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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战争的种种事变始终是不可预料的，对于我们也并非完全不利。我不知道，德军参谋部是否料事如神，永远不错。此如说，不列颠战役、大西洋战役以及俄国的抵抗一定已经动摇了希特勒对于军事估计的精确性的信心。
※ ※ ※
不久，柯廷先生答复了我的14日的电报。
澳大利亚总理致首相 1942年1月18日
1．我不明白，你怎么会从我的电报中看出这样一个意见，以为我们预计整个马来亚即使没有海军的优势也能保卫下来。
2．相反，你如果查阅1941年12月1日澳大利亚政府报告第一次新加坡会议的电报，即可看到以下的电文，不幸而言中了：
“代表团所作出的总的结论是，在远东缺乏一支主力舰队的情况下，目前这一地区所能用来保卫马来亚的兵力和配备，完全不足以应付日军的大举进犯。”
3．联合王国三军参谋长部署了以下的兵力：
（1）认为保卫马来亚所必需的陆军。
（2）供应（1）项部队的全部配备。
（3）对马来亚“保证相当程度的安全”所必需的空军。
4．对于这一地区，我们已在陆军、空军以及物资方面贡献了我们所能尽的力量，并且一贯要求加强所有的防卫工作，但是现已存在着某种安于现状的想法，根据日军迅速的进展，这是不对头的。我在［12月5日］电报里说事态堪虑，原因就在于此。……
6．远在1937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就得到过保证说，联合王国的目的在于使新加坡成为攻不破的要塞。当1933年帝国国防委员会视察新加坡防务的时候，［澳大利亚］高级专员曾经指出了新加坡失陷或者主力舰队无法使用时所将引起的严重后果。他声称，归根结底，澳大利亚的整个国内防卫体系是以新加坡的完整和主力舰队在此驻防为基础的。他补充说，如果这一点没有相当的把握，澳大利亚考虑到海军防御入侵力量的不可靠，将不得不筹划更为强大的陆军和空军，以抵挡这样的危险。我把旧事重提，无非是要把我们所信奉的关于帝国和地方防务的概念切实澄清一下。就我们在太平洋战争中所承担的任务而言，我们所掌握的资源是较少的，这业已影响我们在其他战区进行合作的决策。
7．我对于克里特岛和希腊方面的意见，并不意味着我对你有所责备，我也并不是对任何人下断语，但是不能否认，空军支援的范围并没有按照诺言……我所以向澳大利亚人民坦率地说明这种局势，因为我想最好还是让他们认清事实，不要以为万事大吉，到后来反而会在事实前面感到幻灭。
8．对于联合王国人民所作的卓越的努力，谁也没有像他们澳大利亚的亲戚们怀着那样敬佩的心情。不过，我们对于自己所作出的努力，甚至对于你所认为我们不曾做到的种种事情，都不作任何辩解。如你所知，帝国的各部分处境不同，拥有的资源不同，而且各有其特殊的问题。……
我有责任充分体谅澳大利亚政府所经历的忧患以及困扰他们的危险，但是我不能不提及澳大利亚各政党，特别是工党，在战前对于防务的疏忽和对姑息政策竟予以强力的支持。
由于这份电报，总结了我所能够采取的立场，应当把它载在这里。
首相致柯廷先生 1942年1月19日
1．谢谢你坦率地陈述意见。我对于战争爆发以前的防务疏忽和绥靖政策这一点，不负任何责任。我曾在野十一年，并在战争开始前六个年头中间，我曾不断提出过警告。另一方面，从1940年5月间出任首相以来，我在决定资源的轻重缓急以及一般分配上，担负了完全的责任。从那个日子起，本岛源源向东接济援军和飞机，发挥了我们最大限度的运输量，利用了所有可能运送飞机和坦克的方法。我认为中东这一战区比起新辟的美、英、荷、澳战区来更为紧迫。我们也必须对俄国履行运送军火的诺言。谁也不能逆料日本的行动，但我确知，一旦日本进攻我们和你们，美国就要参加战争，澳大利亚的安全和最后的胜利是有保证的。
2．必须记住，仅仅在三个月前，即在皇家澳大利亚部队所驻扎的中东，我们面临着隆美尔从西和从北横扫高加索、波斯、叙利亚、伊拉克而来的两面夹攻的威胁。在这样的困境中，各种军事理论都指出了必须集中全力去消灭进犯军的一个方面。我想，在以我们的能力结成最强大的地中海东岸——里海战线的同时，最好把隆美尔搞掉。这条战线远远不是我们的资源所能供应的。后来隆美尔的部队有三分之二被消灭了，昔兰尼加被肃清了，但这仅仅是侥幸的。实在说，在奥金莱克接替坎宁安的时候，胜负还未见分晓。
3．我虽不能保证隆美尔部队的全部消灭，我们至少得到了切实的成功，已使我们摆脱了一个严重的危险，解放了重要的兵力。同时，俄国惊人的、料想不到的抵抗给了我们相当的喘息时间，在地中海东岸——里海前线上可能更好一些。
这样，我们就能够把第十七印度师，不久再把几个别的从前分派在地中海东岸——里海前线上的印度步兵师，连同英国第十八师和第七、第八两个澳大利亚师，还有力量雄厚的飞机和一些装甲部队，都从中东调到远东战区去。我们正在迅速进行。你可以想象，如果我们被隆美尔打败，如果高加索、巴库油井和波斯都遭蹂躏，我们的景况将是何等悲惨。我肯定地认为当日本还处在和平状态的时候，如果把打败隆美尔所需的兵力调到马来半岛去增援，那是会犯错误的。处处图安全，处处不会强大。
4．我们应当感到庆幸，一则因俄国的胜利，二则因我们抵抗隆美尔的巨大成功，三则因美国跟我们同时受到日本的攻击。我们在过去以及将来不得不冒可怕的危险，这种责任应该由一切在职和不在职的、没有认识到纳粹的威胁、没有乘其弱小的时候加以消灭的人们来承担。
5．1941—1942年交迭之际，我们和美国遭受了一系列重大的海军灾难，这是谁也预料不到的。一小时内，美国在太平洋上的海军优势一下子被暂时打破了。又过一小时，“威尔士亲王”号和“却敌”号被击沉了。这样一来，日本暂时获得了太平洋的控制权，无疑地，我们在远东还要进一步受到痛苦的惩罚。在影响你们的新危机中，我当批准派遣三艘地中海的快速战舰，连同四艘“皇家”级战列舰和刚刚修好的“沃斯派特”号组成一支印度洋上的新舰队，调去保护你们，这可能会起最大的作用。
6．我已把“巴勒姆”号被击沉的消息告诉了你。现在我又必须通知你，“伊丽莎白女王”号和“英勇”号都已在水下受到“人控鱼雷”的毁坏，这个鱼雷使一艘要停止活动三个月，另一艘六个月。关于上述这三艘军舰，敌人还不知道底细，你当然明白，我们不必去启发他们，我不能不请你保守这最近的绝对的秘密。
7．不过，这种恶劣的处境是会过去的。到5月里，美国在夏威夷将有一支优越的舰队。我们曾经鼓励他们，如果他们需要的话，就把他们的两艘新战舰撤出大西洋，这样做是不惜加重我们自己的负担的。我们正从四艘新式的航空母舰中抽出两艘，可能三艘，调往印度洋。“沃斯派特”号快要到达那里，“英勇”号也将随后到达。这样，只要不再遭遇不幸，印度洋和太平洋上海军力量的对比，将一定有利于我们，而一切日军的海外军事行动将失去他们现有的自信。与此同时，我们正设法在地中海加强空军力量，以解决缺乏一支战列舰队的问题，而“安森”号［我们最新的战列舰］的即将来到和“约克公爵”号的建造完成，将使我们能够应付美国实力因增援太平洋而在大西洋大大减少的局势。
8．我们一定不要灰心丧气，不要互相责难，而应该一心一德精诚团结。切勿怀疑我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忠诚。我不能为将来提供什么保证，我相信严重的考验就摆在我们面前，但我从来也不曾这样乐观过，确信我们将安全地、并且光荣地从黑暗深渊里走出来。
收到复电如下：
澳大利亚总理致首相 1942年1月22日
1．多谢你的详尽的答复，愿以同心协力报答你的盛意。
2．如同你当初预料到的欧洲事件一样，我们觉得对于太平洋的局势，比我们在伦敦所认识到的看得更加清楚了。
3．事实不幸证实了我们对于马来亚的看法的正确，戈登·贝内特关于局势严重的报告使我非常不安。
4．你所提出的长远纲领是振奋人心的，但是迫切的需要是在最近的将来。日军即将受到大举的反击，与此同时，还可能对我们要把他们从占领地区驱逐出去的实力，给予致命的打击。
澳大利亚人自称他们了解和预见到远东方面来自日本的危险，要比我在伦敦所了解的、预见的更清楚，这种论调只能就战争的全局来加以判断。集中注意力去研究他们自己的处境，这是他们的本分。我们不得不替大家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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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荷兰政府在对日战争的全部行动中有全面的、持久的配合，我们提出在伦敦成立一个机构。
我将其最后形式向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两位总理作了报告。
1942年1月19日
〔应〕由部长级的人员成立一个远东委员会。我愿任主席，其他成员将为掌玺大臣（他是我在国防委员会上的代表）达夫·库珀和澳大利亚、新西兰、荷兰的代表。澳大利亚的成员假定为厄尔·佩奇，新西兰的代表开始可能是高级专员，还要有一位荷兰的内阁大臣。委员会将与联合王国联合计划委员会委员共同商量，由自治领联络官的参谋小组予以协助。会议的职责是将各代表国的意见汇总后向主席提出报告，并将主席的意见带给委员会。这当然不会妨碍厄尔·佩奇像现在那样在涉及澳大利亚事务的时候去出席内阁会议。你同意么？
我也正在同弗雷泽以及荷兰政府商量。
2月10日，太平洋作战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我当主席，出席者有掌玺大臣、外交大臣、荷兰首相（P．S．格布兰迪博士）、荷兰大臣（乔基尔·E．密契·范·维杜纳）、厄尔·佩奇爵士（代表澳大利亚）、W．J．乔丹先生（代表新西兰）、艾默里先生（代表印度和缅甸）和三军参谋长。在后来举行的会议中，中国也有代表出席。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审查太平洋全区对日战争所执行的广泛的基本政策”。
华盛顿方面在罗斯福总统的领导下也成立了一个太平洋作战委员会，这两个委员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伦敦的最后一次会议是在1943年8月召开的。战争继续由原来的机构指挥，但是太平洋作战委员会的会议能使没有代表参加常设机构的国家得就战争如何进行发表意见。
这一切不久即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