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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
辩论开始以前，海军中校金—霍尔起立要求约翰·沃德洛—米尔恩爵士把他的动议推迟到当时在利比亚激烈进行的战事结束之时。约翰爵士回答道，假如政府由于国家利益愿意推迟，他将立即勉强同意，但是，政府方面并未提出这种建议。我于是作如下的声明：
我已仔细考虑过这一问题，而且一点也不感迟疑，但是如果有人因局势的紧迫和严重而发出呼吁，辩论或许可以推迟。不过，这种投不信任票提案毕竟已列入议程相当时间了，而且，已经很快地传遍全世界了。当我还在美国的时候，我亲眼见到这个问题刚出现的时候所造成的强烈的激动情绪，虽说我们在国内的人对于我们制度的稳定性和我们今日政府的力量会有所了解，然而，我们国内的舆论，绝不是在其他国家所能分享与感受到的。现在，事情已发展到这种地步，而且一周多以来，这件事已成为世界每个角落的议题，依我看来，推迟决定比立即交付讨论将更为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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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把我的发言保留到辩论结束之时，我有机会来考虑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的报告，报告中列举了他认为我将遭到批评的一些要点。①
①当我开始7月2日的发言时，得到了这份文件。
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致首相 1942年7月2日
在下议院和全国，无疑都有着十分庞杂的意见，但是，我们也明白，不信任投票无论如何绝不表示全国对新闻报导的普遍反应。同时，在莫尔顿补缺选举中，政府候选人在总票数约二万张中只得到六千二百二十六张，这种极重要的结果无疑是受到利比亚战局的影响，也显示出选举人的深切不安和缺乏信任。我并不认为选举人的情感在任何意义上是个人反对首相的情感，而是对某件事做错了而产生的一般不满情绪，要求毫不延迟地加以改正。就我所能推测到的而言，责难的情绪集中在下列六个主要问题上：
（1）·从·开·罗·来·的·过·分·乐·观·的·新·闻·报·导——诚然这些电讯绝非官方电讯，但是，这些电讯必然是受到军事当局提供给报纸的消息的影响；而且，这些消息的主要用意在于引导新闻记者作出过分乐观的报导，而官方公报又没有起到纠正作用，来消除这些过分乐观的情绪。一般所产生的印象是，军事当局并没有认识到战局的严重性，而且，军事情报也不准确，常常会使我们战场上的指挥官作出错误的判断。这种报道的总方针，无疑使托卜鲁克的陷落和向马特鲁退却的消息，引起了极大的震惊。
（2）·指·挥·的·才·干——有一种很普遍的看法，认为如果有较好的指挥才干，隆美尔可能已被击败，特别是在根据奥金莱克将军的说法，当时隆美尔已被打得筋疲力竭，处于危急万分的时机。可取的看法是，缺乏良好的指挥，而且，整个战役在防御战的基础之上考虑得过多，而在危急的时机，却没有必需的反击战的勇气。
这种责难使人们对于总司令或者陆军司令官是否真正掌握现代机械化战争的战略和策略，产生了怀疑；也使人们想到，是否应当全部更换指挥官，代之以对机械化战争更有经验和才干的人员。
（3）·最·高·指·挥——上述（2）所述的责难反映出对于最高军事指挥当局的广泛怀疑，怀疑他们是否同样也不合时宜，不能掌握对隆美尔及其军队作战的正确方法。与此有关的是，空军与陆军的合作没有达到可能达到的效率，而且，在最高统帅部方面，也还需要共同努力和共同计划。
（4）·武·器——也许最强烈的责难是，在战争几乎进行了三年之后，我们仍然在坦克与防坦克炮等重要武器方面处于劣势；而且，这种劣势是造成溃败的主要原因。
（5）·研·究·和·发·明——还有相当多的人认为，虽然我们这个国家有一些非常有才能的科学研究工作者、科学家和发明家，但是，在有效的装备竞赛方面，我们总是没有充分利用他们的才能，而且，为了从这个战争的重要部门得到最大的好处，在组织方法上，还有改进的余地。
（6）·空·军——人们对奥金莱克将军所说，我们在空军方面士气优良，可是却不能阻止敌人前进，不知道如何自圆其说。这导致种种怀疑，如各种精密空军武器的效用等等，而且又一次地引起对俯冲轰炸机的整个怀疑和关于飞机型式的其他疑问。在这一方面，我们非常不安，由于我们对飞机的型式存着过分僵硬的观点，这就使我们即使处于空中优势，也无法像敌人那样有效地进行空中的战斗。
鉴于我们在地中海的海军力量薄弱，我们是否可以更好地利用远程飞机？这里又产生了如何阻止敌方在利比亚的获得增援的问题。
我认为，上述各点概括了全面人民中比较认真思考问题的一部分人心目中深感不安的几个主要问题。
※ ※ ※
约翰·沃德洛—米尔恩爵士作了一次动人的演说，提出了主要的问题，开始了辩论。这项动议“并非攻击在战场的军官们，而是明确地攻击在伦敦的中枢机构；而且，我希望指出，我们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在伦敦方面，而绝不是在利比亚或其他地方。我们在这次大战中所犯的第一个重大错误是让首相兼任国防大臣”。他详述了集中在这两种职务的主管人身上的“巨大的责任”。“我们必须有一位有力的专职人员担当参谋长委员会的主席。我要求一个有魄力而不受任何方面牵制的人来任命陆军将领、海军将领等等。我要求一个强有力的人来负责皇家军队三军，……他的力量强大到足以要求为胜利所不可缺少的一切武器，……敢于让海陆空军将领们按自己的方案从事工作而不受上级不适当的干预。最重要的，我要求一个人，如果不能达到他所要求达到的目的，就应当引退。……我们之所以遭受损失，既由于缺乏首相对国内事务的慎密的审查，也由于缺乏从国防大臣或其他掌管军队的官员——不管官衔叫什么——那里得到应有的指示。……任何一位平民都很清楚，过去几个月来一系列的灾难，实际上是过去两年来的一系列灾难，都是由于我们战时行政中枢存在有基本缺点而造成的。”
约翰·沃德洛—米尔恩爵士的这番话很中肯，但是，他接着又节外生枝地说，“如果国王陛下和格洛斯特公爵殿下同意，任命格洛斯特公爵殿下出任英军总司令而无需担任其他行政职务，这将是一项颇合人意的动议。”这一动议对于他所提的议案是有妨害的，因为，人们认为这是一项把王室牵涉到引起严重争执的责任的建议。此外，几乎享有无限权力的最高军事统帅的任命与王室公爵联系在一起，似乎有几分独裁的意味。从这个时刻起，这个冗长而详尽的控诉，就似乎失却了一些力量。约翰爵士最后说：“下议院应当明确，我们需要一位把全部时间用来争取战争胜利的人，来全权负责王室的各种武装部队；如果我们有了这样的人，请下议院给他权限，使他有权独立地执行任务。”
罗杰·凯斯爵士附议这项动议。这位海军元帅由于被撤去联合作战指挥官一职深感不快，而且，由于他在职之时，我常常不采纳他的建议而更加不快；但是，我们之间的长期友谊使他在攻击中有所约束。他的责难主要集中在我的专家顾问们的身上——当然指的是三军参谋长。“在他出任首相期间，有三次——在加利波利，在挪威，以及在地中海——在执行足以使两大战役的全局改观的战略攻击时，每次都由于他的法定海军顾问们惟恐担风险，不肯和他分担责任而遭到挫败，这是令人难以容忍的。”这一论点与原提案人的论点不一致，引起了注意。独立工党的一位议员斯蒂芬先生打断发言，指出原提案人“以首相不适当干涉军事指挥为理由，建议举行不信任投票；而附议人之所以加支持，似乎是由于首相之未能充分干涉军事指挥”。下议院显然看出了这一点。
凯斯海军元帅说：“我们希望首相安排好国内事务，再一次团结全国人民来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这时，另一位工党议员恰当地插了一句话：“动议是针对中央对于战争的指挥调度。如果这项动议实现了，首相必须辞职；但是这位高贵而侠义的议员，却在向我们呼吁，让首相留任。”罗杰爵士说：
“如果首相必须辞职，那倒成为可悲的灾难了。”因此，辩论从一开始就闹翻了。
虽然如此，辩论仍在继续，而责难者却越发争先恐后地发言。新任生产大臣奥利弗·利特尔顿上校在论述对我们装备问题进行的控诉时，作了一段暴风雨般的发言，具体而充分地说明了这一方面的情况。保守党从他们的后排席位发出了对政府的有力支持，尤其是布思比先生，他作了一次有力而又有益的发言。下议院的元老温特顿勋爵恢复了攻击的力量，并且集中攻击我。“谁是实际主持纳尔维克战役的政府大臣？那就是现任首相，当时的海军大臣。……没有人敢于责备首相，因为那样做必须依照宪法的规定。……不问我们什么时候遇到灾难，我们都会得到同一答案，那就是，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切勿责备首相；我们正逐渐接近德国人的理智与道德状态：‘元首永远是对的。’……我在下议院三十七年的时期中，我从来没有见过像现在这样企图为首相开脱责任的情况。……在上次大战中，我们从来没有可以与现在相比的一连串灾难。现在，看看政府用什么来开脱责任吧——因为‘元首永远是对的’。我们都同意，首相是我们在1940年勇气和坚定意志的统帅。但是，自从1940年以来，又发生了许多事。如果这一系列的灾难继续下去，这位尊敬的绅士就应当执行任何人都能做到的最大的自我否定的行为，走到他的同僚中去——现在坐在国务大臣议席上不止一个人宜于出任首相——并且建议其中一位应该出来组织政府，而且，这位尊敬的绅士本人将在他手下任职。或许，他可以担任外相，因为，他在处理我国和俄国以及和美国的关系中是正确的。”
这些生动的辩论演说几乎进行到次日早上三点钟，我却不能听到一半以上。我自然在准备次日的答辩；但是，我的思想却集中在看来是埃及存亡攸关的战役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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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一直进行到翌日凌晨的辩论，7月2日又精神饱满地继续进行着。当然，没有拒绝自由发言，也不乏自由发言。一位议员甚至说：
在我们这个国家里有五六名其他国籍——捷克、波兰和法国——的将军，他们都受过使用这些德国武器和运用德国战术的训练。我知道这是有损我们尊严的，但是，难道不能将其中某些人临时调去指挥作战，直至我们能训练出我们自己的人才来的时候呢？把这些同里奇将军具有同等军衔的人派出去，有没有错误呢？为什么我们不调他们去负责指挥我们的军队呢？他们知道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