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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之一还在身上带着一张自由法国主要拥护者的名单。戴高乐的代表乘着一只悬有一面法国国旗和一面白旗的船前往，竟被拒绝，随后乘坐一艘汽艇进港的其他人员也遭到射击，其中两人还受了伤。所有的人都横下了一条心；这时，英国舰队在雾中逼近，驶到距岸边五千码的水域。上午10时，港内的一座炮台对我侧翼的一艘驱逐舰开炮，我方还击，于是很快就展开了一场大战。驱逐舰“英格菲尔德”号和“先见”号受轻伤，而“坎伯兰”号的机舱被击中，不得不退去。
一艘法国潜艇刚露出潜望镜就被飞机击中，还有一艘法国驱逐舰也起了火。
关于军舰对炮台的问题，曾经长年累月地争论了很久。纳尔逊说过，用一个六门炮的炮台，就足以抵御一百门炮的一列军舰。1916年，鲍尔弗在达达尼尔视察时说：“如果军舰上的大炮能在炮台射程达不到的地方轰击炮台，则战斗双方的势力便未必如此悬殊。”这一次，英国舰队如果正确地部署，在理论上是可以与达喀尔炮台交战的，而且可以在二万七千码的距离外，发射若干发炮弹之后击毁达喀尔炮台九·四吋口径的大炮。但是，这时维希政府的军队还有那艘“黎歇留”号战舰，它可以用两门十五吋口径的大炮同时轰击。英国海军上将必须把这一点估计在内。最要命的，是有雾。因此，在上午11时30分左右炮战完全停息，所有英国和自由法国的舰只都退去了。
下午，戴高乐将军企图让他的部队在律菲斯克登陆，但是，这时大雾更浓、方向愈难辨明，只得放弃这个计划。下午4点30分，各司令官决定撤走军队运输舰，次日再继续作战。报导这一消息的电报于下午7时19分到达伦敦，于是我便在9月23日10时14分以我私人的名义向各司令官发出了以下的电报：
既然已经开始，我们就必须干到底。不论情况如何，我们均不罢手。
当夜向达喀尔总督递送了最后通牒，他答复说，要保卫该港，直到最后一兵一卒。各司令官回答说，他们打算继续打下去。24日的能见度比昨天好些，但仍然模糊。当我们的舰只逼近时，岸上的炮台向我方开火，同时“巴勒姆”号和“坚决”号与“黎歇留”号在距岸一万三千六百码的海域交战。
不久后，“德文郡”号和“澳大利亚”号与一艘巡洋舰和一艘驱逐舰遭遇，结果将那艘驱逐舰击伤。大约在10时左右轰击停止，这时“黎歇留”号已被一枚十五吋的炮弹击中，曼努耳要塞也中了一枚十五吋的炮弹，另外一艘轻巡洋舰也起了火。此外，有一艘敌方潜艇在企图阻扰我们前进时被我方投掷的深水炸弹逼上水面，船员宣布投降。我方没有一艘军舰被击中。下午，又开始轰击了一会儿。这一次，“巴勒姆”号被击中四次，但伤害不大。这一场轰击毫无结果，只是表明了对方防守牢固，守军有进行抵抗的决心。
9月25日恢复战斗。当日天气晴朗，我方舰队在离岸两万一千码的海域开炮，这次不但遭到岸上炮台准确的回击，也受到“黎歇留”号的两门十五吋口径大炮的同时射击。达喀尔驻军司令所放的烟幕遮住了我们的目标。刚过9点，“坚决”号战舰便被一艘维希潜艇的鱼雷击中。此后，海军上将“鉴于‘坚决’号的情形、敌潜艇继续进攻的危险以及岸上守军的射击既异常准确而且又决心抵抗”，便决定撤到海面去。
与此同时，上午10时在我缺席的情况下召开的国防委员会，认为不应向各司令官施加压力，强要他们采取有背于他们明智判断的行动。内阁于上午11时30分开会，会间，传来了今晨作战结果的消息。根据这些消息，似乎可以清楚地看出，就慎思明辨和我方人力、物力所能容许的范围来说，我们已经尽到了最大的努力。有几艘优秀的军舰遭受重创。对方显然要死守达喀尔。谁也难以断定，长久打下去的激烈情绪是否会引起法国维希政府宣战。因此，经过痛苦的讨论之后，一致同意不再打下去了。
于是我向各司令官拍发了以下的电报（9月25日下午1时27分）：
根据所有我们截至目前获得的消息，包括“坚决”号的受创，我们决定放弃进攻达喀尔的计划，因为我们显然将遇到不幸的后果。除非还发生了什么我们现在尚未获悉的情况，使你们打算强行登陆，否则，应就此罢手。请用“最急”电报通知，你们是否同意这样做，但是除非情况转变得完全有利于我方，否则在未接到我们的答复以前，不应真正开始登陆。
假设放弃这一计划，我们将尽力用海军掩护杜阿拉，不过我们不能保护在巴瑟斯特的戴高乐的军队［如果他们还在那里的话］。我们现正考虑向弗里敦调派援军的问题。一俟接到你们的答复，我们即发出如何处理其余的部队的指示。
各司令官的答复如下：
同意罢手。
※ ※ ※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0年9月25日
我对我们不得不放弃进占达喀尔的计划深感遗憾。维希方面比我们先到一步，并利用其党羽和干练的炮手加强了防御工事。一切同情我们的人都遭到扼杀和镇压。我们有几艘军舰被击中，当你想到我们已有的负担时，当可了解，如坚持强行登陆，将使我们承担不适当的义务。
※ ※ ※
在三天的炮击中，没有一艘英国军舰被击沉，只有“坚决”号受创，在几个月内不能参加战斗，另外还有两艘驱逐舰需要在国内船坞大修。维希方面有两艘潜艇被击沉。其中有一艘潜艇的船员获救，两艘驱逐舰被烧毁和搁浅了，“黎歇留”号战舰被一枚十五吋炮弹击中，并受到两枚险些把它击中的二百五十磅炸弹的创伤。在达喀尔当然无法修理这艘庞大的战舰，它在7月间便一度因受创而不能航行，现在我们肯定可以不再把它作为一个敌对因素来考虑了。
在这次远征计划中，谈一下战时内阁和几位司令官的主张之一变再变，是很有趣味的。几位司令官起初并不十分热心，欧文将军给自己留了退路，他给帝国副总参谋长写了一篇长长的备忘录，备述种种理由，强调一切困难。当远征军驶过加那利群岛以南的时候，法国巡洋舰队和驰援的维希党羽，挟法兰西共和国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权威，溜过了直布罗陀海峡。从这时起，我便确知形势已经转变；战时内阁根据我的建议，并在参谋长委员会的支持下，一致同意，在为时尚不为晚而且没有遭受什么损失的时候，中止这一行动，以免暴露我们的计划失败。
这时，在战地的几位司令官却站了出来，强烈要求采取行动，战时内阁认为，而在我看来也十分正确，应该听凭各司令官自行判断，准许他们放手去作。因此，就试行登陆，达喀尔坚强有力的抵抗立即表明，战时内阁自己的意见和它听取的意见都是正确的。
达喀尔一战的剧烈程度，虽然远远超过我们的意料，但是，在维希政府不会对英国宣战这一点上，我们还是没有判断错误的。他们只是用北非的空军轰炸直布罗陀作为报复。9月24日和25日，他们曾对直布罗陀的港口和船坞连续不断地进行了空袭；第一次，在港口投下了一百五十颗炸弹；第二次，出动飞机约一百架，投弹比第一次多一倍。法国飞行员似乎并不认真，多数炸弹都落到海中。有一点小损失，伤亡不大。我们的高射炮队击落敌机三架。达喀尔之战的结果是维希政府得胜，于是这件事就这么暗中“了结”了。
对有关的英国海军和陆军司令官并没有加以任何责备，他们一直供职到战争结束，那位海军上将还得到了最高的荣誉。对敌情估计的错误应从轻处理，这是我行事的准则之一。
如果他们根据对当地情况的了解认为可以完成任务，那么，他们之踊跃一试是十分合乎情理的；他们低估了法国巡洋舰及援兵的到来对维希驻军所产生的影响，这决不能算作他们的过失。关于戴高乐将军，我曾在下议院说过，他这次的行为和表现，使我对他比以前更加具有信心。
达喀尔插曲的经过值得认真研究，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不但说明了不可逆料的意外事件对战争将产生何种影响，而且，还揭示了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的相互作用，以及联合作战的困难，特别是有盟军参加的时候，尤为困难。在一般的人看来，它似乎是一个估计错误，部署混乱、临事怯懦和糊里糊涂的突出实例。在美国引起了一片强烈的批评，因为达喀尔靠近美洲，美国人对它有特别的兴趣。澳大利亚政府也感到忧虑。国内也纷纷抱怨战争指挥失当。但是，我决定不作任何辩解，议会也尊重我的意愿。①
①见附录（4）中我与孟菲斯先生的通信。
※ ※ ※
回顾起来，也许应该对这些事情采取一种比较清醒的看法。研究海军史的人，将十分惊奇地发现，它和将近三百年前发生的一件事情非常相似。1655年，克伦威尔曾派遣一支海陆联合远征军去围攻西印度群岛的圣多明各。那次进攻没有成功，但是远征军司令官没有空手而回，他们接着去夺取了牙买加，从而把失败变成了胜利。
虽然我们在达喀尔失败了，但是我们却得以阻止法国巡洋舰的前进，并且使他们一心想去挑唆法属赤道非洲驻军的企图落了一场空。戴高乐将军不到两个星期就拿下了杜阿拉和喀麦隆，使它们成为推动自由法国事业的一个基地。自由法国在这些地区的活动起了一定的作用，不但制止了维希毒素的渗入，而且，由于他们控制了中非，从而使我们后来从塔科拉迪到中东穿越非洲大陆的航空运输线得到了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最光辉的时刻……第二十五章 艾登先生的使命
第二十五章 艾登先生的使命
1940年10月
张伯伦先生退休——内阁的人事变动——保守党的领导——我决定继任保守党领袖的理由——重开滇缅公路——致罗斯福电——我们在沙漠前线的力量加强——我对中东军政当局的责难——对马耳他岛的忧虑——艾登先生飞往中东——1940年10月13日我对形势的估计——艾登先生在开罗同各将领举行会议——他的报告和要求——我们在马特鲁港的力量逐渐加强——艾登先生和史末资将军预定在喀土穆会晤——我打算对意军采取先发制人的进攻——应更妥善地利用我们在中东的人力物力。
9月末，张伯伦先生的健康状况大为恶化。7月间，他曾动过一次手术，进行检查，手术之后，他很勇敢地又回到了自己的岗位；检查结果，医生们认为他得了癌症，不是外科手术所能治疗的。现在他才明白实情，并且知道自己再也不能恢复工作了。因此，他向我提出辞呈。由于事态的发展十分紧急，我认为必须在政府中进行前文叙及的人事变动。约翰·安德森爵士任枢密院院长并主持内阁内政委员会。赫伯特·莫里森接替他为内政大臣兼国内安全大臣，安德鲁·邓肯爵士任军需大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