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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德国当局维持了秩序，德国的法院对肇事者亦加以惩办，但是国内各地都认为当局是打击他们自己的骨肉同胞，是为外国人服务，而以德国最忠实的儿女作为牺牲。希特勒的徒刑就由四年减为十三个月。他住在兰茨贝格狱中的十几个月，使他能够完成《我的奋斗》一书的提纲，这是他的政治哲学著作，是为献给最近暴动的死难者而写的。在他终于获得政权后，对协约国的政治军事领导人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本书更值得仔细研究的了。德国复兴的纲领、党的宣传技术、同马克思主义作斗争的计划、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概念、德国理所当然地应享有世界最高地位——所有这些都在书中写得明明白白。这是信仰和战争的新可兰经：夸张、冗长、杂乱无章，但包含了这个党的使命。
《我的奋斗》的主题是很简单的。人是一种战斗的动物，因而，国家，作为战斗者的集合体，就是一个战斗的单位。任何有生命的有机体，如果停止求生存的战斗，那就注定要灭亡。一个停止战斗的国家或种族，也同样注定要灭亡。一个种族的战斗力，取决于它的纯粹性，因此，必须排除外来的玷污。犹太种族由于它遍布全世界，必然是和平主义的和国际主义的。和平主义是十恶不赦的罪孽，因为它意味着生存竞争中的种族投降，所以，每一国家的首要职责就是使群众国家主义化。在个人方面，智慧并不是首要的，意志和决心才是最主要的品质。生而具有指挥能力的人，比千千万万只配服从的人有价值得多。只有暴力才能保障种族的生存，所以军事手段是必要的。种族必须战斗，苟安的种族必定会腐化和灭亡。假使日耳曼种族能够及时联合起来，那它已经是地球的主人了。新的德意志帝国必须把所有散居在欧洲各处的日耳曼人集合在它的怀抱之中。一个遭受失败的种族可以因恢复其自信心而获得拯救。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必须教育军队相信自己是所向无敌的。为了复兴日耳曼民族，必须使人们确信，用武装力量来重获自由是可能的。贵族政治的原则，在根本上是正确的。理智主义是不可取的。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要造就经最少训练就能成为军人的德国人。要是没有狂热的、歇斯底里的热情作为推动力量，历史上最伟大的惊天动地的激变是不可思议的。和平与秩序这种资产阶级美德，什么事也做不出来。世界现在已转向这样一种伟大的激变了，而新的日耳曼国家，必须使我们的种族时刻准备为地球上最后而又最伟大的决战而战斗。
外交政策是可以不择手段的。外交的任务不是让一个民族壮烈地垮掉，而是使它能够繁荣和生存。只有英国和意大利可能是德国的同盟国。没有一个国家会同民主党人和马克思主义者所统治的怯懦的和平主义的国家缔结同盟。要是德国不能维持自己的生存，也不会有人维持它的生存。它丧失的省分，绝不会以祈祷上帝或恳求国际联盟就能拿回来的，只有使用武力才行。德国绝不可重蹈对所有的敌人同时作战的覆辙。它必须选定其中一个最危险的敌人，全力加以攻击。只有当德国重新获得权利平等，恢复它在太阳之下的地位时，世界才会不再反对德国。德国的外交政策绝对不得感情用事。如果纯粹为了感情上的理由而进攻法国，那是愚蠢的。德国所需要的，就是在欧洲扩张领土。德国战前的殖民政策是错误的，应该放弃。德国必须谋求向俄国，尤其是向波罗的海各国扩张。绝不能够同俄国结盟。联合俄国向西欧发动战争是犯罪的事，因为苏维埃的目的就是国际犹太主义的胜利。
这些就是希特勒政策的“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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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不停顿地进行斗争并逐渐作为一个全国性的人物而显露头角，但这并不怎么引起各战胜国的注意，因为它们为自己的麻烦事和党派斗争所苦恼和困扰。国家社会主义党，即后来的所谓“纳粹党”，经过相当长的时期就牢牢地掌握住德国的人民群众、军队和国家机器以及那些并非无缘无故害怕共产主义的工业家，以致成为整个世界不得不刮目相看的德国生活中的一个力量。1924年底，当希特勒从狱中获释时，他曾经说，重新组织他的运动恐怕得要五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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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玛宪法的民主条款之一规定每隔四年选举国会。人们希望根据这个条款来确保德国人民群众享有对国会的完全的和持续不断的控制权。当然，实际上这个条款只是使他们生活在一个有着绵延不绝的狂热政治刺激和不断进行选举运动的境况之中。因此，关于希特勒和他的主义的发展，就有着精确的记录。1928年，他在国会只占二十八席，1930年增为一百零七席，1932年为二百三十席。到这个时候，德国的整个机构都充满了国社党的特务，并受它的纪律的约束。对犹太人的各种威吓、侮辱和暴行，就到处猖獗起来。
在这本书中，没有必要把这种复杂而恐怖的事情、它所有的激情和罪恶，以及全部此起彼伏的进程逐年一一细述。洛迦诺公约的黯淡日光，只不过是昙花一现。大量美国借款的支出，使人感到繁荣正在恢复。兴登堡元帅当了德国的总统，而施特雷泽曼是他的外交部长，沉着而体面的大多数德国人民，以他们那种对伟大而尊严的权威的根深蒂固的热爱来拥戴兴登堡，直到他临死咽下最后一口气。但是在这个狂乱的国家里，其他各种有力的因素也是很起作用的，而魏玛共和政府既不能给这个国家以安全感，也不能使国家的光荣和复仇心得到满足。
战后几年间，在胜利者所强加而带有失败耻辱的共和政府和民主体制这个虚饰的外表后面，掌握德国实际政治权力和作为国家的持久性机构的，乃是德国陆军参谋部。总统和内阁的任免都操在这些人的手中。他们认定兴登堡元帅是他们权力的象征，是他们的意志代理人，但是在1930年，兴登堡已是八十三岁了。从这时候起，他的性格和智能就逐渐衰退。他越来越变成一个偏见、固执和独断的老人。在战争中，兴登堡曾被奉为一个伟大的形象，可是现在，德国的爱国者却以希望他早日归天来表示对他的敬仰。这确切地说明，现在的兴登堡已经变成了一个“木头的泰坦神①”了。若干时间以来，将军们已经明白，他们应该物色一个满意的领袖来继承这位年迈的元帅。但物色新人之举，却被国社党运动猛烈发展起来的力量所压住。1923年慕尼黑暴动失败以后，希特勒曾经发表过一个在法律上严格合乎魏玛共和体制的党纲，但是他同时却鼓励并计划扩展纳粹党的军事的和半军事的组织。冲锋队或称“褐衫队”以及一个人数很少而有严格纪律的核心组织党卫队，从一开始很小的组织，发展到在人数上和活力上都规模很大的团体，致使军方对他们的活动及其潜在的实力大为惶恐不安。
①希腊神话中天神与地神的子女。——译者
领导冲锋队的，就是那位行伍出身的军官罗姆，他是希特勒的同志，并且在斗争的几年中，也始终是希特勒的亲信朋友。罗姆是冲锋队的总参谋长，是一个极有能力和胆量的人，有强烈的个人野心，又是一个性变态者。他的劣行并不妨碍希特勒和他在夺取政权这条艰苦而危险的道路上互相合作。正如布吕宁叫苦地说的，冲锋队已经把原有的德国国家人民党的大多数组织吸收在内，其中包括于1920年在波罗的海和波兰同布尔什维克党人作战的自由同志会，此外还有钢盔团这个国家人民党退伍军人的组织。
陆军将领对国内潮流加以深入的研究，使他们不得不确信他们这样的一个和纳粹运动相对立的军官阶层已不能再统治德国了。这两派都是决心想把德国从地狱中拯救出来，都想报战败之仇。但是德国陆军是代表德皇帝国所设立的机构，并且是保护德国社会中的封建领主阶级、贵族阶级、地主阶级和其他富裕阶级的；而冲锋队则在基本上已成为一个由暴烈的或愤懑的颠覆分子的不满以及破产者的绝望斗争所鼓动起来的革命运动。他们和他们所谴责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之间的分歧，有如水火不相容。
陆军方面认为，和纳粹党斗争，不啻是把战败的德国撕碎。1931年和1932年，陆军高级将领都认为，为了他们自己和为了国家着想，他们必须同纳粹党联合起来，虽然他们曾以德国人所具有的那种刚毅和严厉反对过纳粹党的内政主张。在希特勒方面，虽然他准备为了攻取政权的城堡不惜采取任何攻击武器，但是在他眼前的，却是那些曾经领导伟大而灿烂的德国的领袖人物，而这些人在他年青时曾获得他的敬仰和忠诚。所以，他同陆军之间达成协议所需具备的条件，对于双方来说，都是现成的和自然的。陆军将领们逐渐认识到纳粹党势力之大，已达到了只有希特勒才能继承兴登堡为德国元首的程度。而在希特勒方面，也知道要想实现他的复兴德国的计划，那就非和陆军中的中坚成立同盟不可。交易一经定当，德国陆军将领就开始劝请兴登堡对希特勒另眼相看，把他视为未来的德国总理。希特勒则答应限制褐衫队的活动，使褐衫队受陆军参谋部的制约，并且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把这些褐衫队取消；凭借这些交易条件，希特勒就这样得到了德国统治势力的效忠，得到了正式的行政管辖权，得到了德国国家元首的明确的继承权。这位下士，步步高升，已升得很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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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国内还有另外的复杂情形。如果说德国陆军参谋部是掌握德国内部各派势力总联合的钥匙，那就有好几双手在想取得这把钥匙。这时，施莱歇将军操有一种微妙的、有时具有决定性的势力。他是那些谨慎而又具有潜在势力的军界人物的政治顾问。各党各派对他都抱有相当的怀疑心理，并认为他是一个机敏而有能力的政治活动家。他的学识远远超过参谋部的军事操典，非一般军人所能有。施莱歇早就认识到纳粹运动的重要性，并认为有加以遏止和控制的必要。在另一方面，他又从这种恐怖的聚众滋扰的暴行以及日益扩张其势力的冲锋队这一支私人军队中看出，要是他在参谋部的同事们运用得当，其中有一种可以利用的武器，也许可以利用来重新确立德国的伟大地位，而且说不定还可以确立他自己的地位。施莱歇带着这个念头，在1931年开始和纳粹冲锋队参谋长罗姆进行秘密策划。于是，两件重大的事情就同时进行了。陆军参谋部同希特勒勾结；而施莱歇却又在这当中同希特勒的主要助手并且可能成为希特勒劲敌的罗姆，进行他的个人阴谋活动。施莱歇同纳粹党内的革命派接触，尤其是同罗姆的接触一直在进行，直到三年后他们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