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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三个命题是：第一，我们必须反对未来的霸主或潜在的侵略者；第二，在现在的纳粹统治下的德国，有着庞大的军备，发展如此迅速，肯定要扮演这个角色；第三，国际联盟应以最有效的方式把许多国家集合起来，使我们国内的人民团结起来，以控制未来的侵略者。我以最尊敬的态度冒昧提出这几个主要论题供你们参考。其他问题将由此推演出来。
“发现和提出某些普遍原则总比运用这些原则容易。首先，我们必须重视我们同法国之间的有力联盟。这并不是说我们必须对德国抱有不必要的敌对情绪。缓和这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是我们的责任，也符合我们的利益。就法国而论，我们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困难。法国和我们一样，是议会民主国家，非常反对战争，而且也像我们那样，在进行防务工作时有着不少障碍。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把我们在防务上同法国建立联盟一事看作一件具有根本性的事情。在形势变得那么严重和危险的今天，别的一切事情都必须放在从属的地位。
具有一种明确的理论体系并对此有深刻的信念的人，在处理瞬息万变和难以预料的事情时，总比那些鼠目寸光、凭日常见闻而冲动行事的人居于更有利的地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怎样决定行动的方向。就我个人来说，我主张建立武装的国际联盟，争取尽可能多的国家参加，以英法两国为核心，反对潜在的侵略国。让我们竭尽全力来建立这个伟大的国际机构吧！如果这件工作非我们力量所能及，或者由于别国的软弱或错误而终于失败，那么，我们至少要确保英国和法国这两个幸存的欧洲自由国家能够同舟共济，有充分而切实的希望度过任何风暴的袭击，再一次安全回港。”
如果在英法这一方再加上美国；如果把潜在的侵略国换个名称；如果把国际联盟改为联合国，把不列颠海峡改为大西洋，把欧洲改为世界，那么，我的这个议论在今天不一定就不适用。
希特勒在1936年3月强占莱茵兰到1938年3月兼并奥地利，其间相隔整整两年。这段间隔时间比我所预料的要长些。事情完全按照我所预见到和我指出过的顺序进行，只是在连续的两次灾祸之间相隔的时间长了一些罢了。在这个期间内，德国并没有浪费时间。莱茵兰的设防，或“西墙”的建设在迅速进行，一道巨大的和永久性或半永久性的防御工事不停顿地建筑起来。德国的陆军已建立在完备的征兵制基础上，还有情绪热烈的志愿兵充当生力军。德国陆军不但在数量上而且在组织的成熟和素质上，每月都有所提高。德国的空军不但保持对英国空军的优势，而且越来越超过英国。德国的兵工厂极其紧张地进行生产。在德国机轮日夜转动，铁锤日夜敲打，使整个工业成为一个兵工厂，把全部人口熔合成为一部有纪律的战争机器。在国内，希特勒在1936年秋开始实行一个四年计划，改组德国的经济，以便打起仗来有较大程度的自给自足。在国外，他建立了在《我的奋斗》一书提到的为德国外交政策所必需的“强有力的联盟”。他同墨索里尼达成协议，形成了罗马——柏林轴心。
直到1936年中期，希特勒在推行侵略政策和破坏条约时，并不是凭它的实力，而是凭借英法两国的不团结和怯懦，以及美国的孤立状态。他初次采取的每一个步骤，无不是孤注一掷，他知道他是经不起对方认真反抗的。强占莱茵兰和在莱茵兰设防是最大的赌博。结果都非常成功。他的对手太优柔寡断，不敢接受挑战。当他在1938年采取第二个步骤时，他的恐吓就不再是虚张声势的了。这时他的侵略行为是以武力为后盾的，而且很可能是优势的武力。当法英两国政府发现这种可怕的变化时，已经太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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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继续密切注视我们的战备工作。我同国防协调大臣英斯基普爵士的关系是很友好的，我在私下尽力协助他。根据他的请求，我给他写了一个备忘录，主张成立一个供应部，这时是1936年6月6日。参看附录（3）。但直到1939年春，将近过了三年，政府始终没有采取有效的行动来成立供应部，也不准备对我国军火生产采取紧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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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7月底，西班牙的议会政府日益衰败，共产主义的革命运动，或者说是无政府主义的革命运动日益高涨，结果导致了蓄谋已久的军事叛变。根据列宁亲自制订的共产主义教义和课本，共产党人应协助一切左派运动，并帮助力量薄弱的宪政派、激进派或社会主义派的政府执政，然后从中加以破坏，并从他们的逐渐失势的手中把政权夺过来，从而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事实上，西班牙所发生的事情，纯粹是俄国克伦斯基时代的重演。所不同的只是西班牙的实力并没有因对外战争而大伤元气。军队保持着相当的团结。除了共产党的阴谋之外，同时还有一个秘密策划的军事叛变阴谋。这两种势力都不是光明正大地采取合法行动的。西班牙各个阶级不得不考虑西班牙的前途。
共产党对这个衰败的议会政府进行渗透，使文明社会的一般保证都荡然无存了。双方都开始进行暗杀活动。共产主义的瘟疫异常猖獗，以致可以在大街上或床上把他们的政敌抓起来加以处决。在马德里及其四周，到处发生许多这类的暗杀事件，而以索特洛的被杀而达到高峰。他是保守派的领袖，有点像1914年世界大战之前英国政治中的卡森爵士这一类人物。这一罪行成为陆军将领采取行动的信号。佛朗哥将军在一个月之前曾写信给西班牙陆军部长，明白表示，如果西班牙政府不能在日常生活中维持正常的法律保障，陆军就会进行干预。在过去，西班牙的军事首长们曾发表过许多宣言。在圣胡尔霍将军因飞机失事遇难后，佛朗哥将军就举起叛乱的大旗。他获得了军队的支持，包括普通士兵在内。在教会方面，除了黑袍教派这个值得注意的例外情况之外，几乎所有的右派和中间派都支持他。他立刻就成为好几个重要省份的首领。有些西班牙水兵把他们的长官杀死而加入了很快就属于共产党一方的组织。共产党在文明的政府垮台时夺取了政权，并且按照他们的教义采取行动。残酷的内战开始了。取得政权的共产党人惨无人道地大量屠杀他们的政敌和富人。佛朗哥手下的人以更大的规模来回报。西班牙人以惊人的精神从容就义。双方都有许多人被枪毙。军校学生极其顽强地保卫在托莱多的阿尔卡扎的军事学院，进行激烈的战斗。这时佛朗哥的军队由南向北挺进，在每一个共产党人的村落中都留下了复仇的痕迹，终于赶到那里给他们解围。这是值得历史家们注意的一段插曲。
我在这一冲突中是中立的。我当然不赞成共产。如果那时我是一个西班牙人，他们就会杀害我和我的一家以及我的朋友了，我又怎么会赞成共产党呢？但是，我确实认为，英国政府自己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自然不宜过问西班牙的事情。
法国提出不干涉方案，让双方在没有外国援助的情况下打下去。英国、德国、意大利和俄国等国政府都赞成这个方案。结果，现在已归极端革命派掌握的西班牙政府，手里虽有黄金，却不能以正当手续买到军火。本来比较合理的办法就是按照正常的做法，承认双方处在交战状态，就像我们在1861——1865年美国内战时所做的那样。所有的大国都采取或正式同意不干涉政策。英国是严格遵守协议的。但是，以意大利和德国为一方，以苏联为另一方，都违背了他们的诺言，他们不断地给这场厮杀火上加油。尤其是德国，它用空军轰炸不设防的小城镇格尔尼卡，进行试验性的恐怖空袭。
在法国，勃鲁姆先生在六月间接替萨罗内阁而组成新政府。这个政府受到议院中共产党支持者的压力，以军用物资援助西班牙政府。空军部长科特先生本来对法国空军的实力不大关心；这时法国空军已日渐衰落；他却以飞机和军事设备秘密援助西班牙共和国军队。我为了这些发生的情况大为焦虑不安，于是在1936年7月31日给法国大使科尔宾写了一封信：
我力图保持旧日的主张，但我遇到一个极大的困难，这就是德国提出了由各反共国家联合起来的建议。如果法国把飞机等武器运给现时的马德里政府，而德国和意大利则参加另一方，那么，我可以肯定，此间占优势的力量就一定会同德意两国亲近，而与法国疏远。我给你说这些话，请你不要介意，这当然完全是我个人的意见而已。我不希望听到有人说英国、德国和意大利联合起来反对欧洲共产主义。这是最不好的事情。
我确信，严格遵守中立，强烈抗议破坏中立的行为，这就是目前唯一正确和安全的办法。如果内战陷于僵局，也许有一天国际联盟可能为了结束恐怖行为而出面干预。但是，尽管这样，我想也不见得就行得通。
还有一件事，应该在这里记录下来。1936年11月25日，各国驻柏林大使被邀请到德国外交部，纽赖特先生向他们宣布德国和日本政府商定的反共产国际公约的细节。这个协定的目的，就是采取联合行动来反对共产国际在缔约国境内或境外的国际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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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1936年，全国和议会都日益焦虑，特别是对于我们的防空。在11月12日对首相在议会的答辩进行辩论时，我对鲍德温先生未能实现他的保证进行了严厉的责难。这个保证就是：“本国任何一届政府，特别是联合政府即本届政府，将保证我国在空军方面的实力和威力再也不会比任何其攻击力量可达我国海岸的国家有所逊色。”我说：“政府根本没有下决心，或者他们根本不能使首相下决心。因此他们一直陷于奇怪的矛盾之中：决定不作决定，决心不下决心，坚决犹豫不决，坚定不移地动摇，竭尽全力无所作为。我们就这样，月复一月，年复一年——这些对英国的伟大也许至关重要的宝贵光阴，都让蝗虫吃掉了。”
鲍德温先生在一次很精彩的发言中回答我说：
我想以最坦率的态度向本院说……我和丘吉尔先生之间的意见分歧，是从1933年开始的。1931—1932年我们处在财政危机时期，尽管反对党不接受这种提法。此外还有另一个原因。我要提醒本院，我在多次的发言中，并且在不同的场合，都竭尽所能提出和维护民主的原则，我说过，·民·主·制·度·总·得·比·独·裁·制·度·落·后·两·年。我相信这句话是对的。在这个问题上就是如此。我以惊人的坦白向本院提出我个人的看法。你们会记得，那时正在日内瓦举行裁军会议。你们会记得，那时全国正流行着一种也许比战后任何时候都要强烈的和平主义情绪。你们会记得，·在1933·年·秋·的·富·勒·姆·选·举·中，·联·合·政·府·的·一·个·议·席·约·以·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