自动实行。上一次的大战，已经证明护航制度有极大的优点。海军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