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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到二十年，那么，我们就对不起我们的士兵了。
斯大林认为我们应当考虑限制德国的制造能力。德国人是一个能干的民族，非常勤劳而又富于智谋，他们会很快地复原。我答复说，我们必须采取某些控制措施。我要禁止他们的一切民用和军用的航空事业，不准设置总参谋部制度。斯大林问道：“你是否还要禁止钟表工厂和家具工厂，以免他们制造炮弹零件呢？德国人曾经制造玩具步枪，教练过几十万人学会射击。”
我说：“凡事都不会一劳永逸的。世界在不断地前进。我们已经获得了一些经验。我们的任务是要使得世界至少能有五十年的安全，办法是：解除德国的武装，禁止重新武装，监督德国工厂，禁止一切航空事业，进行有深远意义的领土方面的变更。这一切又使我们回到这个问题，就是：英国、美国和苏联是否能够为了他们之间的相互利益而维持密切的友谊，并且对德国进行监督。只要我们看到了危险，就不要害怕发布命令。”
“上次大战以后曾经有过管制，”斯大林说：“但结果却失败了。”
“当时我们缺乏经验，”我答复说。“上次的战争还不是今天这样范围的民族战争，而俄国也没有参加和会。这次的情形就不同了。”我总觉得应该孤立并削弱普鲁士；把巴伐利亚、奥地利和匈牙利组成一个广泛的、和平的而非侵略性的联邦。
我认为对待普鲁士应该比对待德国其他部分更为严厉，这样就会影响后者不敢再同前者一道孤注一掷。但不要忘记，这都是战时的心情。
“你说的都很好，不过还不够。”斯大林作了这种评论。
我继续说，俄国应该有它的陆军，英国和美国应该有它们的海军和空军。此外，三个国家还要拥有其他的手段。三个国家都得拥有强大的武装，绝不承担裁减军备的任何义务。
“我们是世界和平的捍卫者。如果我们失败了，也许会引起一百年的混乱。如果我们强大了，我们就能实现捍卫者的任务。
当然，还不仅限于维持和平，”我接着说，“三国还要指导世界的前途。我绝不愿将任何制度强使别的国家接受。我要求自由以及各国按照各自的愿望发展的权利。我们三个国家必须始终不渝地维持友好关系，从而保证一切国家的人民都能安居乐业。”
斯大林又问起怎样对待德国的问题。
我答复说，我不反对德国的劳动者，而只是反对它的领袖们和具有危险性的同盟。他说在德国各师部队中也有许多奉命作战的劳动者。他问那些来自劳动阶级（记录是这样的，但是他也许是指“共产党”）的德国战俘，为什么替希特勒作战。他们回答说他们是执行命令。他便把这些战俘都枪毙了。
※ ※ ※
我提议我们应该讨论波兰问题。他表示同意，并请我先发表意见。我说，我们曾经为了波兰而宣战，因此，波兰对于我们来说，是重要的。俄国西部边疆的安全是最重要的问题。但是我对疆界问题，没有许下任何诺言。我想同俄国人开诚布公地讨论这个问题。斯大林元帅如果肯把他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告诉我们，我们就可以讨论这一问题并达成某种协议。而且斯大林元帅应该告诉我们，保卫俄国的西部边疆最必要的是什么。这次欧战可能在1944年结束，苏联在战后将会强大无比，而俄国在采取任何有关波兰的决定中都将承担很大的责任。我个人认为波兰可以向西发展，就像士兵“向左靠拢”两步一样。如果波兰踩了德国的脚趾，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但是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波兰。波兰是欧洲这个管弦乐队中一个不可缺少的乐器。
斯大林说，波兰人民有他们的文化和语言，这些都必须保存，而不应该消灭。
“我们是否要试划一下边界线呢？”我问。
“是的。”
“议会没有授权我划定边界线，并且我相信罗斯福总统的情形也是如此。但是我们目前在德黑兰，倒可以研究一下，是否三国政府首脑在一致的努力下，能够确定某种政策，以便向波兰人提出建议，并劝告他们接受。”
我们同意研究这个问题。斯大林问是否不必邀请波兰人参加。我说“是的”，在我们对这个问题达成非正式的协议以后，再与波兰人进行接触。艾登先生这时插进来说，斯大林当天下午表示，波兰人可以向西发展，一直到达奥德河，使他深感意外。他从这种见解中看出前途颇有希望，因此很受鼓舞。斯大林问我们是否认为他会把波兰吞掉。艾登说，他不知道俄国人要吃掉多少，他们消化不了的有多少。斯大林说，俄国人不要求任何属于别人的东西，虽然他们可能会把德国咬掉一块。艾登说，波兰在东方失去的领土，可以从西方得到补偿。斯大林说，波兰也许可能从西方得到补偿，但他不知道其结果到底如何。后来我用三根火柴打比，说明我对波兰向西发展的主张。斯大林对此感到高兴。我们这群人就在这种气氛中暂时告别了。
※ ※ ※
29日早晨，英国、苏联和美国的军事首脑举行会议。我知道斯大林曾同罗斯福进行过私人谈话，现在当然正在同一个大使馆里，因此我建议在那天下午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以前，总统和我共进午餐。但是罗斯福却谢绝了，并且打发哈里曼到我这里来解释，说他不愿意斯大林知道他同我在私下会谈。
我对这点感觉奇怪，因为我认为我们三个人应当彼此同样地信任。午餐以后，罗斯福总统又会见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讨论了许多重要问题，其中特别包括罗斯福先生关于建立战后世界政府的计划。这种计划应由苏联、美国、英国和中国这“四个警察”来执行。斯大林并不怎么赞成这个意见。他说这“四个警察”不会受到欧洲各小国的欢迎。他不相信中国在战争结束时会变得强大，即使强大，欧洲国家也会对中国拥有对他们发号施令的权力而感到厌恶。在这一点上，苏联领袖确实表现得比罗斯福总统更有远见，更有切合实际的判断力。
当时，斯大林提出另一项建议：就是设立一个欧洲委员会和一个远东委员会，而欧洲委员会则由英国、俄国、美国以及可能是另外一个欧洲国家共同组成。罗斯福总统答复说，这类似我建议的区域委员会，即分别设立欧洲、远东和美洲区域委员会。他似乎没有解释清楚，我还打算建立一个联合国家最高委员会，由这三个区域委员会组成。因为我在很久以后才了解会谈经过，所以无法纠正这种错误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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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四点钟开始第二次全体会议以前，我奉国王之命，赠授陛下为纪念光荣的斯大林格勒的保卫战而特别设计铸造的宝剑。外面大厅里挤满了俄国的官兵。我用几句话说明原委以后，就将这个光彩夺目的武器递交斯大林元帅，他以非常动人的姿态把宝剑举到唇边，轻吻剑鞘。然后，他把宝剑交给伏罗希洛夫，伏罗希洛夫再把宝剑放下来。宝剑在俄国仪仗队的护送下，极其庄严隆重地从房里捧了出去。当这个行列向外走去的时候，我看见罗斯福总统在房内坐在一边，显然为这次典礼所感动。接着，我们走进会议室，又围着圆桌而坐。这次，所有的参谋长都来参加了，他们现在前来报告上午辛勤讨论的结果。
帝国总参谋长说，他们已经研究了各项作战计划，并且认识到从现在开始直到发动“霸王”战役期间，如果不在地中海采取某种行动，德国人就可能把军队从意大利调往俄国或法国北部。他们曾考虑将前哨从意大利半岛的中部往上推进，加强南斯拉夫的游击队，使他们能够牵制德国在巴尔干半岛上的德国师团，并且促使土耳其参战。他们还讨论了在法国南部登陆，以配合“霸王”作战计划。波特尔已重新检查了我们的轰炸攻势，马歇尔检查了美国在英国集结的实力的情况。
马歇尔将军谈到，西方同盟国家在欧洲面临的问题，不是部队或物资的问题，而是船舶和登陆艇以及获得距离战场很近的战斗机的机场问题。登陆艇特别短缺，而最需要的还是每艘能载四十辆坦克的登陆艇。就“霸王”作战计划来说，军队和物资的运送都是按照计划进行的。在同盟国面临的每一问题中，变动不定和成为问题的因素，几乎总在登陆艇方面。联合王国和美国的造舰计划都在加速进行，目的有二：第一，增加“霸王”作战计划初攻的规模；第二，使我们能够在地中海进行我们认为正确的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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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斯大林提出关键性的问题，“谁指挥‘霸王’作战计划？”罗斯福总统答复尚未作出决定。斯大林直率地说，如果不指定人选负责一切有关的准备，这个作战计划一定会毫无结果。罗斯福说，关于这点业已采取了措施。英国军官摩根将军已经领导了一个英美联合参谋部，为这个战役筹划了相当长的时期。事实上，万事均已决定，只是最高司令的人选尚悬而未决而已。斯大林认为需要立即派定人选，不仅负责筹划，而且负责执行。否则，即使摩根将军声称一切都已准备就绪，但一旦委派最高统帅以后，也许这位最高统帅的见解完全不同，而打算重砌炉灶。
我说摩根将军是经罗斯福总统和我本人同意，由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在几个月以前委派为最高统帅（尚待指定）的总参谋长。英王陛下政府表示愿意接受美国统帅的指挥，因为美国要负责组织进攻部队，并且在兵力的数量方面占有优势。
但是另一方面，在地中海，几乎所有的海军都是英国的，同时我们在陆军方面也占有相当的优势。因此，我们觉得这个战场的统帅，合情合理地应由英国人来担任。我建议由三国政府首脑来讨论最高统帅的任命问题，要比在较大的会议中讨论更加适宜。斯大林说，苏联政府对于任命问题不要求发言权。他们只想知道任命的人选是谁。最重要的是人选尽早地确定，而被选任的那位将军不仅要负责筹划作战计划，还要付诸实施。我也认为决定指挥“霸王”战役的人选是需要处理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并说这个问题至迟将在最近两周内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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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我陈述了英国的立场。我说，我们面临的问题多而复杂，使我有些不安。这次会议大约代表全人类中十二到十四亿的人民，他们的命运取决于我们达成正确的结论。因此，在我们面临的重大军事、政治和道义问题获得彻底解决以前，我们就不能结束会议，这点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准备只谈少数专门问题，由军事小组委员会去加以研究。
第一，已经聚集在地中海的大批部队，能对“霸王”作战计划提供何种援助？特别是驻扎在意大利的军队，对法国南部发动的进攻将达到何种规模？罗斯福总统和斯大林都提到这个计划，但是，我们还没有进行详尽的研究，因此谁也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