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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检察总长 威廉·乔伊特爵士*（王室顾问） 工党
苏格兰副检察总长J·S·C·里德先生*（王室顾问） 保守党
*上届政府成员。
在我的长期政治经历中，我曾经担任过国家的大部分重要职务，但我毫不迟疑地承认，我目前担任的职务是我最喜爱的。权力，如果被用来对同胞作威作福，或者用来增加个人的虚荣，就应该被认为是卑鄙的，但是，在国家危急存亡之际，当一个人相信自己知道应当发布何种号令的时候，执掌权力就是一件幸事。在任何活动范围内，第一号职位同第二号、第三号或第四号职位是无法相比的。除第一号人物之外，所有其他的人的职责和问题是迥然不同的，而且在许多方面是比较艰难的。当第二号或第三号人物不得不提出一项重大计划或政策的时候，那往往是一件不幸的事情。他不但要考虑政策的得失，而且要考虑领导的意图；不但要考虑提什么意见，而且要考虑在他的地位提哪些意见才恰当；不但要考虑做什么，而且要考虑怎样才能得到别人的同意，怎样才能付诸实施。而且，第二号或第三号人物还得考虑第四号、第五号和第六号人物的意见，说不定还要考虑内阁以外的某个头面人物——第二十号人物的意见。每个人都是雄心勃勃的，这倒不一定是为了达到庸俗的目的，而是为了博得名声。
往往有些观点也可能是正确的，而且有好些观点是颇有道理的。1915年，我在达达尼尔海峡吃过一回大亏，那时，我是一个下级，但却试图发动一次重大的作战行动，结果，我那雄伟的计划遭到彻底的失败。人们进行这种冒险行动是不明智的。这一教训深深影响了我的性格。
居于首脑地位，情况就简单多了。一个公认的领袖，只要他确信怎么做最好，就可以怎么做，也就是说，只要他决定那么做就可以那么做。对第一号人物的忠诚是巨大的。如果他跌倒了，就把他扶起来。如果他做错了，就对他的错误加以掩盖。如果他睡着了，就不要随便打扰他。如果他无能，就撤他的职，但是，最后这种极端的手段，是不能天天采用的；而在他刚刚当选之后的日子里，自然就更不会采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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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战指挥机构的根本改变重实际而不重表面。“宪法，”拿破仑说：“应当简短而且要措辞含糊。”现有的组织原封不动，人员一个也不改换。战时内阁和参谋长委员会起初还是每天碰头，和过去一样。在英王批准下，我自己担任国防大臣，我这样做，并没有对法律或宪法有所改变。我很谨慎，没有明确说明我有哪些权利和义务。我未向国王或议会要求特殊的权力。不过，有一点是大家明了和接受的，那就是在战时内阁和下院的支持下，由我全面指挥战争。我接任后的关键性改变，自然是由一位没有明确权限的国防大臣来监督和主持参谋长委员会。由于这位国防大臣又是首相，所以他享有这个职位所固有的一切权利，其中包括任免所有专门人员和政务人员的极其广泛的权力。这样，参谋长委员会在和政府行政首脑的日常的直接接触中，第一次获得了应有的适当地位，并且在同他取得一致的情况下全盘控制了战争和武装部队的指挥工作。
海军大臣以及陆军大臣和空军大臣的地位虽然形式上不变，但在实际上却大受影响。他们不是战时内阁的成员，也不出席三军参谋长委员会。他们仍然对各自的部门负完全的责任，但是他们很快地、而且几乎是不知不觉地就不再担负制订战略计划和逐日的作战指挥工作了。这些计划和工作是由参谋长委员会在首相兼国防大臣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因而是得到战时内阁认可的。海陆空三军的大臣是我为海陆空三军挑选的我的非常能干而又可靠的朋友，他们办事是不拘泥于形式的。他们组织并管理日益壮大的部队，而且按照英国人爽快利落、讲求实效的方式尽量帮助大家。由于他们是国防委员会的成员并经常同我接触，所以他们了解全盘情况。
他们的专职部下，即各军参谋长，同他们讨论一切问题，对他们极其尊敬。但是，作战要有总的指挥，他们对这种指挥是忠实地服从的。从来没有发生过侵犯权力的事情，而且在这个圈子里，任何人都可以畅所欲言；但是战争的实际指挥权不久便掌握在少数几个人的手中；过去似乎是非常困难的事情，现在变得简单多了——当然，此事在希特勒就不同了。
尽管局势动荡，尽管我们要忍受许多灾难，但是这个机构几乎是在自动地工作，我们的思想连贯一致，能够非常迅速地付之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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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海峡的彼岸正在进行着一场恶战，同时读者又无疑要急于了解那里的情况，但是让我在此刻把我从当权之日起就拟订并执行的处理军事和其他事务的制度和方式描述一下，是有好处的。我坚决主张处理公务要用书面。毫无疑问，事后检查起来，在事务紧迫的情况下随时写下来的东西，有许多难免是不相符的或者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我还是愿意冒险这么做。除了有关军事纪律的事情以外，我觉得发表意见和意愿，总是比发布命令妥当一些。然而，法定的政府首脑兼专门负责国防的大臣亲自发出的书面指示，却起了这样大的作用：在形式上虽非命令，但往往能付之实行。
为了确使我的名字不轻易使用，我在7月的紧急时期发出了下列备忘录：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帝国总参谋长
和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 1940年7月19日
我发出的一切指示概用书面，或在事后立即用书面的形式加以证实，在国防问题上，一切被认为是由我决定的事，除有书面记录的以外，我概不负责，希望你们清楚地了解这一点。
当我上午8点左右醒来的时候，我就阅读所有的电报，并在床上口授大批发给各部及参谋长委员会的备忘录和指示。
这些备忘录和指示一经口授完毕就陆续打印出来，立即交给战时内阁副秘书（主管军事）兼我的驻参谋长委员会的代表伊斯梅将军，他每天清晨都来见我。这样，当参谋长委员会在10点30分开会时，他就有许多书面的东西带给他们。他们在讨论总的形势的同时，是充分考虑我的意见的。这样，在下午3点至5点，除非我们之间有某些异议需要进一步磋商之外，一整批由我或由各参谋长发布的经过我们大家同意的命令和电报就准备妥当了，就可以解决那些需要马上决定的事情了。
在总体战中，很难在军事问题和非军事问题之间划出什么明确的界线。军事参谋人员和战时内阁人员之间所以没有发生过这种摩擦，主要是由于战时内阁秘书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的为人。这位前桂冠诗人①的儿子，不但是一个孜孜不倦、十分称职的工作人员，而且是个具有非凡的毅力、才干和优美风度的人，在他的性格中丝毫也没有一点忌妒心。他最关心的是，战时内阁秘书处作为一个整体应当尽最大的能力为首相和战时内阁服务。他从来没有考虑过他自己的个人地位，在秘书处的行政人员和军事人员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龃龉。
在遇到较大的问题或意见分歧时，我就召开战时内阁国防委员会会议；这个委员会最初是由张伯伦先生、艾德礼先生和海陆空三军的大臣组成的，并由三军参谋长列席会议。这些正式会议在1941年以后就越来越少。②由于政府机构的工作开始进行得比较顺利，我就得出一个结论：由三军参谋长出席的战时内阁的日常会议是不再需要的了。因此，我最后想了一个办法，就是举行后来在我们之间所谓的“星期一内阁检阅会”。每逢星期一，就召开一个相当大的会议——战时内阁全体阁员、海陆空三军大臣、国内安全大臣、财政大臣、自治领大臣、印度事务大臣、新闻大臣、三军参谋长和外交部的长官都参加。在这些会议上，每个参谋长轮流报告过去七天内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接着，由外交大臣叙述外交方面的种种重要事态发展。在每周的其他日子里，战时内阁单独开会，一切需要决定的重大事情都提到会上讨论。其他大臣则主要是在讨论与他们主管的事情有关的问题时才出席。战时内阁阁员统统传阅有关战争的一切文件，并且阅读所有由我发出的重要电报。由于信任的程度日益加深，战时内阁就不更多地干预作战的活动了，尽管他们对战事是密切注意和充分了解的。战时内阁阁员几乎替我承担了内政和党务的全部重担，从而使我从其他事务中摆脱出来，集中精力处理主要问题。关于所有未来的重大军事行动，我总是及时同他们商量；他们虽然是很仔细地考虑有关战争的问题，却常常要求我不要告诉他们日期和详情，而且的确有几次在我正要告诉他们日期和详情的时候，他们阻止了我。
①指桂冠诗人罗伯特·布里奇斯（1844—1930年）。——译者
②国防委员会在1940年开会四十次，1941年七十六次，1942年二十次，1943年十四次，1944年十次。
我从来没有打算使国防大臣的职务体现在一个部里。如果我那样做的话，就需要立法手续，而我在前面谈到的一切微妙的调整——大都是依靠个人的善意而自行解决的——就不得不经过不合时宜的制定宪法的自由讨论之后，才能得到解决。不过，在首相的亲自领导下，是设立了战时内阁秘书处军事组进行工作的，这个组战前是帝国国防委员会秘书处。
领导军事组的是伊斯梅将军，并由霍利斯上校和雅各布上校担任主要助手，另外还有一批从三军中特别选拔出来的青年军官。这个军事组就成了国防大臣办公厅的参谋处。我对这个组的成员感激不尽。随着战事的进展，伊斯梅将军、霍利斯上校和雅各布上校的军阶和声望不断提高，但是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调换过工作。在这样一个与机要事务如此密切相关的圈子里，调职换人是不利于连续地和有效地处理事务的。
参谋长委员会议经过初期的一些人事变动后，几乎保持了同样的稳定。1940年9月，空军参谋长纽沃尔空军元帅任期届满后，调任新西兰总督，他的职务由大家公认的空军名将空军元帅波特尔接替。波特尔在整个战争期间始终同我共事。于1940年5月接替艾恩赛德将军职务的约翰·迪尔爵士，在1941年12月随我前往华盛顿之前，一直担任帝国总参谋长。其后，我派他担任我和美国总统联系的私人军事代表兼我国驻美英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代表团团长。他同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的关系，在我们的一切工作中成了宝贵的纽带，当他两年之后殉职时，他享受了无比的荣誉，安葬在阿林顿公墓——这个烈士纪念堂在此之前是专门用来安葬美国战士的。艾伦·布鲁克爵士继迪尔爵士之后担任帝国参谋总长，并和我共事一直到大战结束。
从1941年起，在大约四年的时间里——其中最初的一段时期是在许多不幸和挫折中渡过的——在三军参谋长和国防部参谋人员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