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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刻为“年轻的德国救世主”所倾倒，并答应将他介绍给她圈子内其他有影响的人物。
3月31日，希特勒回到了慕尼黑。同一天，他成了一名平民。这可能是出于自愿，但更有可能是授权这样做的。他打起背包，领取了50马克的退伍费，以及一件大衣、一顶帽子、一件外衣、若干条短裤、一套内衣、一件衬衣、若干双袜子和鞋。他在德尔希大街41号向人转租了一间小房。这是个中产阶级的居住地，靠近易萨尔河。这里大都是三四层楼的建筑物，楼下是商店或办公室，楼上是小单元房或单身房。
希特勒的房子很小，长15英尺，宽只有8英尺，比他在曼纳海姆住的房子大不了多少。这是本楼最冷的房子，据房东埃尔兰格说，“租这间房的客人有些人住病了。我们现在用它作杂物间，谁也不会再租它。”
希特勒选择的住房离《慕尼黑观察家报》只有一箭之遥，这决不是偶然的。这家报纸已易名为《人民观察家报》，继续充当反犹反马克思主义者的喉舌。希特勒的反犹思想大都由这家报纸反映出来。例如，不久前，这家报纸在头版头条刊登的标题是《给犹太人一点颜色瞧瞧！》作者认为不管措施如何残酷，都应把犹太人从德国全部清除出去。这些文章大都出自俄国逃亡者之手，希特勒从中获得了不少有关共产主义越来越危险的情况。
他自己的首要目标却是犹太人及和平条约，其次才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对于德国共产党人之献身精神，他和埃卡特均多少表示钦敬，恨不得把他们争取过来。在一起题为《日耳曼与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文章中，埃卡特甚至推荐过他称之为“日耳曼布尔什维克主义”。一次，在演讲时（希特勒坐在他身旁），他对参加党内会议的人说，德国的共产党人是有理想的，他们不自觉地在为拯救德国而斗争。
俄国的逃亡分子极力反对这一妥协。无论在文章中还是在谈话中，他们关于布尔什维克主义危险之说，对希特勒的影响越来越大。在这些来自东方的“末日信徒”中，最善于说服人的要算是阿尔弗莱德·罗森堡，即那位来自埃斯托尼亚的青年建筑师兼画家。首次相见时，彼此对对方的印象均不甚深刻。“如果我说他令我倾倒，那我是在撒谎”，罗森堡回忆说。只是在听了他的公开演说后，他才对希特勒入了迷。“这里，我看到了一个前线的老战士是如何以一个自由人的勇气，赤手空拳地、明确地、令人信服地进行这一斗争的。在听他讲演15分钟后，他引起我注意的原因就在于此。”
在尔后的几个月里，随着罗森堡的文章在埃卡特的周刊和其他民族与种族主义的刊物上的相继出现，两人便互相亲近，彼此倾慕。给希特勒印象特别深刻的是，罗森堡说，布尔什维主义不外乎是犹太人征服世界之庞大的全球战略的第一步而已。最后的“证据”是在具有历史意义的霍夫布劳斯大会后一天拿到的。那天，《人民观察家报》发表了《复国长者之议定书》。这份议定书被认为是“复国长者”在瑞士的巴塞尔举行的。旨在阴谋征服世界的24次秘密会议的书面报告（这份“议定书”是在反犹主义的温床法国草拟的，草拟人是沙皇的奸细，几年后即在19世纪末发表于俄国。在德国首次发表的时间是在停战协定签订后一年，发表在一俄国移民杂志上，未产生重大影响。它原是业余的伪造文件，却被威廉二世和尼古拉二世捧为福音。在俄国皇室被屠杀后。在埃卡特林堡沙皇之住地发现了一份《议定书》、一本《圣经》和一本《战争与和平》）。《议定书》是希特勒对犹太人存在偏见和恐惧之佐证，也是他与罗森堡的关系之转折点。此后，希特勒便将罗森堡关于警惕布尔什维主义之说牢记在心，而迄今为止仍属枝节的共产主义问题，也逐渐在党的信条中加重了份量。
接受《议定书》的也绝不止希特勒一人。那年5月，伦敦的《泰晤士报》发表一起长文，该文声称，此《议定书》系犹太人为犹太人而写的真实文件，应认真对待。反犹主义原系主张信奉基督教的人们首先鼓吹的；《议定书》不仅在全欧各国流传，而且流入并发表在南北美洲，这就加剧了心怀恶意的反犹主义。几世纪来，天主教徒们所受的教育是，耶稣是被犹太人杀害的；第一个新教徒马丁·路德也攻击说，犹太人不仅把上帝变成了魔鬼，其本身就是“瘟疫、流行病、不折不扣的灾难。”总之，犹太人是基督教和全世界的大敌，必须用断然措施予以对付。
希特勒对犹太人之仇恨，主要来自他自己在战争的末期以及尔后的革命时期所作的观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希特勒此时的房东埃尔兰格竟是个犹太人，而他也有愉快的回忆：“我常在楼梯和门口碰到他——他总在往本子里写什么……他从未使我感到，他将我另眼相看。”）而他从罗森堡、图里会、或从戈比诺，路德以及其他著名的反犹主义者那里得到的东西，仅仅支持了他自己的结论而已。从这些人那里，他不过是取自己之所需罢了。或许，给他影响更深的还是那些小册子和满嘴喷毒的、反犹的低级右派报刊。自早年（在维也纳）以来，他对这些低级下流的文章就生吞活剥。这些低级文学所播下的种子，终于在1920年8月13日在慕尼黑著名的霍夫布劳斯群众大会上结出了果实。
他以《我们为何要反对犹太人》为题，滔滔不绝地讲了两个小时。一开头他就明确宣布，只有他的党“才能将你们从犹太人的权力中解放出来！”他详细地阐述了犹太人如何自中世纪以来就在污染社会。他的演讲虽没有什么独创和韵律，宣传效果却非常显著。他的反犹思想原是出自他个人的东西，并非是历史使然，但他却有将历史事实与眼下发生的事件巧妙地结合起来、恰到好处地煽动仇恨情绪的天才。他的话常被表示赞同的掌声和笑声所打断，听众十几次为他热烈鼓掌。当他把犹太人视作游牧民族，专干“拦路抢劫“的勾当时，听众的反应尤其狂热。
与其精心策划的谴责相比，希特勒早年对犹太人的攻击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他首次公开攻击说，犹太阴谋具有国际性，他们所主张的各民族一律平等以及国际团结，不外乎是瓦解其他民族的士气的阴谋。先前，他称犹太人为卑鄙、不道德和寄生虫；今天呢，犹太人成了破坏者、强盗和企图“破坏所有民族”的害人虫。希特勒号召全面顽强奋战。东西方的犹太人，不管是好是坏，也不管是贫是富，统统都一样，毫无区别，因为这是反对犹太种族的战斗。“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口号已不再适用。战斗口号应该是“全世界反犹的人们联合起来！”，“欧洲人民求解放！”总之，希特勒所要求的是“彻底解决”。这点他虽提得模糊，但很凶恶：“把犹太人从我们人民中间清除出去！”在反犹道路上，希特勒早已迈出了一大步。当年早些时候，《慕尼黑邮报》对希特勒摹仿并嘲笑犹太人一事觉得好笑，“阿道夫·希特勒活像个喜剧演员，他的演说像杂耍。”而这次的演说使这家报纸清醒一些了，它承认了希特勒在讲坛上的魔力。“你们必须相信，如果说希特勒有件事是值得一提的，那就是，在慕尼黑，鼓动暴民最有能耐的就是他。”
然而，他远不止是个捣乱者，也不只是对种族主义者发出号召。对他之采取积极行动反犹的号召感兴趣的，还有那些以建立大帝国为其最终目标的人们——受人尊敬的中产阶级的中年市民们。早在1913年，这些人对“泛德团”总裁汉利希·克拉斯所讲的一席话就深信不疑。“犹太民族是一切危险之源。犹太人与日耳曼人水火不相容。”克拉斯声言，会有人起来领导他们反犹的。“我们在恭候元首！耐心！耐心！他会来的。要坚持，好好工作，团结起来！”
希特勒这一时期的讲演提纲表明，他是何等恐惧犹太人。
“嗜血成性的犹太人！斩断人民的精神领导。俄国的停尸场。”
“犹太人作为独裁者与今日之德国。民主与独裁之战斗——不，是犹太人与日耳曼人之战。这有谁明白？”“通过股票市场和投机产生的和平（通货膨胀）时期之饥饿？对奢侈品之需求，等等。谁得利？犹太人……为大规模疯狂所作的灭绝种族之准备——可由大规模之需要——饥饿——加以证明。饥饿历来就是武器。饥饿为犹太人服务。”“世界革命意味着全世界向世界交易所的主人——犹太——之独裁投降。”
从这些引语中可看出，希特勒之恐惧与仇恨正在发展成为一种政治哲学。与此同时，尚处于朦胧状态的外交政策概念也在形成。那年9月，他对听众说：“我们的手脚被捆住了，嘴巴也被堵住了。即使丧失了抵抗能力，我们也不惧怕与法国交战。”此外，他还考虑了与外国结盟问题。不久他宣称：“对我们说来，敌人端坐在莱茵河彼岸，不是在意大利或别处。”还有，他首次公开攻击了犹太人的国际主义——这也许是受罗森堡和《议定书》的启发的结果。他把犹太人与国际主义等量齐观，选择意大利为盟国以反对法国；这些虽是初步的概念，但却也表明，他正为制定一个既合乎逻辑又行得通的外交政策而呕心沥血。他从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带来的是前线战士固有的信念与偏见；从一系列给人们带来创伤的红色革命中得出的是老百姓的固有的信念与偏见。现在呢，他终于在梳理自己的系统了。但是，他的首要目标，即自从他在维也纳的苦难岁月中挣扎时平时隐时现的、对犹太人的仇恨，却完全不是固有的。
在实际政治领域内，阿道夫·希特勒在加快步伐。几乎是赤手空拳，他扩大了党的基础——这个党现在已以“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命名。他希望，这个名字将给人们以鼓舞和激励，吓倒胆小鬼，吸引那些愿为自己的梦想而流血的人们。
出于同样的精神，希特勒坚持自己的党旗要能与共产党鲜红的旗帜并驾齐驱。“我们所需要的旗帜要红得超过他们。”
德莱克斯勒回忆说，要超过赤色分子，但“又大不相同”。最后，有个来自斯坦伯格的牙医交来一面旗帜，是当地党建立时使用过的一个卍字，背景是黑、白、红三色。卍字——在梵文中其意为‘包罗万象’——长期以来就是条顿武士的标记，兰斯·冯·莱本弗尔斯使用过，“图里会”使用过，“自由兵团”许多单位也使用过。多少世纪以来，它不但代表欧洲人，而且也代表北美一些部落的日轮或生命之始末。此后，也许是永远，卍字将得到某种罪恶的涵义。
（3）
卡普起义，以及德国中部之共产政权之被消灭，使社会主义事业摇摇欲坠。埃伯特及其“社会主义多数派”，由于采取机会主义的立场，利用“自由兵团”的部队去反对普尔区的工人，使他们与左翼“独立社会主义者”之间的鸿沟加深了。1920年秋初，叛逆者——内部又分裂为亲共和反共两派，两派齐鼓相当——在哈勒集会5天，目的在于决定“独立社会主义党”未来之发展方向以及该党与第三国际的关系。大会的发言者，最鼓舞人心的是第三国际的总裁、来自莫斯科的格利戈里·季诺维也夫。苏维埃派他前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