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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绿色计划”虽已付诸实施，但希特勒的意图还是要用它作为讨价还价的资本。现在的问题是，他应向战争悬崖走得多近，对此，希特勒在那年夏初或许连自己也不知道。如同在莱茵兰和奥地利危机时期一样，他靠的是直觉。他遂派他的私人副官魏德曼上尉于7月间飞赴伦敦，与哈利法克斯勋爵进行非正式会谈。这是一项异乎寻常的探索性任务，由魏德曼的私交、半犹太血统的霍亨洛公爵夫人暗中安排，完全绕过里宾特洛甫。魏德曼的正式任务是探讨戈林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可能性，但希特勒也亲自指示他通知哈利法克斯：目前的关键问题是苏台德地区的日耳曼人受到虐待。“若在近期得不到满意的解决，我只好用武力解决。把这点告诉哈利法克斯勋爵！”
7月中旬，魏德曼转述了他的警告。但哈利法克斯彬彬有礼地回答说，在限期到来以前，许多问题都可解决。他还在原则上同意戈林来访，还含糊地邀请元首本人作为国王的客人前来。魏德曼满心欢喜地飞回德国。但是，在贝格霍夫，他等着向元首汇报一等就是几个小时，而元首却在外边与尤尼提·密福特一起走来走去。希特勒回来后不耐烦地打断魏德曼的汇报：尽管英国已同意戈林出访伦敦。“不去了！不再去了！”他冲口喊了一声。关于哈利法克斯之事，他连一个字也不愿意听。“我现在也不明白”，魏德曼回忆道，“希特勒的变卦是因为尤尼提·密福特在他耳旁灌输了什么呢，还是因为害怕戈林利用此举取得太大的政治权力。反正，我无法向他汇报他不愿听的东西。”
数星期后，威廉大街的秘密代表弗里茨·赫塞，被里宾特洛甫从伦敦召回，原因是，他曾发回一份报告说，张伯伦已考虑将苏台德地区割给德国。“给我发回这种东西有什么好处？”据赫塞的说法，外交部长当时这样说道。看来，元首已深信，英国一旦武装完毕，便会将德国打得粉身碎骨。不久前，元首曾对里宾特洛甫说过：“现在已没有什么国际廉耻可言，有什么战利品可抢谁都抢。我要把这点儿作为教训。”在英国人将他包围前，他将先发制人。
赫塞解释说，张伯伦的私人顾问曾要他非正式地通知元首，伦敦《泰晤士报》那篇说英国准备接受对德国有利的解决办法的社论，系首相亲自安排的。对此心中有数后，希特勒不是不用武力威胁便可为苏台德的日耳曼人取得自治么？“自治”？里宾特洛甫喊道，“不可能再有什么自治了。”他说，在谎称德军已有所行动前，希特勒或许会满足于自治。现在，这可是不够了。听到这句话后，赫塞“全身都凉了”。他初次醒悟到，战争的危险是迫在眉睫了。他祈求外长去向希特勒保证，他能用和平的方法取得苏台德地区的割让。里宾特洛甫深受感动，答应找希特勒说说。次日，他把赫塞召来，告诉他，元首嘲笑了捷克人会拱手将军事基地交出的想法。“我就是不信”，他说，“他们不会愚蠢到那种地步！”
希特勒的态度是强硬了，但他的将领们却在继续反对他的扩张政策。贝克在公开散布阴郁的预言：在新的战争中，谁是罪魁祸首的问题，与上次大战相比，将更重要；战败的后果将比1918年的失败更为惨重。7月，他为勃劳希契草就了第三份冗长的备忘录。他宣布，他敢肯定，进攻捷克斯洛伐克必将带来另一次大战。“这种战争的后果，不仅仅是军事失败，而且是德国的全面灾难。”他继而说，人民不要这场战争，陆军对此也没有思想准备。
7月16日，当贝克将此文件呈交上去时，他的讲话尤其大胆——他让勃劳希契在军事将领中组织抵制。“倘若军事将领们不按自己的特有的政治见解和良心行动”，讨论纪要说，“历史就会将罪过加在他们头上……若大家行动坚决，战争政策就执行不了……时局特殊，措施也随之特殊。”
8月初，在众人劝说下，勃劳希契召开了一次高级陆军将领会议。在会上，他宣读了这份备忘录——它预言，入侵捷克必将导致一场大战，德国一定打输。为了苏台德，竟拿民族存亡去冒险，这值得吗？众人一致认为，军民皆反战。将领们也同意，陆军的训练和装备或许可打败捷克人，但要打败欧洲强国的联盟，是绝对不行的。会上只出现两条反对意见，但都很温和。布许将军重弹了军队不该干预政治的老调，而莱希瑙这个第一个变为纳粹的将军则告诫其同僚，应单独与希特勒辩论，不要集体前往。勃劳希契采纳了他的建议，单独前去面见元首。但是，他是否像对同僚们说话时那样强硬有力地去面陈希特勒，这还是值得怀疑的；然而，即使说法比较婉转，它也带来一阵大声呵斥，重使勃劳希契循规蹈矩。
将领们的否定态度使希特勒气馁。8月10日，他将总参谋长等人请至贝格霍夫进午餐。他又历时3小时滔滔不绝地大讲他的政治理论，但他们也同样不以为然。众人的一致反对反倒加强了元首的决心。5天后，在朱特堡附近观察了一炮兵演习后，他将高级将领召至饭厅，宣布于秋天用武力解决捷克问题。他向听众保证，只要张伯伦和达拉第仍然在位，就不会出现大战。在结束讲话时，他提醒大家注意，他的预言是会应验的。
两天后，苏联大使迈斯基对哈利法克斯说，德国政策“至少有百分之五十是恫吓”，”真正危及和平”的是英法两国之暧昧态度，因为无论对德国国内和国外的力量，它都作了过高的估计。次日下午，一个来自波美拉尼亚的农场主又给英国人带来了新的压力。此人名叫埃瓦尔德·冯·克莱斯特—施曼津，系伟大诗人克莱斯特—施曼津的后代，君主主义者。长期以来，他是希特勒的敌人。他拿着卡纳里斯海军上将搞到的护照，作为德国总参谋部内温和派的代表来到伦敦——这些温和派人士均希望能阻止希特勒的侵略。当日黄昏，他与哈利法克斯的主要外交顾问罗伯特·凡西塔特爵士私下进行了交谈。克莱斯特清醒地宣布，除非英国出面阻止，否则战争肯定爆发。他说，德国只有一个极端主义者。“希特勒自己的决心已下。德国陆军中的所有将领都是我的朋友，他们都知道这点，也只有他们才确切知道。他们还知道地雷爆炸的日期。”
“你是说，像戈培尔和希姆莱之流，竟不为希特勒的战争推波助澜？”凡西塔特问道。
“我重复一遍：我不把他们计算在内。这项决定是希特勒一人作的。”所有将领均“死死反对战争，却又无力反对——除非得到国外的鼓励和支持。我跟你说过，他们知道确切的日期，会不得不在该日进军”。
当被问到是哪一天时，克莱斯特笑了。“哎，你当然知道”，凡西塔特费了一番唇舌，说明英国的领导人并未掌握这份情报，他才相信，“若在9月27日后才采取行动，那就太迟了”。他说。阻止战争的时间最迟不能迟于9月中旬。一定要让希特勒明白，英法两国决不是在虚张声势。英国必须让一名主要的政治家出面讲话，讲话要针对德国公众，要着重指出战争的恐怖。
凡西塔特立刻将会谈情况写成详细汇报，交给了张伯伦。
然而，由于张伯伦一心姑息，对凡西塔特之所云不以为然。次日，汉德逊从柏林发来电报，进一步加强了他的立场。这位大使的看法是，战争的危险不在希特勒身上，（因他拗不过人家），“而在那些加紧备战的势力身上，即德国和捷克的极端分子、共产党人，以及其他有影响的势力和外国普通仇恨纳粹主义的势力。”他奉劝伦敦，“切勿将希特勒先生迫入困境，使其威信扫地，以致不得不向极端分子屈服。”
克莱斯特的看法与真实情况相差无几。在国内，希特勒陷入反战派的重围。他的论点仍不能令其将领们信服。反战派主将贝克将军再次提出辞职，勃劳希契不予接受，他就索性不再上班。为解决这一问题，希特勒接受了他的辞呈，但“出于外交政策方面的原因”，令他保密，不得让公众知道。作为一个忠实的德国人，贝克同意保密，但仍继续支持反希特勒集团——这个集团在暗中策划，待元首最后下令执行“绿色计划”时，便将他逮捕。如此众多的文官武将一周密谋用武力推翻政府，这在历史上是罕见的。密谋者包括柏林军区司令埃尔温·冯·维茨勒本将军、卡纳里斯海军上将（曾为克莱斯特提供护照）、前陆军总司令库特·冯·哈麦施坦因将军，以及代替贝克总参谋长职务的弗朗兹·哈尔德。哈尔德秘密地派出第二个谈判者前往伦敦，将克莱斯特的警告重述了一遍——再次无济于事。这项阴谋还牵涉到赫加尔玛·沙希特和其他文官，包括豪斯霍弗的长子以及外交部主要官员——例如西奥多·科尔特，此人在外交使团中散布有关里宾特洛甫的谎言。
与此同时，他们公开对元首施加更大的压力。8月下旬在一次私人夜宴后威兹萨克将赫斯拉到一边，并提醒他注意，如元首用武力解决苏台德问题，德国势必要与西方开战。赫斯将这一警告传给了希特勒。几天后，财政部长施维林·冯·克罗西格克也提出同样的警告。“我与英国和英国人相识多年”，这位牛津毕业生写道，“我认为，从他们反复声明的态度来看——虽然是用小心谨慎的英国方式表达的——非常明显，他们决心干预一事绝不是虚张声势恫吓。即使哈利法克斯和张伯伦不要战争，但他们身后还站着终将继位的战争贩子丘吉尔和艾登。”
他敦促希特勒要有耐心。他说，时间会为德国效劳的。德国的重新武装和经济发展的速度超过了盟国。再者，法国越来越愿意与捷克斯洛伐克闹翻；美国也有反抗旨在反对帝国之犹太宣传的迹象。“那就是说，只有等待才能取胜。这也是为什么共产分子、犹太人和捷克人现在就疯狂地要将我们推上战场的原因。”
所有这些忠告在希特勒身上都未产生多大效果。他一心要战。那年夏末，在视察陆军的演习后，他用手套拍了一下大腿，对两个副官说，战争是万物之父。“每一代人都要经历一次战争。”他说。
9月3日，他将勃劳希契和凯特尔召至贝格霍夫，讨论“绿色计划”的最后一稿。他惊愕地发现，主攻方向竞选在捷克的防御系统的中央地带，且由第二军担任主攻。他抱怨说，进攻如此森严壁垒的地区将会带来无谓的牺牲，定是凡尔登第二，且正中捷克人的下怀。应该改由第十军攻进波希米亚才对，勃劳希契有气无力地反对，说摩托化部队的景况不好，援军短缺，各级领导又训练不足，等等。但希特勒一概不听，说这是失败主义的论调。他下令给第十军增派摩托师和装甲师。
勇士是前下士希特勒，而不是他的将领。观察家们也生怕希特勒会在即将举行的纽伦堡党代会上公开宣布这点。“无论在德国还是他处”，汉德逊在一封私函中写道，“人们都同样焦虑不安。比诸民主国家的领袖，独裁者会更加独裁，并且开诚布公。”
在那年的纽伦堡党代会期间，纳粹大规模地炫耀其武力和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