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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空研究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在1939年7月11日举行。那时，在朴次茅斯到斯卡帕湾之间，就有二十个雷达站，能够侦察到在五十至一百二十哩范围内飞行在一万呎上空的飞机。一种很满意的反干扰器和一种简便的敌我识别器已投产制造。我们还制造出装在飞机上的用信号引导飞机追踪敌机的试验装置，并进行了试飞。至于从空中侦察船只位置的试验装置，后来发现过于笨重，不适宜在飞机上使用，因而把它交给海军部，以便研究它是否能够放在船上使用。
※ ※ ※
我还要提到一件事。1939年6月，蒂泽德爵士遵照空军大臣的愿望，邀我乘坐一架相当简陋的飞机，视察在东海岸建成的各种设施。我们整整飞了一天。我将我的视察印象送给空军大臣，现在印在下面，因为从这里面可以看到我们开始进行的雷达工程的一般情况。
丘吉尔先生致金斯利·伍德爵士……我在蒂泽德的带领下，到马特累斯汉和波德塞视察了一次，这次视察，非常有趣，也很受鼓舞。如果我把我的一些想法提出来，也许会有所帮助。
这些重要的无线电测向站，有立即加以掩护的必要。我们起先认为，可以用较少的费用来建立两倍至三倍的伪装站；
后来我考虑一下，觉得似乎可以使用烟幕……
这个巧妙的新装置的一个弱点，当然就是敌机在越过海岸之后就脱离无线电测向站所及的领域，那时我们只好靠观测兵了。这好像是从二十世纪中叶退回到早期石器时代似的。
虽然我听说观测兵也是很有效的。但我们必须认为，应用无线电测向器来跟踪已侵入内陆的敌机，是迫切需要的。要使无线电测向站能转过身来侦察内陆上空，还得有一段时间，并且也仅在空中战场拥挤而混乱时才有可能……
无线电测向器的进步，尤其是在测距方面的应用，肯定对海军有很大的用处。这将使海军不论能见度如何，也能和敌人交战。在1914年，当德国的战列巡洋舰轰击斯卡巴勒和哈特尔普尔时，如果我们的视力能够穿过大雾，那么，他们的命运就完全两样了。我不明白为什么海军部对这项试验还不热心。蒂泽德也指出，不分昼夜，不管能见度如何，都可以准确发射鱼雷，这对驱逐舰和潜水艇都有极大的价值。我原先还以为这是久已进行的一件大事，因为这对我们是极其有利的。
辨别敌我的方法，对海军也是具有重大的效果的，应该用它来完全取代有危险的识别信号的方法。我想海军部对此是知道的。
最后，我为业已取得的进展向你道贺。使我们这个岛国获得无限安全的第一步已经走了，可惜我们所需要的还不仅仅是这一步，而时间是短促的。
我将在下卷说明如何凭借当时只有极少人知道的一些设施，挫败了1940年秋冬两季德国对大不列颠的攻击。毫无疑问，在斯温登勋爵及其继任人的领导下，空军部和防空研究委员会在使我们的作战飞机获得这种极其可贵的加强措施方面，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的。在1940年，当主要的责任落到我的身上，而我国的生存又有赖于空军的胜利时，由于我曾根据最详尽的官方的和技术的资料，进行了长达四年之久的深入研究和思考，这就有利于我作为一个非军人也能透彻了解空战的各项问题。虽然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弄通技术上的问题，但这门学问对我极有帮助。我认识在棋盘上的每一颗棋子，知道它们是怎么走的，别人和我谈起这一套时，我也能够完全了解。
※ ※ ※
在这几年里，我和海军部的接触，是经常的，而且是很密切的。1936年夏，霍尔爵士出任海军大臣，他准许他的官员可以同我自由讨论海军部的事务；我既然对海军极感兴趣，自然就充分利用这些机会了。我从1914年在贝蒂时就认识现任第一海务大臣的查特菲尔德海军上将，我和他在海军问题上的书信往来，则始于1936年。我同第三海务大臣兼海军军需署署长亨德森海军上将亦有多年的交谊，他专管军舰的建造和设计。他在1912年时是我们海军中最好的火炮专家，当时我是海军大臣，常常去看战列舰在从承包人接收炮架之前的试炮，我对他的工作有极高的评价。这两位官员在他们身居高位的时候，对我都极其信任，虽然我同他们有意见分歧，并曾多次严厉批评过他们已做的或没有做的工作，但从来没有因工作上的不满或指责而有碍于我们的交往。
海军航空兵究竟应属海军部还是应属空军部的问题，在这两个部和两个军种之间发生剧烈的争论。我赞成海军的意见，我曾把我的主张在议会上提出来，使我收到第一海务大臣写给我的一封恳切的感谢信。在信中他提出了海军政策的全部问题。托马斯·英斯基普爵士到恰特韦尔看我时，问我对这个似乎双方都有道理的问题有什么看法。我为他拟出了一个备忘录，这个备忘录后来几乎逐字逐句都为英王陛下政府所采纳。①
①见附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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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政府终于决定又开始建造战列舰时，我对战列舰的设计非常关心。直到这时为止，皇家海军所有的主力舰，实际上都是在1911年到1915年我主持海军部的期间内建造或设计的。只有“纳尔逊”号和“罗德尼”号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建造的。我曾在《世界危机》一书中详述我第一次任海军大臣时重建海军的全部过程，以及“伊丽莎白女王”号级快速战列舰的设计经过。那时我能充分发挥费希尔勋爵的才能和妙想。对于军舰的建造，我常常能运用我自己的思想，而我这些思想又是从许多海军专家那里得来的，至今我仍持有坚定的见解。
我一听到内阁已同意一个建造战列舰的规划方案时，我就立即断定，我们的新舰应继续装备十六吋口径炮，而且用三座装有三门十六吋口径炮的炮塔；这样是可以达到在排水量三万五千吨的限度之内的，这个条约上的限制，只有我们才严格遵守。我和霍尔爵士有过几次商谈和通讯。我听到一些议论，不能使我信服，我开始在下院提出把装十四吋口径炮和十六吋口径炮的军舰舷炮齐射时的后座力相比较的问题。他们提出了下列数字，供我个人参考：
装有九门十四吋口径炮的军舰舷炮齐射的后座力……六点三八吨。
装有九门十六吋口径炮的军舰舷炮齐射的后座力……九点五五吨。
十六吋口径炮的数字，并不是根据“纳尔逊”号现有的十六吋口径炮，而是根据美国人预备装在他们的新主力舰上的一种假设的十六吋口径炮算出来的。
我深深感到十六吋炮的舷炮齐射后座力确有其优越性。
于是，我写信给霍尔爵士：
爵士： 1936年8月1日
蒙你对我的意见给予重视，至感荣幸。乍看起来，这是有理由的。我不能答复关于延搁如此之久的问题的争论。这一次又是只有我国受条约之苦。我深信不疑的是，我们可以建造一艘三万五千吨的军舰，装三座十六吋口径炮的三联装炮塔，它比起用十四吋口径炮的办法来，火力一定要强大得多。它不但是可能比较好的军舰，而且肯定被列为较好的军舰。每一个人，包括在舰上服役的人在内，都会认为它是海军力量更加强大的标志。不要忘记，德国人在他们的大炮的每一吋口径中都取得了比我们好得多的实效。他们发射的炮弹比我们的重，打得更远、更准确，结果有巨大的打击力，不仅是舷炮齐射后座力大大增加，而且十六吋口径炮弹的爆炸力当然比十四吋口径炮弹大得多。如果能穿过装甲，则在炮弹的爆炸力上再下些功夫也是值得的。
另一个问题是关于炮塔的数量，如果三座炮塔可以取得更大的打击力，那么，装四座炮塔（我假定每座重二千吨）是多么大的浪费！如果用三座炮塔，则可以使装甲增厚用以抵抗炮火和鱼雷，舰面甲板上也可以腾出较多的地方来安装高射炮群。如果你要你的部下向你提供十六吋炮军舰的图解说明，我深信他们会给你说明十六吋炮舰一定比十四吋炮舰有更好的布局。当然，关于射击控制、炮弹播散等问题，还会有所争论，我在这些问题上是完全外行了。但是我想，使用四发和五发轮番齐射，也许能收到较好的射击效果。
如果我处在你的地位，我怎样也不会接受十四吋的计划。
如果海军部决定建造两艘十四吋炮的军舰，而几个月后日本和美国却一心一意地建造十六吋炮的军舰，那么，我们的海军部就显得够愚蠢的了。我想倒不如推后些日子，还可以省去六个月的建造时间。以每艘七百万镑的代价来特意建造并非世界上最强的战列舰，那是不堪设想的！老费希尔常说：
“英国的海军，在海上总是第一流的。”
不过，这些都只是预言而已！对于所有这一切，在以前，我曾想过多次，否则我也不敢冒昧地向你陈述。我一定按照你的建议和查特菲尔德谈谈。
海军大臣对我的意见绝无反感，我们之间此后时有函件往返，我并且同他和第一海务大臣有过几次谈话。霍尔爵士在1937年5月底离开海军部前，他交给我两份海军参谋部所拟的备忘录：一份是关于战列舰问题；另一份是关于巡洋舰问题。海军部对战列舰设计的理由是：自从华盛顿条约以来，英国为了经济的原因仍然主张减低排水量和缩小炮的口径，所以在1936年，当政府终于批准建造新战列舰时，不可能把十四吋口径炮或三万五千吨排水量的条约限制置之不理。而“英王乔治五世”号级战列舰的设计，在确知其他国家在最近的将来是否继续接受条约的限制之前，就不得不开始进行。事实上，“英王乔治五世”号级军舰的炮塔，直到1936年5月才开始定造。如果海军部把设计的决定推迟到1937年4月以后进行的话，则到1941年，可用的军舰就只有两艘而不是五艘了。如果外国到时超过华盛顿条约的限制，那时，1938年计划开始建造而将于1942年完成的军舰的设计，就可以采用较大的吨位和口径。
如果我们终于不得不建造前后对称的十六吋口径炮舰，而同时又不牺牲“英王乔治五世”号级在结构上的坚固性和其他特性，则其排水量就得大为增加。结果造成的军舰不能通过巴拿马运河，除了增加每一艘军舰的造价外，我们还得扩充我们的船坞。海军部同意我的主张，即认为设三座炮塔共九门十六吋口径炮的军舰优于四座炮塔共十门十四吋口径炮的军舰。他们后来设计的战列舰，都是只有三座“多管炮塔”的军舰。
在把这份篇幅很长很厚的文件加以研究以后，我认识到我们不能因要在第一批的五艘战列舰中安置较大口径的炮而拖延了。作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