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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机，［如果不是］把大批教练机停放在飞机场上不用，那么，德国就不能凭这样少的教练机来维持他前线的实力。
法官辛格尔顿先生将在星期日前来同我共进午餐，我想请他着手进行我们一致同意的调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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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辛格尔顿先生同空军人员及其他专家工作得很出色。1月21日，他向我提出了最后报告。要用实际的数字来比较英国和德国空军的实力，是极其困难的。每一方都把它的空军力量分成核定编成的飞机、飞机总数、“适于作战的飞机”和“前线飞机”等项。这些项目彼此不同，分别由双方任意规定而且时常变动。而且皇家空军有本土空军与海外空军之分，而这时德国的空军则全部驻在国内。因此，我不想拿一些值得争论的统计数字来为难读者。法官的结论是，德国空军和英国空军的实力约为四比三。虽然空军部（情报处）仍然认为德国的飞机还要多于此数，而经济作战部则认为少于此数，但意见却相当接近，于是辛格尔顿的估计便成为我们进行工作的基础。我从他的报告中得到了鼓励，这个报告表明，我们的空军力量正在稳步地赶上德国。当法兰西战役刚刚开始的时候，他们的飞机至少超过我们一倍。现在据报告，他们同我们不过是四与三之比了。我们在战后了解到，实际上是接近于三比二。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我们空军的发展还没有达到最高速度，同时我们还没有收到正在运输途中的大批美援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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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0年底，希特勒便已认识到，单凭直接的空袭是无法摧毁不列颠的。不列颠战役曾经是他第一次遇到的挫败，对城市进行的残酷轰炸并没有吓倒这个国家或它的政府。在1941年初夏进攻俄国的准备工作，吸引了德国大部分的空军力量。我们在5月底以前多次遭到的激烈轰炸表明，敌人已不再倾注其全部力量空袭我国了。对我们来说，这些轰炸是极其残酷的，但它们已不再是德国最高统帅部或德国元首的主要意图了。在希特勒看来，继续空袭大不列颠是集结兵力对付俄国的一种必要的、方便的掩护手段。他的乐观的日程表设想苏联将和法国一样，在一场为期六个星期的战役中被摧毁，然后所有德国军队就可以腾出手来，在1941年秋季最后征服不列颠。在这期间，这个顽固不屈的国家将被拖垮，首先用远程飞机支援潜艇进行封锁；其次是空袭它的城市，特别是港口。德国陆军的“海狮”作战计划（进攻英国）现在已被“巴巴罗萨”作战计划（进攻俄国）所代替。德国海军奉命集中骚扰我们在大西洋上的交通，德国空军则袭击我港口和海口。试与滥炸伦敦和一般市民的行动相比较，这是一个更加恶毒的计划。我们幸运的是，他们没有以全部的现有力量坚持不懈地进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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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起来，1941年的闪电战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月和2月间，敌人因天气恶劣而未得逞。除了加的夫、朴次茅斯和斯温西以外，我们的民防组织得到了一个很有帮助的喘息机会。帝国防务委员会在战前早就建立了港口紧急措施委员会的制度，它代表着与港务机构有关的一切重要权益。经过1940年冬季艰苦经验的磨练，而军事运输部又愿意采取分权的办法来给予支持，这些港口紧急措施委员会现在得以更有效地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它们也能够通过地区委员很有把握地获得外界的援助。我们也不忽视积极的防御方法。不少地方准备了烟幕，这种方法很不受欢迎，因为烟幕污染了当地居民的房屋；但是后来在保护英格兰中部工业中心时证实了它的价值。也曾准备好诱敌篝火，以迷惑敌人的轰炸机，整个防御计划的各个部分已交织成为一个配合得宜的体系。
天气较好的日子到来了，敌人又开始进行激烈的闪电战。
第二个阶段，有时称之为“德国空军漫游港口”的阶段，是从3月初开始的。每日有一次或两次空袭，轰炸尽管很厉害，却并未完全破坏我们的港口。在3月8日，以及其后的连续三个晚上，朴次茅斯受到猛烈的空袭，船坞被毁。曼彻斯特和索尔福德在11日受到袭击。在以后几日的夜间，轮到了默尔西河一带。13日和14日，德国空军首次猛烈袭击克莱德河，居民死伤两千人以上，船厂停工，有的厂停工至6月，有的停工至11月。约翰·布朗造船厂因大火停工，直到4月间才恢复正常的生产。这家公司从3月6日起发生大罢工，受到很大的影响。大多数罢工工人因轰炸而无家可归，但是，遭受轰炸的损失和危险却使他们回到工厂，热烈地工作起来。默尔西河一带、英格兰中部、埃塞克斯郡和伦敦都在3月底受到了另一次轰炸。
4月份以后才开始受到最猛烈的空袭。4月8日，敌人集中轰炸考文垂。全国另一个受到猛烈轰炸的地方是朴次茅斯。
伦敦在16日和17日遭到严重的空袭，炸死两千三百人，重伤三千多人。在第三个阶段，也就是最后阶段，敌人试图利用持续的轰炸来摧毁我们大部分主要港口，对某些港口曾连续轰炸达一星期之久。普利茅斯从4月1日到29日遭受空袭，虽然借着诱敌篝火挽救了一些船坞，但是，城市却遭到重大损失。5月1日敌人空袭达到了最高潮，利物浦和默尔西河一带曾连续七个晚上受到空袭。无家可归者七万六千人，死伤三千人。在一百四十四处停泊所中有六十九处被炸得不堪使用，因而起岸的吨位一时曾减少到四分之一。如果敌人坚持下去的话，大西洋战役甚至会更加势均力敌，胜负难分。但是，敌人像往常一样，又转到别处去了。敌人对哈尔狂轰滥炸了两个晚上，毁坏了四万人居住的房屋，炸掉了粮食仓库，使海军机械厂瘫痪了近两个月之久。贝尔法斯特过去曾两次遭受轰炸，4月间又遭受了一次空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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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1日，我以布里斯托尔大学名誉校长的身分授予美国大使怀南特先生、哈佛大学校长科南特博士以及澳大利亚总理孟席斯先生以名誉法学博士学位。我的夫人与我同行。我们的专车停在野外的一条侧线上过夜，但是，我们能够看见并且听到对布里斯托尔城的剧烈空袭。专车在清晨进站，我们直接驱车到饭店去。我在饭店里见到了许多高级官员，我几乎立即出发去巡视这个城市被炸得最惨的地方。空袭服务团的人员正在热情地工作着，仍然有人从瓦砾堆中被挖掘出来。苦难深重，但是市民的意志却是不可战胜的。在一个休息站里，有许多老年妇人，她们的家已经被毁，她们坐在那里，似乎仍然惊魂未定，这情景是凄惨的。我走进去的时候，她们擦去眼泪，为国王和国家欢呼。
授予学位的仪式按照计划而行。我乘车巡视被炸得最惨的地区达一小时，然后到布里斯托尔大学。一切都按照严格的仪式进行，可是紧挨着这所大学的一座巨大的建筑物还在燃烧，而且几位主要人物身上崭新的大学礼服，却遮盖不住由于一夜辛苦湿透了和污染了的制服。这番情景实在令人感动。我说：
“今天到场的人中，有许多位通宵坚守岗位。我们大家都一直处于敌人猛烈、持久的轰炸的威胁之下。你们在这样的环境中聚首一堂，是坚忍与冷静、英勇无畏与超脱俗务的标志，这和我们所知道的、相信的关于古代罗马和现代希腊的一切品质相比，是毫不逊色的。
“我常到全国各地，只要我能够摆脱总部的事务几个小时或者一天，我便到各地去巡视。我见到了敌人的空袭所造成的创伤，但是我也在劫后废墟中见到了沉着、自信、明快而含有笑意的眼光，这眼光表明他们意识到自己已与一个远比任何人类的或个人的问题高超得多、广阔得多的事业联结在一起。我见到了一个不可征服的民族的精神。我见到了一个在自由中孕育出来、在数百年来遗留给我们的传统中培养起来的精神。这种精神在目前的时刻，在世界历史的这一转折点，一定能使我们负起自己的责任，这样，我们的后世子孙将没有任何理由去指责他们的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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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期间，巫术战正在以它奇特的方式逐步展开。关于它的最初的一些新式武器的制造情况已经在以前的一卷书中述及。我们曾经设想，我们的科学家们对当时尚未证实的雷达所作出的诺言一定会兑现；早在1937年秋季，我们便围绕着这一设想重新制定了大不列颠的空防计划。1939年9月，当张伯伦先生的座机载着争取和平的使团出国时，海岸雷达网中最初的五个雷达站，即防卫泰晤士河口的五个雷达站，就曾用来瞭望他的座机起飞和返航。从1939年春季起，曾在从敦提到朴次茅斯的十八个雷达站开始了每日二十四小时的瞭望，在其后六年中从未中断。这些雷达站犹如空袭警报机构的看门狗；它们既使我们的战时生产免于受到严重损失，又免除了我们的民防工作人员难以忍受的负担。它们使高射炮手不必过多地、令人腻味地呆在操作岗位上。它们使我们免于消耗人力与飞机，如果我们的无比优秀的但力量微薄的战斗机队不得不经常巡逻的话，这支力量势必消耗殆尽。它们的精确程度还不能满足夜间截击的需要，但是它们能使日间战斗机得以在最有利的高度和方位上等待敌机。它们对于日间战斗的胜利所作出的决定性的贡献中，曾受到其他新式技术设计①装备起来的观察站的支援和辅助。这些观察站在低空飞行的敌机逼近时，便发出警报——他们发出警报时距敌机到来的时间虽都很短，但却很有价值。
①在我们的隐语中称作C．H．L．和C．H．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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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尽管德国在射束上有了种种改进，我们仍然可以进行干扰。这里可以举一个实例。德国人计划在5月8日夜间空袭两个地方，第一个是德尔比的罗尔斯——罗伊斯工厂；第二个是诺丁汉。由于我们干扰了他们射向德尔比的射束，他们还是空袭了诺丁汉，那里有从昨夜起还在燃烧着的小火。他们的原来的误差又使他们将第二个轰炸指向贝尔沃山谷，从这个山谷到诺丁汉的距离和从诺丁汉到德尔比的距离大致相等。德国公报宣称，德尔比的罗尔斯——罗伊斯工厂被炸毁，实际上，他们并没有飞近德尔比，但是曾在旷野中投下了二百三十颗高爆炸力的炸弹和大量的燃烧弹，伤亡总数为两只小鸡。
最剧烈的一次空袭是最后的一次。5月10日，敌机载着燃烧弹重临伦敦。敌人燃起了两千多处火灾，并炸毁了自来水总管道约一百五十处，这时正值泰晤士河潮水低落，我们无法扑灭火灾。翌晨六时，据报告称，有数百处火灾无法控制，有四处火灾一直烧到13日夜间。这是整个闪电战的夜间空袭中破坏性最大的一次。五座码头和七十一个要害地区——其中一半是工厂——被击中。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