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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由三个人组成的——萨福克伯爵、他的私人女秘书以及他那位年纪相当大的汽车司机。他们自称为“三位一体”。他们的英勇事迹和一直未出事故的记录，在所有知道他们的人当中都传遍了。一直挖到第三十四颗未爆炸弹的时候，他们还是文质彬彬、面带笑容，但是在挖第三十五颗时遭到了牺牲。萨福克伯爵和他的“三位一体”全都上了天，但是，我们可以肯定，正像对勇于求真理先生②那样，“在那一边，为他们响起了所有的号角。”
①在这样阴暗的景象里记述一个笑话似乎不大合适，但是，在战争中，一个士兵的粗犷的笑声往往反映了压在内心的感情。一个炸弹清除队正在挖一颗炸弹，他们当中技术最好的那个人跳下坑去进行拆卸信管这一细致的工作。突然，他大喊大叫，要人们把他拉上来。他的同伴们马上跑过去把他拉了出来。他们抓住他的肩膀，拖着他一起跑了五六十码远，认为这么远就炸不到了。他们扑倒在地，可是没有什么动静。这位出色的技术员非常狼狈。他的脸色苍白，呼吸也喘不过来。大家莫名其妙地看着他。他说道：“我的天哪，那儿有一只大耗子！”
②原文为Mr．Valiant for truth见约翰·布尼安（1628——1688年）著《天路历程》。——译者
未爆炸弹清除队的忠诚替我们很快地排除了危险，但是也牺牲了许多最高尚的人。不到一个月，我就可以这样写道：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 1940年10月9日
我们最近很少听到在9月初似乎要给我们造成莫大困难的延时炸弹的事了。我有一种感觉，觉得这方面的情形有所好转。请送交我一份报告，说明最近德国向我们投了多少颗这样的炸弹，有多少颗已成功地处理，有多少颗仍然有爆炸之虞。
我们之所以感到好转，是由于敌人不投掷这种炸弹呢，还是由于我们处置这种炸弹的方法有所改进？
伊斯梅将军的答复再次使人感到放心。
※ ※ ※
大约与此同时，敌人开始用降落伞投掷了许多海军的水雷，其重量与爆炸力比以前飞机运载的炸弹大。曾发生了许多次可怕的爆炸。除了报复以外，就无其他的方法可以防御这种水雷。德国已撕去空中战争仅限于袭击军事目标的伪装，这也引起报复的问题。我赞成报复，可是我受到许多良心上的责备。
首相致空军副参谋长 1940年9月6日
我并不是建议采取任何不合我们主要政策的行动，但是，我认为，目前如果在一个月里有两三个晚上对一些较小的德国城市进行几次轻微的、突然的、广泛的空袭，就可在德国人的心里产生有利的影响。你必须记住，从来没有人将真相告诉过这些德国人，凡是我们的空军没有去过的地方，敌人就可能告诉那里的人说，德国的空防是坚不可破的。必须早考虑到许多因素，其中有些因素不完全是技术性的。因此，我希望你考虑我的意图，向我提出建议，以便时机成熟时付之实行。
在反对的人当中，有一位是我的朋友海军副参谋长汤姆·菲利普斯海军上将。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送菲利普斯海军上将参阅） 1940年9月19日
1．我们之所以反对对德国进行报复并不是仅仅由于道德上的原因。集中对有限的重要军事目标进行袭击，对我们更为有利。此外，在不分青红皂白的轰炸中，敌人的导航以及其他方面之技术低劣，还不能说明他们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
2．但是，用降落伞空投大型水雷，表明敌人已完全抛弃只袭击军事目标的欺人之谈了。在五千尺的高空，敌人根本就看不清轰炸的目标。因此，这证明敌人是企图用“恐怖手段”对付平民。我们应当考虑，敌人的士气是否能像我们的士气这样经得起这种轰炸。这是一个简单的战争思想。
3．我倾向于这样的意见：他们对我们投一颗带降落伞的重型水雷，我们就对德国城市回敬一颗带降落伞的重型水雷；
把我们准备袭击的德国城市列一张清单，这个想法很好。我不相信他们顶得住，并且也没有理由不让他们紧张一个时期。
4．公布这件事的时间和方式，要从政治上考虑决定。现在我想知道的是什么时候可以准备停当。请注意，此事一经公布，即应随之实行。让军官们在最短的时间内提出大规模执行这一计划的最好方法。最好是把附有降落伞的水雷投掷在以前未曾遭受过轰炸的德国市镇，但如果怕拖延太久，而不得不使用我们现有的一千磅空投炸弹的话，也请说明。
5．我希望在星期六晚间获悉关于适当报复——即同等的报复——最低限度的计划，对德国用带降落伞的水雷轰炸我国还之以轰炸他们的普通城市。据报告，今天敌人向我投掷水雷三十六颗，明天很可能要投一百颗。好吧，一百颗就一百颗，就按每日一百颗的标准在一个星期到十天之内制定采取行动的最妥善的计划。如果我们还需要等一等，就等一等，可是千万不可阻挠。
6．在以上情况未公布以前，我同意我们不要对已经发生的事情怨天尤人，大声吵嚷。请在星期六晚间向我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
一个月以后，我仍旧催促采取报复行动，但是不断有人根据道德上的和技术上的理由提出异议，进行阻挠。
首相致空军大臣及空军参谋长 1940年10月16日
据报告，敌人昨晚在这里投掷了大量地雷弹，其中有许多迄今尚未爆炸，危险甚大。
请立刻把你们对德国采取有效报复的方案交来。
我获悉，我们是能够将同样的地雷弹或重型炸弹载运到德国去的，而且轰炸机中队也很想使用这种炸弹，但是空军部不准许。我认为，应当对我的看法和希望给以充分的考虑。
德国人如何对待我们，我们也应如何对待德国人的军事目标，自从我催促这样做以来，已经有三个星期了。是谁在从中作梗？
伦敦居民在1940——1941年冬季所遭受的灾难困苦是很难与战争的最后三年德国人遭受的灾难困苦相比的。在战争的最后阶段，炸弹的威力大得多，空袭也猛烈得多，但是，另一方面，由于长期的准备和德国人的彻底性，因而建立了一个完整的、炸不透的防空系统，并硬性规定强迫所有的人一律进去躲避。当我们最后进入德国时，我们发现许多城市虽遭彻底破坏，但地面上还耸立着坚固的建筑物，地下还有宽敞的隧道，居民在地面上的房屋、财产虽被炸毁，但他们却能够每天夜里在隧道里睡觉。有许多地方，只不过是炸了几堆瓦砾。可是在伦敦，空袭虽然没有那样猛烈，但安全设备也远不如德国。除了地下铁道以外，就没有真正安全的地方。只有极少数的地下室或地窖能经得起一颗直接命中的炸弹。在敌人轰炸之下，伦敦的全体居民实际是在他们的家里或安德森式家庭防空掩体里生活和休息的，经过一天劳累的工作之后，以英国人淡然视之的态度听凭命运的安排。除了防御爆炸弹片的设备以外，在一千个人当中也没有一个人有任何其他的掩护，但是心理上的虚弱并不像身体上的流行病那样厉害。当然，如果把1943年所使用的炸弹使用于1940年的伦敦，我们早就陷入可以使一切人类组织遭到粉碎的境地了，但是，任何事情总是按它的顺序和关系演变的，任何人也无权断言伦敦是不可征服的，虽然它也确实未被征服。
无论是在战前或是在消极抵抗的时期，很少甚至根本就没有修筑能够使中央政府得以继续工作的防御炸弹的坚固地方。曾经为了把政府所在地迁出伦敦制定过周密的计划。许多部门的机构早已迁往哈罗吉特、巴思、切尔特讷姆和其他地方去了。曾在广大地区内征用房屋，以备政府一旦撤出伦敦时供内阁大臣和重要官员使用，但是，政府和议会现在在敌人轰炸下也要留在伦敦的愿望和决心是坚定不移的，而我也完全具有同感。我和其他人一样，往往把轰炸想象得那么猛烈，认为非全部撤离或疏散不可。然而随着事态的演变，我们所有的反应却恰恰相反。
首相致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伊斯梅将
军或雅各布上校及首相私人办公室 1940年9月14日
1．我从来没有考虑过从伦敦整批撤离黑色和黄色文职人员的问题。①这种事情是如此的有害，所以只有当伦敦中央区的确变得不能再居住时，才能考虑这么做。此外，文职人员的新办公处所不久便可被敌发现，遭到袭击，而伦敦的防空处所比任何其他地方都多。
①这是官方的分类：“黄色”文职人员是那些执行次要任务的人，因此，可以比“黑色”文职人员早日撤离。后者只要环境还许可他们继续工作，便继续留在伦敦。
2．国家最高领导机关由白厅区转移到“围场”或其他地方，则是另一回事。我们必须确保政府中枢能够有条不紊地积极发挥作用。在几乎是继续不断的空袭下，是不可能做到这点的。现在必须作出计划，把战时内阁、战时内阁秘书处、参谋长委员会和本土防卫部队总司令部分批迁往“围场”，甚至现在就可以从某些次要的方面开始进行。战时内阁的大臣应去看看他们在“围场”的办公处所，并做好准备，一有通知，马上就可以去。如果他们晚上需要安静的话，就应鼓励他们在那里过夜。秘密是无法保守的，但必须禁止向公众谈论。
我们应当预料到，白厅——威斯敏斯特区随时都可成为猛烈空袭的目标。德国的办法是：以瓦解中央政府作为必不可缺的前奏，接着就对我国进行大规模袭击。他们在任何地方都是用这种办法。白厅——威斯敏斯特区的景色是那样容易辨认，而泰晤士河及其两岸的高大建筑物不论白天或晚上都可作为可靠的标志，所以德国人对这一地区是一定要轰炸的。我们必须事先防止中央政府的瓦解。
3．海军部现在还没有迁移的必要。他们的防空设备尚称良好。空军部应开始迁移。陆军部与本土防卫部队司令部必须做好一切准备。
4．务请即刻磋商，为把不超过两三百人的主要官员和他们的直接助手迁移到新办公处所做好一切必要的安排，并指出应该如何逐步完成。请在星期日晚间把报告交给我，以便我可在星期一向内阁提出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方案。星期一，内阁将根据以前的规定，不在内阁会议室就在中央作战指挥室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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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在伦敦坚持下去，必须在地下和地面上修筑各式各样坚固的据点，以便使政府行政机构及其数千名官员能在里面继续进行工作。曾在汉普斯特德附近为战时内阁准备了一个据点，设有办公室、卧室以及收发电报的设备和附有防护装置的电话。我们称之为“围场”。我在9月29日下令进行一次实地演习，好让大家知道，如果轰炸过于剧烈时，应该怎样做。“我认为进入‘围场’是很重要的。因此，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