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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办公，唐宁街官邸的一切设备，这列车上几乎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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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当把9月15日看作是最高潮的日子。在那一天，德国空军继14日的两次猛烈空袭后，集中最大力量对伦敦再次进行白天空袭。
这是这次战争中的决定性战斗之一，而且，和滑铁卢之战一样，也是在星期天。那天我在契克斯①。在这以前，我曾到第十一战斗机大队指挥部去过几次，想要亲眼看看指挥空战的情况，但是那几次都没有发生什么事。不过，今天的天气似乎对敌人有利，于是我便驱车前往阿克斯布里奇，到大队指挥部去。第十一战斗机大队所辖的战斗机中队有二十五个之多，它负责的地区包括埃塞克斯、肯特、苏塞克斯、汉普郡以及所有经过这些地方通往伦敦的道路。空军少将帕克指挥这个与我们命运攸关的战斗机大队已经有六个月了。从敦刻尔克之役开始，所有英格兰南部白天的战斗全都由他指挥，他的一切部署和指挥系统都已达到了最完善的地步。我的妻子和我被带到距地面深达五十尺的防弹指挥室去。如果没有这种地下指挥中心和电话系统，“旋风”式和“喷火”式战斗机的一切优越性能都无法发挥，这种系统是战前在道丁的建议和敦促下由空军部设计和建造的。不朽的功绩应归于全体有关人员。在英格兰南部，当时有第十一战斗机大队的指挥部和它所属的六个战斗机驻防中心。正如前面已经谈到的，它们的担子都很重。在斯坦莫尔的空战司令部，代表最高统帅部行使职权，但是它明智地把实际指挥战斗机中队的权力交给第十一战斗机大队，而大队又通过驻在各郡的战斗机驻防中心控制各个中队。
①英国首相郊外官邸在契克斯。——译者
大队作战指挥室像一座小剧场，纵深约六十尺，一共有两层。我们坐在楼上的特别座厢里。在我们下面是一张大型地图台，台的周围约有二十名受过高度训练的青年男女和妇女，以及他们的电话助手。在我们的对面，在应当悬挂舞台帷幕的地方有一块遮盖了整面墙壁的大黑板，黑板分成六个装有灯泡的纵行，代表六个战斗机驻防中心，这些驻防中心的每个战斗机中队又有它自己的小格，并且用横线划开。这样，当最下面的一排灯泡亮了的时候，就表示哪些中队已经作好准备，能在命令下达后两分钟内“立即起飞”，第二排灯泡亮了的时候则表示哪些中队已经“准备完毕”，能在五分钟内起飞，再上面一排灯泡表示哪些中队已经“作好准备”，能在二十分钟内起飞，又一排灯泡表示哪些中队已经起飞，再上面一排表示哪些中队已经发现敌机，再一排灯泡——红色灯泡——表示哪些中队正在战斗，而最上面的一排灯泡则表示哪些中队已在返航。左边，在一个类似玻璃座厢的小屋子里，有四五名军官负责分析、判断从我们的对空监视哨收到的情报，这时候，在我们的对空监视哨工作的，男的、女的和年轻的一共有五万多人。当时雷达还处在初期阶段，但它可以发出发现敌机飞近我国海岸的警报，而敌机飞临我们上空的情报，则主要靠那些携带着望远镜和手提电话机的对空监视员提供。因此，在一场战斗中要收到好几千件情报。在这个地下指挥部的其他地方，有好几间屋子里挤满了经验丰富的人，他们迅速地把得到的情报加以甄别，每分钟一次把结果直接传达给楼下围在桌子周围的座标员和在玻璃座厢里指挥的军官。
右边是另外一个玻璃座厢，里面是陆军军官，负责报告我们高射炮队的作战情况，那时候，我们的高射炮队有二百个是隶属空战司令部的。在夜间，不能让高射炮向我们的战斗机飞去接近敌机的那些空域开炮，这一点是极端重要的。我过去对这个指挥系统的大致轮廓并不是毫无所知，因为我在战前一年到斯坦莫尔拜访道丁时，他已经向我讲解过了。这个指挥系统在不断的作战中得到了发展和改进，现在它的各个部门已结合成一部最完备的作战机器，像这样的机器，在世界上还没有第二个。
当我们走下楼去时，帕克说：“我不知道今天会不会发生什么情况。目前还平静无事。”然而一刻钟以后，空袭座标员开始来回走动。据报告，“四十多架”敌机正从迪埃普地区的德国机场飞来。当各个中队完成“立即起飞”的准备时，墙上的指示牌底层的那一排灯泡也随着亮了。紧接着传来了“二十多架”、“四十多架”的信号，很显然，十分钟以后马上就要进行一场激烈的战斗了。天空上开始布满了敌我双方的飞机。
信号接连传来，“四十多架”、“六十多架”，甚至有一次是“八十多架”。在我们下边的那张桌子上，每分钟都在沿着不同的飞来路线推动座标，标明所有分批入侵的敌机的行动；
在我们对面的黑板上，一个接一个地亮起来的灯光表示我们的战斗机中队已经飞入上空，直到最后只留下四五个中队处于“准备完毕”的状态。这些关系如此重大的空中战斗，从开始接触起，只打了一小时多一点。敌人有充分的力量再派出几批的飞机进攻，而我们的战斗机中队，由于全力抢占高空，因此在七十或八十分钟后必须加油，或在作战五分钟后降落，补充弹药。如果在这加油或补充弹药的时候，敌人再新派来几中队无法阻拦的飞机的话，我们有些战斗机就有可能在地面被击毁。因此，在指挥我们的战斗机中队时，要注意的主要事项之一，就是在白天不要使过多的飞机同时在地面加油或补充弹药。
不久，红灯表明我们大部分的战斗机中队都已投入战斗。
楼下有人在压低嗓门咕咕哝哝地说话，在那里，忙碌的座标员正在根据迅速变化的情况来回地推动座标。帕克空军少将发布了如何部署他的战斗机队的总的指示，坐在楼上“特别座位”中心的一位青年军官根据他的指示，作成详细的命令，传达给各战斗机队的机场，我那天就坐在这位青年军官的旁边。几年以后，我才打听到他的名字。他名叫威洛比·德·布鲁克勋爵。（后来在1947年，赛马俱乐部——他是这个俱乐部的一位干事——邀请我观看德比赛马会时，我又见到过他。他对于我还记得那时的情景感到惊奇。）这时，他根据地图台上出现的最后情报，命令个别中队起飞巡逻。空军中将本人则在后面踱来踱去，警惕地观察这场战斗的每一个动态，注意地看着他这个执行命令的部下是不是做得正确，他只是偶尔下达一些明确的命令，无非是对某一个受威胁的地区进行增援。转眼之间，我们所有的战斗机中队都已投入战斗，有些已经开始飞回来加油了。所有的战斗机都在天空中。下面一排灯光熄灭了。留作后备的中队，一个也没有了。这时，帕克打电话给驻在斯坦莫尔的道丁，要求从第十二战斗机大队抽调三个中队归他指挥，以防万一当他自己的战斗机中队正在补充弹药或加油时，敌人再来一次大袭击。他的要求照办了。当时特别需要这三个中队来保护伦敦和我们的战斗机机场，因为第十一大队已经尽了他们的努力。
那位年轻的军官就像是在处理例行公事一样，继续按照大队司令官的总的指示，用一种很平静、低沉而无变化的语调发布命令，而三个增援的中队很快就加入了战斗。这时，我觉察到司令官有点焦灼不安，仍然静静地站在他那位部下的椅子后面。到这时为止，我一直是默默地察看。现在我问道：
“我们还有什么其他的后备队吗？”“一个也没有。”帕克空军少将回答道。他在事后所写的一篇关于这件事的记述里说，我听到这句话时“显得很沉重”。我很可能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加油的飞机在地上又受到敌机“四十多架”或“五十多架”的袭击的话，我们的损失将多么惨重！这种可能性很大；我们幸免的机会很少；真是危险极了。
又过了五分钟，我们大部分的中队都已降落，需要加油。
在许多场合下，由于我们的力量所限，无法对它们给予空中掩护。后来发现敌机飞回去了。下边桌子上移动着的座标表明德国轰炸机和战斗机不断地向东移动。没有出现新的袭击。
又过了十分钟，战斗就结束了。我们重新登上通向地面的楼梯，我们刚一走出去，“解除警报”的信号便响了。
“首相，我们感到高兴的是，你亲自看到了这次空战，”帕克说道，“当然，在最后二十分钟，情报来得太多，使我们感到应付不了。你由此可以看出我们目前力量的极限。今天使用的力量远远超过了它们的限度。”我问他们是否已经接到关于战果的报告，我接着说，看来这次打退敌人进攻的空战打得很好。帕克回答说，他感到不满意的是，我们截击到的敌机不如他所希望的那样多。显然，敌机到处突破了我们的防线。据报告说，有好几十架德国轰炸机及其护航战斗机进入了伦敦上空。当我在地下室时，有十多架敌机被击落，但当时无法得知关于战果、破坏或损失的全部情况。
下午4点30分我才回到契克斯，我立刻就上床睡午觉。
我因为观看第十一大队的作战经过，弄得太疲倦了，所以一直睡到8点钟才醒。当我按铃的时候，我的私人秘书约翰·马丁拿着世界各地消息的夜间汇报进来。这个汇报真是不如人意。不是这里出了差错，就是那里耽误了时机；或是说某某的答复不能令人满意，在大西洋又沉没了许多船只。“但是，”马丁在他结束这段叙述时说，“这一切都由空战补偿了。
我们一共击落了一百八十三架敌机，而损失还不到四十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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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战后的资料表明敌人在那天的损失仅仅是五十六架，但9月15日仍不失为不列颠之战的关键一天。当天晚上，我们的轰炸机队大规模地袭击了从布洛涅到安特卫普的各港口的船舶。安特卫普遭受的损失尤其严重。正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元首在9月17日决定无限期地推迟“海狮”作战计划。直到10月12日才正式宣布把入侵推迟到第二年春天。
1941年7月，希特勒再度把它推迟到1942年春，“到那时对俄国的战争就将结束了。”这是一个徒然的但是是很美妙的幻想。1942年2月13日，雷德尔海军上将为“海狮”作战计划最后一次谒见希特勒，并且说服他同意将整个计划完全“搁起来”。“海狮”作战计划就这样完蛋了。而9月15日就可以算作它断命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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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海军参谋部打心眼里赞成所有这几次延期；事实上，延期是他们从中怂恿的。陆军首脑没有发出任何怨言。17日，我在议会里说：“日复一日地等待，这种办法迟早会使人感到没有什么新鲜玩艺儿。星期日的战斗，是皇家空军战斗机队历次战斗中成绩最辉煌、战果最大的一次战斗。……我们可以怀着冷静的然而是日益增长的信心等待这一长期的空战的结局。”一位公正的观察家——美国战争计划司副司长、派驻伦敦观察德机空袭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