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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翻看过九旅这次战斗的总结：“……打顽王光夏战斗十三天，营长都打赤脚，也没有饱饭吃，只吃一些大小秫子稀饭，还能坚持战斗。”（1942年张爱萍《关于九旅的工作报告》）
彭雪枫说：“在邳睢铜，25团、26团曾经有两个月没有解过子弹袋，不要说是脱衣服睡觉了。九旅独立营，夹着津浦路，几乎没有一天不在战斗。所以边区的邳睢铜和宿东可谓最艰苦了！”
曾任九旅的政治委员韦国清说到九旅时，感触颇深：“那时穿衣靠打汉奸，吃饭靠地方，鞋子有的穿草鞋，有的打赤脚。……艰苦啊！”
我父亲要潇洒得多，谈到九旅，总爱说，那是个被蚊子会餐的年代。
父亲有个特点，就是不怕蚊子叮。有一年夏天我们陪他去北戴河休假，海边蚊子多极了，晚上散步，就绕着你转，一边走一边轰。可父亲不在乎，拄着根手杖照走不误。我们都说他，你不怕蚊子叮啊？他说，蚊子不叮我。这就怪了？这不蚊子明明在他脖子上嘛！啪的一巴掌打下去，尽是血。我说，你真够木的。是吗？他很奇怪。看来，不是蚊子不叮他，而是他不怕叮，叮了也不起包，整个一个没反应！按医学的观点说，大概是身体里产生了抗体。他说在九旅时，“洪泽湖的蚊子真是多得很，我们都是给蚊子会过餐的。哪里有蚊帐？只好用艾条熏，熏的呛得受不了，只好用毯子包起来，又热得不行，干脆敞开了让它去咬，咬得实在受不了了，只好跑来跑去，这样马马虎虎一个夏天就过去了。”（注：1962年9月1日，在九旅成立22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见《步兵第师军史》）
路西反顽失败后，九旅由新四军3师划归到4师的建制，不幸的是彭雪枫牺牲了，父亲回来接替彭任师长，不久，父亲也负伤离开了华中战场。两个铁腕人物相继离去，这不能不说是九旅的悲哀。九旅在解放战争中归华野2纵，后期改编为21军63师。战绩如何，我就不得而知了。一个部队要发展，靠的是上面重视，而要受到重视，靠的又是自己干出成绩。后来几次大裁军，63师成了乙种师，再裁，成了守备师，再裁，干脆从解放军的战斗序列中划出去了，变成武装警察了。父亲在军委工作时，我和他说起，他说：“不要争这些，这不是我们个人该考虑的。”
和平年代，内卫治安、救灾抢险、边防缉私、剿灭歹徒，反倒成了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没有了战争，但武警、公安系统英雄辈出。和父亲的经历一样，我相信，九旅的辉煌，最终还是把握在九旅同志自己的手中。
7 不以成败论英雄
就在父亲只身进入皖东北后，当时接任中原局书记的刘少奇，在1939年12月的中原局会议上明确提出了他新的战略主张：新四军的发展方向不是向北，不是向南，更不是向西，而是向东。豫皖苏和皖东地区都背靠国民党统治区，如果向西发展，将同国民党一、五战区发生冲突，受到他们限制。北上华北，南渡长江，则都不可能打开新局面。只有苏北，不但全属敌后，地域辽阔，有驰骋回旋的广大地盘，且北近山东，可同八路军互相依托，互相策应。刘少奇指出，应把苏北看作新四军的战略突击方向。他疾呼：“广泛猛烈地向东发展，一直发展到海边上去！”
这一点，和父亲在战略上的主张不谋而合了。皖东北的战略地位一下子凸显出来。
三个月后，刘少奇又向中央建议，调华北八路军三个以上主力团来华中作战。中央接受了他的提议，指派黄克诚的344旅迅速南下，增援华中。刘少奇这时正在皖东。皖东和皖东北两个根据地只一河相隔，这对长期处于敌后孤军奋战的我父亲无疑是一个绝好的消息，他立即电请少奇同志来皖东北检查工作。刘原本是打算把进军苏北的重心放在皖东的，根本没有去皖东北的计划，回电婉拒了。父亲不死心，再三邀请说，两个根据地就隔一条河，我到河边去迎你总可以吧。盛情难却，刘这才决定亲走一趟，前后打出了三天时间。可哪晓得，一踏进皖东北的地面，他可就走不了喽！这可是名副其实的敌后啊！鬼子马上围了上来，国民党顽固派王光夏四个团又抄了他的后路。这就发生了上节所说的父亲在刘少奇那里找东西吃的故事。没办法，刘少奇一行只有跟着我父亲和敌人在根据地周旋起来，这一呆，就是一个多月。坏事变好事，父亲终于有了和上级领导接触的机会了。在他们相处的一个多月中，两人多次探讨了下一步的战略计划，这正好是我父亲的强项。皖东北比皖东更接近华北，为什么不以它为跳板挺进苏北呢？这不仅在地理上更为便捷，也可和向北发展的陈毅、粟裕的部队，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同时，皖东北这个地块，西有彭雪枫的豫皖苏根据地，南有张云逸的皖东根据地的掩护，南下八路军跨过陇海线就可以在此休整，坐待时机成熟进入苏北。
皖东北的战略价值终于得到了领导层的认同，我想，再没有什么比这个让我父亲欣慰的了。弗洛伊德的理论，人的第一需要是生存、温饱，然后呢？是被认同、被承认。
刘少奇在皖东北和父亲相处的那段日子，正是急切盼望黄克诚到来的日子。他给毛泽东发电：“如能多带兵力来为更好”。刘少奇的焦虑跃然纸上。
又过了三个月，6月20日，黄克诚率领的八路军344旅和新2旅共12000人终于来到豫皖苏首府新兴集，与彭雪枫会合了。
“千呼万唤始出来”，黄克诚来了，但又在彭雪枫的津浦路西住下了。彭雪枫哪里能让他走，他胸怀大志，图谋向西发展，拿下整个河南！他们对皖东北没兴趣，更不要说是到苏北去了。究竟是谁的主意？现在各有各的说法，但这已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刘少奇急了。29日，刘少奇电告黄克诚做东进准备：“20天后派三个团过津浦路东活动。”
于是，历史的剧目又一次重新上演，路东路西之争再起波澜。
彭雪枫起草了一份电报，仍然坚持他一贯的想法，即：在解决目前反摩擦问题上向东为有利，但从与敌伪顽长期斗争看，则以向西发展为有利。平原作战需有山地作依托，因此，黄部应该留下，培养主力，建立巩固根据地；一旦形势有变，即可西入伏牛山，南进大别山……
黄克诚也正有此想法，他根据华北的经验，平原游击战需要有山地作依托，提出皖东北地区狭小，不如向西发展打通联络。彭黄商定，东面既有张爱萍部，自己不如先完成向西发展的任务，以实现毛泽东早些时候提出的“发展华中，争夺中原”的构想。于是就有了上面的那份电报。他们敢对中原局的最高决策者的几次指示置若罔闻，也不是没有依据的。翻开1940年6月27日中央军委的来电：你部“活动于津浦路西，陇海路以南，以对日寇作战，巩固豫皖根据地，扩大与整训部队为中心任务”。张震在他的回忆录中也详细记载了这段历史，他说在毛泽东致彭德怀的电报中就明确了黄克诚南下的任务：“协助彭雪枫创立根据地，并策应胡服（刘少奇），将来再调一部深入苏北。”（注：《张震回忆录》170页）他们的意图仍然是看好中原，向西发展。至于向东图谋苏北，可以从山东方面派出，即苏鲁豫支队南下皖东北。
这，就是尚方宝剑。
刘少奇当然不会轻易让步，他的复电是：你们的建议为全国政治形势所不允许，不能采取此方针。他从维护和遵守国共两党联合抗战后形成的战略格局着眼，于7月15、17、18日又是连续三封电报，责令黄克诚率部越过津浦路东，进入皖东北。
再折腾就要出麻烦了，抗上，闹独立性，这顶帽子也不是闹着玩的。黄致电向毛泽东请示。毛泽东回答得很干脆：服从中原局胡服（刘少奇）指挥。黄把电报给彭看后，将5000人马留给彭雪枫，自己带着其余7000人，于8月7日到达皖东北。
父亲的部队编入黄克诚的队伍，番号为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三支队。他要随黄克诚东征了，他说：“我只做了一件事，就是把当初调给我的张太生团还给彭雪枫。我要走了，将这个团齐装满员，完璧归赵。”我问，你舍得吗？父亲感慨道：“在那个年代，创建一支部队不容易，有感情是自然的，但那是党的部队，是人民的，个人不能去争这些东西，拥兵自重，有人栽跟头就栽在这里。”我知道，他这话是有所指的。
转眼就两年了，就要告别他亲手开辟的这块土地。当年他孤身一人，而现在呢？站在他面前的是一支由皖东北子弟组成的军队。曾和他一起创立这块基业的战友江上青将永远长眠在这里。他们还会回来吗？
4个月后……
1941年1月4日晚，国民党第三战区顾祝同和32集团军上官云相调集了7个师8万余人，将新四军军部和在皖南的部队9000余人团团围住。战斗极其惨烈，新四军浴血奋战七个昼夜，弹尽粮绝。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参谋长周子昆牺牲。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几天后，1月中旬，蒋介石调集30万兵力，直指华中。邻近的汤恩伯9个师10万兵力迅速前推至涡河以南的涡阳和蒙城地区，挤压彭雪枫退出豫皖苏边区。皖南的惨剧就在眼前，彭雪枫岂敢怠慢，4师做好了全力抗击的准备。
皖东北抗日根据地也面临着危机。自父亲走后，日伪军借国民党大举压境、我首尾难顾之际，长驱直入，乘势夺占了我根据地首府青阳；盘踞在洪泽湖的伪顽匪三位一体的地方黑恶势力也卷土重来。
蒋介石觊觎华中这块心腹要地久矣！他要挤压共产党退出华中。国共两党的对抗一下子冲上峰顶。这就是史学家们所称的“我军敌后抗战进入了今后两年的最困难的时期”。
华中局发出指令：“必须坚持华中阵地，决不退让，也决不能向华北、华南转移。”（注：《新四军战史》217页）
战云密布，形势严峻。华中局命令我父亲立即率部回师皖东北：“肃清当地土匪和顽固武装，建立根据地，并保障皖东北与彭雪枫之后路。”（注：《华中局1941，1，22电令》）
在离开了皖东北的4个月后，父亲又带着他的几员大将赵汇川、李浩然、沙风杀回来了。在回皖东北的路上，1941年1月28日，新四军军部在盐城重建，父亲所在的八路军第5纵队第3支队改编为新四军第3师第9旅。后来，父亲习惯于把整个皖东北时期统称为九旅时期。
自从归了3师，真是把他给憋坏了。父亲的个性和黄克诚完全两个样，黄老成持重，我父亲年轻气盛。“卧枕宝剑夜有声”，他说：“我就是一把剑，青萍剑。”这回，统领他的九旅脱离师部，回师远征，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如下山之猛虎，可以杀个痛快了。
首战青阳告捷，皖东北震动。63师战史记载：“根据地的人民比过年还高兴，肥猪、鸡蛋络绎不绝送来慰劳部队，到处是祝捷的鞭炮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