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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王陛下政府决定，法国巡洋舰之到达达喀尔，已使我们不能执行进占达喀尔的计划。此间曾经研究过代替的计划。
鉴于前往波马柯的交通困难，军队缺乏运输工具，来自达喀尔的敌军可能先发制人，因此，看来，在科纳克里登陆成功的机会不大。另外，以现有的海军力量，是不能从海上对达喀尔实行严密的封锁的，所以即使戴高乐的军队到达波马柯，也不会对达喀尔的形势有多大的影响。看来，最好的办法是让戴高乐将军的军队在杜阿拉登陆，以巩固喀麦隆、赤道非洲和乍得，并把戴高乐的势力伸张到利伯维尔。远征军中的英国部队目前应留在弗里敦。
除非戴高乐将军对后一办法表示坚决反对，否则应立即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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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征军在9月17日到达弗里敦。所有的将领都激烈反对放弃进占达喀尔计划。坎宁安海军上将和欧文将军认为，在未判明维希巡洋舰到达达喀尔究竟使当地的人心振奋到何种程度以前，不能认为它们一出现在那里，就大大改变了以前的海军形势。据说，那些巡洋舰目前都已在甲板上张开了布篷，其中两艘的停泊位置充分表明它们毫无战斗力，而是一个轰炸的绝好目标。
这是当时形势的另一转折点。在战争的现阶段里，很少见到现场的司令官一心要采取大胆行动。通常要求冒险的压力是来自国内。这一次，这位将军，即欧文将军，在出发以前曾仔细地用书面列明他的一切顾虑。因此，我对于他们现在想把这个错综复杂、半政治性的作战计划付诸实验的高昂的热情感到惊喜。如果现场的军人认为此时应当大干，而且敢于大干，我们当然应当放手让他们去干，所以我在9月16日下午11时52分发出了以下的电报：
你们有对整个形势自行判断的充分自由，并请与戴高乐进行磋商，我们对你们提出的任何建议均将予以仔细的考虑。
不久，又收到了戴高乐将军的一份措辞激烈的抗议，他希望执行原来的计划。他说：“如果英国政府坚持它新近否决从海上直接进攻达喀尔的决定，我要求，至少要当地的英国海军和空军部队立即惠予协作，支援并掩护这场由我本人率领、用我自己的军队从内地进攻达喀尔的战斗。”①
①1940年9月17日上午11时55分收到。
这时，我们的司令官报告说：①
①海军部于1940年9月18日上午7时56分收到。
在今日的会议上，戴高乐坚持有及早对达喀尔下手的必要。……有人告诉他，如果派特工人员到达喀尔进行酝酿，不过多地延误应该采取的行动，并避免在行动中带有过于浓厚的英国色彩，则他很可能在达喀尔得到有力的支持。他的特工人员已经在巴瑟斯特准备好了，而且也得到了指示。戴高乐现在建议，原定可不遇抵抗而进入达喀尔港口的计划应照旧进行，如果失败，自由法国部队将试行在律菲斯克登陆，遇必要时则由海空军支持，然后由此向达喀尔推进。英国部队只是在建立桥头阵地以后，需要他们支援时，才进行登陆……
对一切因素慎重考虑之后，我们认为，这三艘巡洋舰虽到达达喀尔但并未怎么增加我们一向甘冒的危险，以致使我们应该放弃这一企图。因此，我们建议接受戴高乐的新建议，如果他失败了，则英国军队就应当着手登陆，像以前计划的那样尽力把他扶持起来。我们认为，增加［我们］海军的实力无论如何是最关重要的。
行动计划应在接到陛下政府的决定后四日内执行。
最后，欧文少将给帝国总参谋长来电说：
正如你所知道的，在这一作战计划中，我曾承担了种种风险，从纯军事的观点说，这些风险本来是不应贸然承担的。
新接获的情报表明，这些风险有加重之势，但是，鉴于最后显然有成功的希望，所以我认为值得冒险一试。戴高乐也曾答应，在必要的时候，与英国军队合作到底，并且，他也不逃避将在法国人之间进行战斗的责任。
战时内阁于17日下午9时再度开会。一致同意由司令官便宜行事。最后的决定延至次日中午方才作出，因为知道差不多要一个星期以后方能发动进攻，所以不会耽搁时间。出于内阁的要求，我草拟了以下发给远征达喀尔的部队司令官的电报：
我们在此间不能判明各个不同方案的利弊。我们授与你们全权，为实现这次远征的原有目的，可便宜行事，按照你们认为最妥善的办法进行。应随时向我们报告情况。
这封电报是在9月18日下午1时20分发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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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就只等结果了。19日，第一海务大臣报称，法国分遣舰队或其中的一部分正离开达喀尔向南驶去。这件事清楚地说明，该舰队曾把具有维希思想的部队、技术人员和政府官员运到达喀尔。遭遇剧烈抵抗的可能性随着新补充的军队的到来而愈益增加。势必有一场激烈战斗。我的那些性格顽强、而又善于随机应变的同僚（在战争中正应如此）和我一样，都有一种等着事件自然发展的本能，因此，光听取各种报告，但什么意见也不发表。
20日，庞德海军上将告诉我们说，法国巡洋舰“普里莫格”号已被我“康沃尔”号和“德里”号截获，该舰已同意开往卡萨布兰卡，现在被押送那里。被“澳大利亚”号发现的那三艘法国军舰，原来是巡洋舰“乔治·莱格”号、“蒙卡”号和“光荣”号。19日中午，“坎伯兰”号与“澳大利亚”号会合，继续跟踪维希舰只，直到傍晚。这时，那几艘军舰转向北方，并把速度从十五浬增加至三十一浬。接着便开始了一场追逐。我们赶不上它们。下午9时，“光荣”号有一部发动机发生了障碍，前进的速度不能超过十五浬。它的舰长同意在“澳大利亚”号的押送下，回到卡萨布兰卡。这两艘军舰预计在午夜时分驶过达喀尔；“澳大利亚”号的舰长通知“光荣”号舰长说，如果受到潜艇的袭击，他应立刻把舰只沉没。无疑，“光荣”号舰长把这话告诉了达喀尔当局，因此，安然驶过了该地。追踪另外两艘维希罕舰的“坎伯兰”号，在一场暴雨中与那两艘军舰失去了联系，后来虽再次发现，但并未向它们开炮，让它们逃回了达喀尔。“普瓦蒂埃”号于17日在海上遭到挑战时，便自行凿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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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一切情况都通知了史末资将军。
首相致史末资将军 1940年9月22日
你可能已经见到了我关于达喀尔的电报。我经常考虑你在历次电报中所说的不应忽视非洲的一番话。戴高乐拯救法国殖民地的运动已在赤道非洲和喀麦隆展开。我们不能坐视这些大概是出于德国的指使而派来的法国军舰和维希人员破坏这些实际的收获。如果达喀尔沦入德国之手，成为潜艇基地，则对好望角这条航线的影响将不堪设想。因此，我们已经着手布置，使戴高乐进占达喀尔，如果可能，就采取和平手段，如属必要，就采用武力；现在即将开始进攻的远征军，看来已经具备了必要的力量。
自然，与法国水兵和一部分驻军发生流血冲突的危险，不是一件小事情。总的说来，我认为，他们多半不致于会进行激烈抵抗，因为这块法属殖民地的士气低沉、处境困难，而且，由于我方之控制海洋，他们势将面临毁灭和饥馑。不过，在交手以前，结果如何，谁也难以肯定。有人说，当法国的舆论——甚至在维希——在英国抵抗敌人的战斗鼓舞下已倒向我方的时候，不应冒此危险，并且认为，再来一次奥兰事件，将对我们极为不利，这一论点曾引起我们的重重顾虑。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得出了一致的结论，认为这种反对的意见最后不见得正确，无论如何，与袖手旁观、坐令维希政府击败戴高乐的危险相比，总要小些。如果说，维希政府在奥兰事件或在我方对它实行封锁之后都未曾宣战，那么，即使在达喀尔发生战斗，我看也是不致于宣战的。除了达喀尔在战略上的重要性和戴高乐占领该港的政治作用外，还有以前错误地存储于非洲内地的六七千万盎司比利时和波兰的黄金，此外，那只并没有遭到彻底破坏的大战舰“黎歇留”号也会间接地落到我们手中。总之，事情已经决定了。
目前我们还不打算插足摩洛哥，因为德国正在向西班牙和西班牙在摩洛哥的权益施加压力。我们对叙利亚抱着莫大希望，卡特鲁将军下星期即将前往。现在马特鲁港即将发生一场大战，我希望我们的装甲增援部队能及时到达。
我对肯尼亚的危机并没有多大顾虑，如果我们据守后方而从铁路那边迎战，把困难的交通留给敌人，就更没有什么问题了。我正设法运送一些适用的坦克到这个战场去，此外，我觉得，那里驻扎的军队太多了，这些军队对于苏丹和埃及三角洲是需用的。
能和你一起沿着这条多年以来我们共同遵循的道路前进，使我感到非常愉快而且充满信心。
我向罗斯福总统发出了以下的电报：
前海军人员致总统 1940年9月23日
我得到洛西恩勋爵转来你对于达喀尔的消息的反应，感到振奋。如果德国人在那里建立巩固的潜艇和空军基地，那对我们的共同利益将有不利。看来达喀尔可能有一场剧烈的战斗，也可能不发生战斗。不过，我们已经下了命令要猛冲。
如果你派几艘美国军舰到蒙罗维亚和弗里敦去，我们将不胜欣幸；我希望，到那时，我们已经拿下达喀尔，欢迎你们访问。不过，目前真正重要的是，请你透露给法国政府：在一切有关美国的问题上，宣战将对他们大为不利。如果维希政府宣战，就和德国一样了，而维希政府在西半球所有的权益，也势必被看作德国的权益。
你提醒我注意德国入侵我本土的问题，使我非常感激。我们已经作好应付的准备。我很高兴听到有关来福枪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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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攻达喀尔的三天中，发生了些什么事，我无须在此详述。它们应当在军事史上占有它们的地位，同时，也是一个很能说明运气不佳的例子。空军部的气象学家当然仔细研究过西非沿岸的天气条件。对长年累月的记录进行研究的结果表明，在每年这个季节，气候是很稳定的，天空晴朗，时常有太阳。9月23日，当英法舰队逼近这个要塞时——戴高乐和他率领的舰队在前——却是大雾迷漫。我们原来希望，既然绝大多数的居民，不论法国人还是土著，都站在我们一边，那么，英国军舰只在远处接应而由戴高乐率领的军舰驶入港口，便可决定当地总督的行动。但是，我们很快就发现，维希党羽已经成为达喀尔的主人；无可怀疑，维希政府的巡洋舰的到来，已使达喀尔参加自由法国运动的任何希望遭到破灭。戴高乐的两架飞机在当地机场一着陆，驾驶员立即被捕。
其中之一还在身上带着一张自由法国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