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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岁的玄溟在辛亥革命那年嫁到了秦府。
月亮画展（9）
徐小斌
我嫁到秦家的当天晚上并没有与丈夫合桊。当天晚上，有两个戴瓜皮帽、年约26、7岁的人来找丈夫，他就把他们带到书房里，一直谈到深夜。中间有两次我去送茶，听他们在谈什么“清政府腐败，列强要瓜分中国……百姓太苦了，孙文的三民主义能救中国……”，等等。忍不住好奇，我就问：“什么是列强？”鹤寿看我一眼，回答：“列强就是世界上的几个大国，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那谁是孙文？”“孙文就是孙中山先生，是我的师长，在日本的时候就认识的。”“那三民主义呢？”
鹤寿犹豫了一下，温和地说：“好了好了，别问那么多了，现在我们有事要谈，有空的时候我再给你讲。”
那时鹤寿脾气很好，对我从来都很耐心。他家是大家庭，他在家行二，上面有一兄，下面有四弟一妹，因大嫂有病，所以家政的事便落在了我身上。好在我在娘家也是管家的，对那一套倒是轻车熟路，但即使这样，我仍然常常感到累。我原想他家清静，可以读读书，学学琴，没想到六房兄弟都住在一起，每天有做不完的事：清早起来便要打理一天的伙食烹调，检查清洁卫生与厨务，四季的年节寿诞，装修布置，栽树养花，样样都要想到。每逢夏初，便要翻晾阴了一冬的呢绒绸缎皮毛中西服装，还有大批的书籍字画，每年要做上一二十坛霉干菜、泡菜、豆豉、豆瓣酱、甘草梅，逢年过节，要酿酒、腌腊鱼腊肉，做香肠、蜜饯……什么油子糖、冬瓜糖、米花糖、桔饼、蜜枣……平常还要抽空交际应酬，晚上还要登记帐目，缝纫绣花──虽然秦家佣人很多，可老人的规矩，样样都要媳妇亲自操持带领，一样做不好，人家也要笑话。大嫂便是那样累跨了的。现在得了干血痨，脸色腊黄腊黄的，有时候甚至神志不清。我虽年轻，也是一天下来，累得话都不想说。不过，我努力把每件事做得尽善尽美，很快赢得了一家六房的尊敬。每次回娘家，妈都心疼地拉着我说：又瘦了。不过妈也说，女人都是这样咬牙过来的，三十年媳妇熬成婆嘛，熬出来就好了。
鹤寿大概是人缘很好，每天都要来朋友。一聊就聊到很晚，丈夫不睡妻子是不能睡的，每天我为他们添茶的时候，都困得迷迷糊糊。开始的那种好奇心早就消失殆尽。偶尔有一天鹤寿早些休息，我便发牢骚：“我小时候只读了几年私塾，原想嫁你之后，再上几年学堂的，谁想给这一大家人当佣人？！”鹤寿就笑：“上学堂有什么难？现在是困难时期，你先支持我两年，将来情况好转了，我还想让你去日本留学呢！我可以陪你一同去，让你接受文明教育，怎么样？”我喜欢得话也说不出来。那几年，每逢累得不想动的时候，便想起“去日本”的承诺，我把这句话当作无价之宝埋在我的心里，可是这宝贝被岁月尘封、长霉、烂掉了，象别的允诺一样，鹤寿的话从来不曾兑现。
在那年的秋天出了一件大事，打破了我沉闷的生活。那一年是宣统三年，旧历的辛亥年，那一年，宣统皇帝被推翻了。正是鹤寿说的那个孙文，建立了中华民国。那些日子，鹤寿满脸放光，眼睛里充满了希望，总是对我说：“等着吧，好日子在后面呢！”那时，街头巷尾的人都喜气洋洋的，男人的辨子好象一夜之间就消失了，女人也可以不必缠足了，人人都说：“这下好了，民国了。老百姓要过好日子了。要自由平等了。”
但是多少年过去了，日子还是一天天地过，人倒是大变了。民国七年，我生了个女儿，取名若木，好看得很，但是鹤寿连一眼也不看。直到几年之后，我又生了个儿子，鹤寿才高高兴兴地为儿子取名“天成”，那时，鹤寿做了陇海铁路局机务段段长，一家四口迁到了西安，总算过上了“小家庭”的生活，住一栋很大很漂亮的宅院，四个丫头两个厨子三个老妈子两个当差的，人口简单得多了，但是我所盼望的那种生活并没有来临，相反，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鹤寿吸上了鸦片，还常常摆花酒，把戏子带到家里来。跟他吵了无数次没有用，我就迷上了麻将。他玩我也玩。鹤寿的脾气越来越大，动不动就拍桌子打板凳摔东西扔烟枪，两个孩子稍有顽皮，还要罚跪。看到他这样子，我便存了个心眼，省吃俭用攒下了不少私房钱，加上过去的嫁妆，就是有什么变故也够我们母子三人花几年了。
月亮画展（10）
徐小斌
被命名为月亮画展的陆羽个人画展终于如期开幕。
金乌的辛苦没有白费，开幕式那天，当地的一位文艺部长参加了剪彩仪式。为了放倒那位部长，金乌颇费了一番心思。部长终于来了。部长说：“在一个改革开放的年代，只要不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艺术，我们都允许存在。陆羽还很年轻，非常年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祝贺她现在取得的成绩，我们期待她未来取得更大的成绩。”讲完话，部长并没有往那些挂着的展品上面看一眼，就低着头匆匆走了。部长一走大家就活跃起来。人们慢慢地踱步，在每一件展品面前驻留。说着这样那样的评语。不时地有“哇！”“呀！”“哎呀！”之类的叹词。
在这个最高美术学府的画廊里，我们可以看到镶在镜框里的一幅幅展品，那是一些非常古怪的，起码在当时是很异端的作品。有连续不断地变形的一组驴头，象面饼一样搭在树枝上的柔软的电视机，招来苍蝇的腐烂的蝴蝶和残缺不全的尸首，拿着放大的性器官的手和用照相画法画的恐龙的大嘴。一位叫做曙红的美院学生看了一间展厅就到厕所去呕吐了，吐完回来还接着看，临走时在签到簿上写道：“令人震惊的弗洛依德诠释！震聋发聩的俄狄浦斯情结！”
可是在展览正厅一个最显眼的位置，放着一幅风格完全不同的画。那幅宁静单纯的画与周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那幅画有着艳蓝的底子，上面复盖着一朵又一朵放大了的雪花。那是一些六角形的花朵，那些神秘的自然的花朵形态迥异却又惊人地相似。在画的下角，有一双小手，戴着鲜红的手套，在接那些落下的雪花。右下角插着的卡片上写：无题。
电视台的记者扛着摄象机和灯走来了。记者走向容光焕发的金乌：“您是画家吧？想采访您一下，可以吗？”
金乌这才想起，从剪彩始就没见到羽的影子。金乌一边解释着一边来回地找，金乌说你们搞错了，我可不是画家，我不过是画家的朋友，帮着布展的，你们没听刚才部长讲画家还非常年轻，我可是已经不年轻了。这些话调起了电视记者们的胃口，记者们都是男人，他们都富于男人的想象力，他们期待着在比肩继踵的人群中出现一张年轻美丽的脸，他们一定要把她隆重推出，时代需要崭新的面孔，同时也需要发现新面孔的伯乐，不是吗？
所以当金乌终于从放签到簿的桌子底下发现睡着的羽时，电视记者们都大失所望。羽迷迷糊糊地揉着眼睛站起来，本来对准她的摄象机全都掉过头去，象接到了什么统一命令似的。这位画家的确年轻，但是灰头土脸无精打彩，更加不能容忍的，是她的脸上还有着横七竖八的几道油彩，这岂止是不修边幅？简直就是对人、对大众传媒的不尊重了。电视台记者无论如何也不能忍受这点，这个年纪轻轻的女人简直是无视电视台的权威性！要知道，每天有多少名人准名人多少如云美女哭着喊着要上电视亮相呢，有多少本来已经很漂亮的人儿在上电视之前还要刻意打扮浓装艳抹花枝招展为自己的一颦一笑一个细节上的放松耿耿于怀呢。想出名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吃电视这碗饭简直就是金饭碗！电视可以捧红一个人也可以棒杀一个人，一切都在瞬息之间，电视记者们都是职业杀手，就是你再大的名人如果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跟电视台记者们矫情，那，对不起，我们想灭就把你灭了，灭得你灰飞烟灭体无完肤，灭得你说不出来道不出来被人卖了还得帮人数钱，灭得你口服心服灭了你你还得向我们道歉向我们三拜九叩才算完事儿，否则你这一辈子就算完了，你那张脸就象被加了密又被忘了密码的存款，一时半会儿是见不着天日了。
但是被惯坏了的电视台记者们万没想到，还有羽这样的异类存在。羽好象完全不懂得大众传媒对于她的重要，她的神态，好象远离喧嚣的展厅，沉浸在另一个世界的思索中。我们可以看到身处在许多人当中的这个年轻女人，眼神迷离而深远，沾着油彩的脏脸蛋全是困惑，她孤零零地站在人群之中，象是被许多高大乔木包围着的一棵落尽枝蔓的灌木，自惭形秽，无所适从。
一个报社记者走进了人墙。
“对不起，陆羽小姐，可以问你几个问题么？……我个人认为，在二十世纪，艺术家们用视觉语言勾画出自己面对现实面对神秘面对宇宙而产生的恐惧，他们试图在相对静止的空间里寻找逃避恐惧的避难所。在你的画作里，我认为充满了恐惧和性的焦虑，你所有的主题都显示了阉割、性交、手淫和阳萎，是足以引起妄想的持续不断的疯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是个典型的弗洛依德主义者，对吗？”
“什么弗洛依德？我不懂。”
“什么？”记者大叫起来，“你！你竟然不知道弗洛依德？！”记者的叫声并无夸张的成份，在八十年代初的一段时间里，知不知道弗洛依德简直是划分精英还是草芥，贵族还是平民，有学问还是没学问，甚至是不是知识分子的试金石和分水岭。一个不知道弗洛依德的画家──这简直是笑话，简直不可思议，简直没有档次可言。一个画家不懂弗洛依德，意味着一切免谈。
但是那个报社记者有着超乎常人的耐心：“那么，好吧，我们换个话题：我想请问，哪个画家对你的影响最大？譬如说，鲁本斯，凡代克，或者凡高，塞尚？”
“……我不知道。我没太注意别人的画。”
“天呐，既然你不知道弗洛依德，又没有受西方绘画大师的影响，那么你的画作里的恐惧感，它究竟从哪儿来的呢？！”
“我……我不知道。”＇手 机 电 子 书 w w w 。 5 1 7 z 。 c o m＇
在一旁忍耐多时的金乌这时终于沉不住气了：“当然是从她自己的感觉里，从她自己的生命体验里来的。”
记者眯细了眼睛，注视了羽许久，又问：“那么，在这个展厅的所有画作中，你自己最喜欢哪一幅？”
羽转过眼珠，就象头一回被大人带进了大商场的一个孩子，茫然四顾。然后她指了指那幅画着艳蓝底子和白色雪花的画。
“为什么是《无题》？如果让你为这幅画取个题目，你叫它什么？”
“《童年的一场大雪》。”羽终于没有再回答不知道。她在说“童年的一场大雪”的时候，发现远远的一个年轻男人在注视着她。他是那个叫做圆广或者烛龙的男人，他们很久没见面了。他比以前瘦了，风尘仆仆，但还是很英俊。她之所以能看见他，是因为周围的人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