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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离去后,陈老总又把父亲留下,两个人做了长时间的谈话。父亲回忆说:“谈了他对党内、军内许多不正常现象的看法,联系到历史,很中肯,推心置腹。”
但总理和陈老总苦口婆心的告诫,对父亲起作用了吗?
我妈妈说:“你爸爸回来我问他,他这种口无遮拦的毛病,真让我担心。但他只是说了句,无耻小人!看来他满不在乎。”
其实,在乎,也晚了。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出人意外地身穿绿军装,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同“百万群众共庆文化大革命”。这是“文化大革命”中第一次无产阶级司令部和革命阵营亮相的大会。毛泽东发表了他那篇讨刘檄文《炮打司令部》,虽然当时只是在党内高层传达,但毛泽东的意志不胫而走,全国人民还是得到了这样一个信息:在共产党中央内部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他们是一群反革命分子,妄图夺取国家的最高权力,我们和他们的斗争是过去革命斗争的延续,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大搏斗。
人们不禁要问,那他们究竟是谁呢?在党中央内部,谁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谁又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呢?今天,在这个“文化大革命”的动员大会上,就可以看个究竟了。
天安门上站在伟大领袖左右的军人们的镜头尤为引人注目,这无疑是在告诉全国人民,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基石是枪杆子。但对军方上层来说,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看见了吗?军队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雏形已经搭建起来了。虽然在以后的几个月中,各总部、军兵种、国防科委、各大军区,为争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入场券一直在拼杀,此起彼伏,领袖身边的人中也有中箭落马的,困兽犹斗嘛!争斗一直延续到“九大”才算基本稳定下来。毛泽东曾有话,树欲静而风不止。原想1年,没料到搞了3年,真是阶级斗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啊!一时生出许多感慨来。
就在这前一天晚上,8月17日深夜11点,父亲接到了第二天上天安门的通知。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了,毛泽东要登上天安门,检阅红卫兵。但父亲的工作日程已经安排好了,和工程兵、铁道兵的两位副司令第二天一早飞济南,组织这两个兵种抢搭黄河浮桥的演习。
天安门广场上人潮涌动,黄河边激流奔涌。这是周恩来总理亲自交代给他的任务。在黄河上架设浮桥,不完全是军事上的需要,也关系到国计民生,每年黄河泛滥,解决好这个问题,将会减少国家和人民的损失。现在,参加演习的部队已经到位,一切工作准备就绪。父亲后来回忆说:“我只认为上天安门这种活动,和过去的五一、十一没什么两样,我又不是什么领导人,多我一个少我一个有什么要紧。那边部队都在黄河边等着……”
果然,一夜之间,大字报就铺天盖地而来了。在国防部大院,从总参到科委,从一楼到六楼,到处贴满了批判父亲的大字报,共5万张。这样大的势头,在三总部也是空前的。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司令部的决战面前,每个人都面临着选择、站队。不上天安门而去黄河边,他再次表现出了在严酷的政治斗争面前的天真与弱智。
“三反分子”、“疯狂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张爱萍”的大名,被用红笔打上大叉。“炮轰张爱萍!”“火烧张爱萍!”“把张爱萍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张爱萍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有一张上写得很生动:“毛主席说,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让张爱萍在大字报的海洋中灭亡吧!”
还有一张写得更活灵活现:“张爱萍来看大字报,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革命群众质问他,他用鼻子说:‘哼!’”
群众发动起来力量是巨大的,找你点问题并非什么难事。罪行分现实的、历史的、工作中的、平时生活的。年代久远,当时揭发批判了些什么,只是些模糊的印象了,好在找到一份当年“文革”小组整理汇总的、供批判用的材料,让我摘录一些有趣的内容:
“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中央印发了陈伯达就派工作组写给毛主席的信,陈述了自己反对派工作组,以及被刘、邓反对的经过。张爱萍在简报上批道:‘从文字上看,态度不分明。’事后他竟说,既然是中央全会,我一个共产党员为什么不能表达我自己的意志?”
但父亲最后还是被迫做了个被称作是“极不像样”的检查:“在十一中全会上的发言,我现在能够想起来的,一、派工作队的问题。我认为这些同志自己做错了,有了自我批评,是应该欢迎的。我还说,如果我去搞这项工作,也可能会犯同样的错误。后来,总理召集我们,讲了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大家才说,原来刘少奇有一条资产阶级路线啊……”(注:《1967年3月8日总参谋部第一次批斗大会上张爱萍的发言》)
父亲真是天真得可爱。后来我问起他,十一中全会上,风向已经一边倒了,你还不赶快地转?他说:“我最鄙视的就是这种两面的风派式人物!控制不住,就有感而发了。”事实上,陈伯达当时是赞同刘邓向学校派出工作组的,父亲从他给毛泽东闪烁其词的揭发刘邓的信中就看出来了。这一点在《陈伯达其人》一书“在毛、刘对峙的日子里”252页上有详细的引证。
继续引证揭发材料:
“张爱萍根本就没有服气,他在西北组发言中有这样的一段话:党里流行一种给主要领导人提意见就认为是反主席、反领导、反党,又不调查,偏听偏信自己亲近的人。”
列举的罪证主要来自父亲在文件上的眉批。他工作上抓得很细,但在言谈举止上有时却大大咧咧。现在,这些文件都一一被挑拣出来,成为了证据。
军委办公厅揭发: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会议文件的附件“《人民日报》6月2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上,在该文引用毛泽东的话:“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的空白处,张爱萍写道:“不要把反对自己意见的人,都看成是反自己,反党的。”
在彭罗陆杨罪行材料上批:“从材料上看,问题并不是那么严重。”
在中央文革小组第61期简报上,张爱萍批写赞扬王光美在清华大学下食堂。
再就是周围同事们的揭发了。
总政某副主任揭发:“张说彭罗的材料就那么多,错误不那么严重。”
科委某副政委揭发:“张住院时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争权夺利的斗争。”
身边工作人员揭发:“张给邓小平写信说,有的地方饿死了人……”
数军务部揭发的最有意思。这是关于军马退役处理工作总结报告,有一句:“老实马使役时间太多,调皮马不用。”张爱萍在这句话下画了两条粗杠,写道:“我军对人也是如此!!”让人禁不住捧腹大笑。
父亲是什么态度呢?我看到当年总参“文革”小组的材料:“张爱萍用讥讽的口气朝我们说:就这些吗?他这是在向党、向革命群众挑衅!”
与此同时,国防科委也掀起了批判父亲的浪潮。和总参一样,到处贴满了打着红叉的大字报。不同的是,科委的大字报集中在部院合并问题上。部院合并是指国防科委所属的研究院和国防工办归口的各个工业部,在管理体制上,是合还是分。这本是个纯粹又纯粹的工作问题,到了“文革”,全都成了政治问题,成了立场问题,成了是站在哪个司令部的一边,谁夺谁的权的问题。
大字报虽然数量多,帽子大,但仔细分析起来,它的基本内容就是一个,围绕打招呼会上的那封检举信展开的,并由此引申。张爱萍之所以攻击林副主席信任的人,就是攻击在林副主席和他直接领导下的军队无产阶级司令部;因此,这就是站在了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由此导出,张爱萍,你就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就是刘、邓的人,就是和彭罗陆杨一样的反党分子。
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个路线的理论,导出了党内的两个司令部,又顺藤摸瓜地连带出从中央到各部门到各级地方组织的众多的成员、死党。终于导致了党内长达10年的一场混战。
毛泽东怎么也制止不住了。
一江山的胜利,原子弹的成功,方巷社教的轰动效应,这个当初被人们称作是张爱萍三张王牌的业绩,渐渐地把他推向事业的巅峰。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从来不依附谁,我凭自己的实干!”他不信,共产党会打倒像他这样的人。他也不信,党内就不能讲真话了。
但他错了。“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说了,是一场政治大革命;林彪也说了,就是要革那些革过命的人的命!
当一个人处在自我感觉良好的状态下时,噩梦就离他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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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暗箱操作
不是因为仇恨,而是为了负责,对自己的良心、对历史,也对未来负责。下面恕我不厌其烦地引用档案的原文,以证实历史上确有的罪恶。
查到的文件登记表明,早在1966年9月就在暗中布置收集我父亲的所谓反党言行了,打印了“关于张爱萍问题”的报告初稿。但奇怪的是在所有有关的档案卷宗中,都未找到该报告的正文。遗失了?或是销毁了?但报告的附件还在,罗织的主要罪名有:包庇罗瑞卿;同情刘少奇、邓小平;为彭罗陆杨鸣冤叫屈;诬蔑“文化大革命”;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反对杨代总长……共18项。于是,几天后,就有了前面所说的一夜之间那铺天盖地而来的5万张大字报。
这是谁策划谁布置的?作为还在正常工作的总参党委副书记、党委常委的他,居然被蒙在鼓里,一无所知。
1967年1月,总参测绘学院造反组织抄了我们家,并将父亲扣押。周恩来总理知道后,强令马上放人。这又是谁指使的?
我查到了1967年1月25日“文革”办公室传达上面精神的电话记录稿:“把张爱萍问题写个报告,把他的错误讲一讲,他属于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我们本来要搞他,因为王(尚荣)雷(英夫)问题就搁下了。请、好好研究一下,可叫校、院去搞,先把他放回来。”
“可叫院校去搞,先把他放回来。”这就是答案。
1967年3月8日,批揭反党分子张爱萍的大会正式拉开帷幕。领导者给这个大会起了个非常形象的名字——追斗会。这个会一直延续到28日,共追斗了20天。
可能是太丑恶了吧,“文革”结束后,所有与之相关的材料统统都在销毁之列。但我还是听到了一盘3月8日这天批斗我父亲的录音,那是早年的圆盘磁带,用老式录音机才能播放。
随着磁带嘶嘶啦啦的转动,一阵又一阵令人颤栗的疯狂呼叫把我带回到了1967年。我听到了父亲当年的声音。他痛苦无奈的低哑嗓音,被台下震耳欲聋的声讨所淹没。他的检查进行得非常艰难,讲不了一句,就会引来众多的呼喊声:“不许放毒!”“打倒张爱萍!”“张爱萍要向毛主席请罪!向群众低头!”“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偶尔也会冒出父亲微弱的反抗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