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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热津斯基又问邓小平：“卡特总统由于决定和中国关系正常化，他在国内已碰到一些政治上的困难。你在中国，是否也有人反对关系正常化，在政治上也碰到了许多困难吧？”
这是一个敏感而颇有些难度的问题。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把目光投给邓小平。
谁知邓小平很快就回答说：“有！”
大家都把眼睛紧紧地盯着邓小平，等待着他后面的回答。而邓小平大胆公开地说出了“有”，这就让人敬佩。当时在场的布热津斯基的高级助手、中国问题专家奥克森伯格后来回忆当时自己的心理活动时说：“这将是令人高兴的夜晚。多么坦率啊！我们将了解中国制定政策的过程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
在稍停片刻之后，邓小平接着说：“台湾有人反对。”
邓小平说“台湾有人反对中美关系正常化”这样的回答，自然是布热津斯基所料想不到的。这也再次让他感受到第一次见到邓小平时给他留下的印象———富有才智，机警、精明，理解很快，相当幽默，强硬而直率。和他谈话以后我更加理解他何以能经受住政治生涯中的所有挫折，但更重要的是，他的目的感和干劲使我印象深刻。他是一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能和谁打交道的政治领袖。”
后来有人分析说，如果布热津斯基能预料到邓小平会如此巧妙地借用他的提问来重申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的话，他极有可能会避开这个“愚蠢”的问题。
邓小平访美期间，布热津斯基几乎参加了所有的重要会谈和宴会。在他的回忆录中，他多次回忆起与邓小平交往的往事，用许多笔墨对邓小平的风采进行了充满崇敬的描绘。
而这次邓小平到布热津斯基家中作客，也就分明是在公开赞扬他对促进中美关系正常化所做出的积极贡献，给布热津斯基一家带来了极大的荣耀。因为，去年春天的时候，国务卿万斯曾抱怨布热津斯基的一些公开言论妨碍了他有效发挥国务卿的作用，因此卡特总统曾一度降低了布热津斯基的形象，让他躲在幕后。而这种情况直到他参加了中美建交谈判后才有所改变。
所以，许多天过后，布热津斯基在他的办公室会见记者时，仍按捺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说：“在你想到这件事的时候，你就会感到惊奇。一个十亿人的领导人到达美国后仅两小时就到我家里赴宴！”“我是说，这的确相当惊奇！”
可见邓小平在他家吃了一顿晚饭，给了他多么大的惊喜和骄傲。
１９８１年７月１９日，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刚刚卸任的布热津斯基，他们就重大的国际问题和中美关系问题交换了看法。会见中布热津斯基转达了前总统卡特的良好祝愿。邓小平也请他回国后转达他对卡特和蒙代尔的问候。他们还深情地回顾了１９７９年布热津斯基第一次来中国访问期间的情形，邓小平笑着说：“你和我共同克服了最后的困难……”
第二部分英国“铁娘子”碰到中国“钢铁公司”——邓小平和撒切尔夫（1）
英国的“铁娘子”碰到了中国的“钢铁公司”
———邓小平和撒切尔夫人
玛格丽特·撒切尔，也就是我们经常从新闻报道上知道的撒切尔夫人。她是２０世纪下半叶英国社会中的一个传奇人物，是“二战”以后英国的第一位女首相，也是担任英国首相职务时间最长的政治家，是国际政坛上影响深远的人物之一。她出生于安普敦郡的一个小镇，曾在牛津大学获得化学学士学位，后改学法律。１９５９年当选为英国国会议员，１９７５年成为英国保守党领袖，１９７９年率保守党竞选成功后入主唐宁街，成为英国首相。因其受邱吉尔影响极深，坚持“鲜明的传统保守主义哲学和强硬的经济政策”，而且坚持一贯的意志坚强、决策果断、锋芒毕露、独断专行的作风，素有“铁娘子”美称。她之所以在英国政坛备受好评，还因其具有十分强烈的民族意识，并且力图以个人之力成为日渐沉沦的“日不落帝国”的救世主。在上个世纪７０年代中期，她还是冷战的急先锋，苏联媒体曾称其为“冷战斗士”，还有“西方制度的卫道士”之称。
□“铁娘子”往谈判桌上一坐，才发现自己是“一厢情愿”。出乎她意料之外的是，跟邓小平一打交道，才发现邓小平是一个态度坚决非常执着的人。
邓小平与撒切尔夫人的交往，让人们难忘的自然是关于香港回归中国的谈判。当这个英国的“铁娘子”来到中国的时候，她怎么也没有想到，在毛泽东誉为“钢铁公司”的邓小平面前“跌了一跤”，尝到了失败者的无奈。
因此，在本文一开始，请先看从撒切尔夫人的回忆录《唐宁街的岁月》中摘录的几段文字，看看她是怎样追忆和描述在中英谈判过程中她和邓小平的交往的———
“１９８２年９月２２日早晨，我在从东京飞赴北京时，一再考虑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根本不承认英国与清政府１８４２年就香港岛签订的《南京条约》，这是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先决条件。我们事先也商量过了，决定把谈判立场建立在英国至少对一部分香港领土拥有主权的基础上，如果中国承认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在此立下脚，然后把主权让出，以换取对香港继续管治的权利。我曾经多次与政界和商界人士讨论过，觉得这是一个大家比较满意的解决办法。但往谈判桌上一坐，我才发现，那不过是我们的一厢情愿。
“９月２３日上午抵达北京，第二天正式会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我发表了一篇事先已准备好的声明，阐述英国的立场。我指出，中国关注的核心点既然是香港的主权与继续保持繁荣，那么如果我们突然宣布对香港的行政管理作重大改变，大量资金肯定会外流，香港的崩溃不可避免。所以，我们两国应把保持香港的繁荣与稳定放在首位，就未来的管治安排达成协议，如果这些安排能赢得香港人民的信任，如果英国国会满意这些安排，我们再开始考虑主权问题。
“我满以为这篇务实的言论会有很强的说服力，所以我在最后试图说服中国政府同意我们发表一篇内容不涉及承担责任的联合声明，宣布我们的共同目标是维护香港的繁荣，然后再举行实质性会谈。
“但我很快发现，我所有原来的估计都开始泡汤了。
“我早就听说邓小平是实事求是的人，跟他一打交道，我还发现他是一个非常执着的人，他的态度很坚决。他说，香港主权根本不在讨论之列，稍后中国会正式公布收回香港的决定。这一点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和邓小平的谈判进行得相当艰难，我连最初的基本目标都没有能够达到，但也不能算彻底失败。我毕竟说服邓小平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声明，宣布两国正在共同本着维持香港繁荣稳定的目标展开谈判。
１９８３年１月２８日早上，我们获悉中国建议在６月份单方面宣布他们对香港前途的方案。我认为如果谈判没有进展，不如尽早在香港推进民主进程，让香港人民为自己做主，全民投票选定他们能接受的制度等等。但是，当时我的同事们对此都不感兴趣，我也一筹莫展。然而，就此撒手不管这件事了又于心不甘，因此，我在那年３月以私人名义写了一封信给中国政府，信的内容比先前作了重大的让步。
“尽管作了这次让步，却仍然没能动摇中国的立场，夏季的３轮会谈没有丝毫进展，９月２２日和２３日的会谈再次陷入僵局，这个信号导致了香港人心不稳，大量资金外流，港币汇价大跌。至此，我不得不决定向中国交还主权和治权，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选择。”
由此可见，撒切尔夫人的无奈之情溢于言表，对邓小平的钦佩之情亦真心中肯。
那么他们之间的故事到底如何呢？那还得从香港说起。
香港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
香港，包括香港岛、九龙、新界三个部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１８４０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强迫清政府于１８４２年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永久割让香港岛。１８５６年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１８６０年英国迫使清政府缔结《北京条约》，永久割让九龙半岛尖端。１８９８年英国人趁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之机，逼迫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行租借九龙半岛大片土地以及附近２００多个岛屿（后统称“新界”）租期９９年，１９９７年６月３０日期满。
因这三个条约均为侵略战争的产物，在国际法上是无效的，所以中国人民和历届中国政府从来都不承认这些强加的不平等条约。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曾向英国提出收回香港的问题。１９４３年，中英双方达成协议，在战胜日本后重新考虑新界的租借问题。但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因忙于打内战，协议又被搁置。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是：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不承认帝国主义强加的三个不平等条约，主张在适当时机通过谈判解决这一问题，此前暂时维持现状。
到了７０年代末，随着“新界”租期届满日益临近，国际上投资者日益持观望态度。这种观望态度在地产业投资上最为突出。因为地产业的投资受租借期的很大限制。而租借期日趋迫近就使投资者愈来愈裹足不前。这种情况不仅使港英政府的财政收入大为减少，而且对香港整个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英国政府做出了这样的一种估计：“若不设法采取步骤去减低１９９７年这个期限所带来的不明朗情况，在８０年代初期至８０年代中期，便会开始出现信心迅速崩溃的现象。”
因此，１９７９年出任英国首相兼首席财政大臣的撒切尔夫人，在香港问题上受到的压力很大。随着１９９７年的日益临近，英国政府不断派代表来试探中国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立场和态度。于是，解决香港问题历史性地落在了邓小平和撒切尔夫人的肩头。
第二部分英国“铁娘子”碰到中国“钢铁公司”——邓小平和撒切尔夫（2）
□毛泽东指着邓小平对英国首相希思说：“剩下一个香港问题，我们现在也不谈。是他们的事情了。”
决定让“三落三起”的邓小平第三次复出，是在１９７７年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作出的。邓小平这次重新恢复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但谁也没有想到的是，邓小平这一次的亮相与以往大不相同。这次他是以一个足球比赛的观众身份出现在世界的面前，而且与香港有缘。
１９７７年７月３０日，能容纳８万人的北京工人体育场座无虚席。“文化大革命”后中国举办的第一次国际足球邀请赛在这里举行。今天是香港代表队出场比赛，这对中国球迷来说也是第一次。当邓小平出现在主席台上时，体育场顿时成了欢乐的海洋，８万观众不约而同起立鼓掌长达１０多分钟。邓小平复出了！或许邓小平选择在香港足球队比赛中亮相，并没有什么特别原因，但年青时就曾５次踏上香港土地的邓小平对香港回归祖国的事情，可以说是念念不忘。那５次，邓小平大都是为了革命辗转路过，是冒着生命的危险的。
在中国革命的历程中，除了遵义会议之外，恐怕没有哪一次会议像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