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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2月，日军第一O四旅团在飞机、坦克及优势炮火的掩护下，经邯郸、武安、涉县进攻东阳关，想一举驱逐驻守长治的我第四十七军，进而扫平我在山西坚持抗战的军队。在山西长治，这是李家钰带领他的军队千里迢迢首先奔赴的抗日前线。他把军部设在长治，派一O四师守在长治及附近，另令一七八师守护长治东北的东阳关。东阳关是敌人从河北邯郸进入山西的门户，也是敌人沿平汉铁路西进必攻的地方。2月14日，敌人以飞机大炮助阵，猛攻东阳关，李家钰命守军顽强抵抗，守军以劣势的兵力武器阻止了敌人达三天三夜。敌人遭受到沉重的打击，见正面攻击不得要领，便从侧面迂回直扑长治。李家钰命一O四师的三一二旅担任长治城防，守城官兵无比英勇，他们用砖石堵住城门，决心死守。与敌人展开逐街逐屋的肉搏，坚持了两天，营长杨岳岷，连长杨显模、夏抚涛壮烈牺牲，旅长李克源也身负重伤。这一仗，李家钰的军队损失惨重，敌人也付出了伤亡千余人的代价。但是寡不敌众，守城官兵最后只得退出长治。
长治失陷，李家钰非常难过，他一方面为自己虽尽了最大努力却依然未能保住长治而难过，一方面为死去的将士们难过，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已跟随他多年，一些还是他的本家、他的亲戚。直到有一天，两个治愈的伤兵出现在他的面前，带来了黎城县长何公振的公函，他才深切地感受到，尽管逝者已去，但不仅他在怀念他们，老百姓也怀念他们。他为他的将士们自豪，他庆幸自己带兵出川抗日，为国家、为民族、为百姓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他仿佛感受到那些抗日的亡魂因为这一切而得了安慰，那封公函是这样写的：“东阳关之役，贵军官兵英勇抗敌，经一周血战，日寇伤亡千余人，我忠勇官兵作战壮烈牺牲者，亦在二千人以上。黎城民众，对此可歌可泣之事迹，极为崇佩敬仰，久而难忘。除阵亡官兵由地方民众清查埋葬举行追悼，负伤官兵已由地方政府收容治疗外，并在东阳关建立‘川军抗日死难纪念碑’一座，在黄帝陵建川军庙一所，每年二月十七日演戏一日，以志不忘。”
长治之战后，李家钰又率他的军队与日本鬼子在山西省境内进行了多数较量：
1938年4月，他指挥所部收复了被日军占领的平陆、芮城；6月，派军攻占安邑县城，破坏敌军运输线，保护陇海铁路，保障了中国军队运输补给线的安全；夏秋之际，率军在运城、平陆一带与敌激战。此间，涌现出一个众人传诵的英雄，这就是一七八师一O六四团八连炊事兵李发生。他送饭上阵地，正遇上战友们与鬼子在战壕边撕杀，他当即乘敌不备，用扁担打死了数名敌人，自己全身也八处负伤，但仍然斗志昂扬，缴获敌人三支三八式步枪，独自背下战场；9月，率部攻打夏县，狠狠打击了敌人，保卫了中条山地区。
1939年6月，在同蒲铁路南段，粉碎敌人大规模“扫荡”。之后，李家钰晋升为第四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是孙蔚如。7月至10月，他率领部队转战晋南，指挥大小战斗580余次，毙伤敌军2000余人（包括少佐以上军官20余名），炸毁铁路32段、火车头2个、车厢5节、汽车36辆、汽油300余桶。冬，率部防守晋城，不断袭击焦作、博爱地区的日军，同时晋升为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1940年春，与“扫荡”我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日军激战，重创敌人，毙伤敌人千余人；1940年夏到1944年，在黄河以南担譬渑池、陕县一带河防，此间每月轮番派遣游击队到黄河北岸袭击敌人，捕捉俘虏，搜集敌情，加强警戒，防御日寇，担负起守卫黄河天险的任务。
第四部分：彭雪枫：抗战中牺牲的新四军最高将领爱国爱民
李家钰与日本人的较量，互有胜负。他虽然对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没有多深的研究，但事实上他是以持久战的方式来打击敌人、不断消耗敌人的。即使在战斗中他负于敌人，也绝不让敌人轻松地赢，而总会叫敌人也尝尝硬骨头的滋味；即使输了，他也从未畏惧过，他深知胜败乃兵家常事这一道理。但是，李家钰绝不会让自己的士兵去白白送死。在那种恶劣的战争环境中，如何以最小的损失去获得最大的胜利，恐怕是每一个将军都在考虑的问题，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事例也必定引起每一位将军的兴趣。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李家钰最先驻防的山西还有十八集团军，也就是八路军，相邻而伴，不知不觉就受到八路军的影响。八路军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与日寇作战，胜多败少，李家钰探究其中的原因发现，原来是游击战的威力。于是他利用一切机会向八路军学习战略战术。
1938年1月，李家钰邀请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在长治四十七军军部留住一周，请他为全军营以上军官讲授抗日战争的重要性及战略战术。
1938年秋，李家钰特派军官18人前往十八集团军部队，专门学习游击战术，之后便在自己的部队开办干部训练班，对全军军官进行培训。
1940年春，李家钰盛情邀请途径其总部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留宿一夜，两人就抗战、民主等问题谈了一夜。
李家钰不仅学习八路军的游击战术，还学习八路军的治军方法，他从八路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受到启发，要搞好军民关系，必须严明纪律，赏罚分明。
1938年春，李家钰下令处决了一个奸污当地民女的军官；5月，他又下令枪决了作战不力的团长孙介卿；9月，他报请国民党中央重赏杀敌有功劳的炊事兵李发生，为他请功，并晋升李发生为炊事班长，还在其家乡为其修建了一所住房；1942年，李家钰抽调兵力帮助新安、北治、官水等驻地群众消灭蝗虫，搞好卫生。
这一切，使李家钰的部队获得了很好的声誉，给老百姓留下了极好的口碑，同时由于得到群众的赞扬，他的军队在战场上也更英勇杀敌。其部队的一位连长战斗到最后一人，被日军拦腰砍断；他的一位团长，为掩护部队，被炸得粉身碎骨……这类悲壮故事在他的部队中屡屡出现，也使他的部队在民众心中具有很高的声誉。
第四部分：彭雪枫：抗战中牺牲的新四军最高将领以死报国
李家钰率部在山西作战数年，打仗数十次，屡立战功。1939年夏他以战功卓著被提升为第四集团军副总司令，1939年冬，他再次晋升为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管辖第四十七军和第十七军。1941年夏第三十六集团军奉命南渡黄河，驻扎在洛阳以西的新安县，担负起守卫黄河天险的艰巨任务。李家钰深感担子很重，他经常巡视前沿警戒线，了解敌军的动态，勉励将士忠于职守，严密监视敌人。他还经常派遣游击部队偷渡黄河，到北岸侦察，搜索敌情，袭击日军，捕捉俘虏，加强戒备，防御日军渡河南犯。
1944年3月，日军南渡黄河的企图更加暴露。日军这一动向被中国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觉察。3月，战区军以上将领群聚洛阳，召开了紧急会议，商讨对策，李家钰在会上慷慨陈辞，提出“先发制人”之策略，主动出击来犯之敌，使敌人处于被动，我军处于主动。但他的建议未被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副司令长官汤恩伯重视，会议也没有制定抗敌作战方案，以碌碌无为而告终。
5月17日，日军从河南中牟、陕县两处强渡黄河，迅速侵占了黄泛区两岸，随后，攻占了郑州，并向洛阳进逼。驻扎在洛阳的蒋鼎文惶惶不可终日，生怕被日军包围，马上弃职撤退，而且一退再退再三退，一路仓皇，一时间，准备参加洛阳会战的诸兵团群龙无首，失去统一指挥，只得盲目跟随长官部撤退，局面非常混乱。
李家钰将军见此危险状况，十分镇定，他主动在渑池县召开西撤各部队主官会议，决定统一指挥，派出掩护部队，指示退却目标和退却路线，集结主力，再图反攻。大家一致推举他为统一指挥官。李家钰临危受命，指挥若定。他主动提出由第四十七军担任后卫掩护任务，掩护各军撤退和集结。他对各部队长官们说：“我们南渡以来，吃了河南老百姓四年的饭，现在不能见了日本人就跑。否则，怎么对得起老百姓！日本人有什么可怕的，他们来了，我们就同他们打。别的部队怕跑在后面挨打，我不怕，我愿殿后。”他把生的希望让给兄弟部队，而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面对到前线慰问的劳军团，他慷慨疾书：男儿欲报国恩重，战死沙场是善终。可见，他已经下定决心，要与日军决死在战场。
从5月20日起，李家钰不断率自己的部队与敌人激战，掩护友军西撤。5月21日，各部队撤到了渑池县的翟涯。这是一个山中小集镇，十几万军队挤在山间小道上，人、车、马混杂，行动迟缓，秩序混乱。对日军的飞机大炮来说，这是再好不过的轰炸目标。这时的中国军队进展速度与日军相比，好比龟兔赛跑，情况十分危急。各部队将领自发召开了临时会议，大家公推李家钰统一指挥各部。以李家钰单薄的兵力掩护友军，必然冒极大的危险，但是，他毅然表示：“如果明天仍继续西进，窃愿殿后以免挤在一起。”次日，他一直等友军西撤后才令自己的队伍出发。
此时，李家钰率部转移的目的就是要冲出敌人的包围。他不断激励官兵们，突围出去就是胜利。但是到了5月20日，部队在陕县的东姚院村宿营时，已陷入了敌人的重重包围。5月21日，李家钰率部西行，不幸中了敌人埋伏，当他率总部将士正爬秦家坡时，敌人的机枪密密麻麻打了下来，他急忙指挥身边的特务营抢占阵地，奋力还击。但是敌人居高临下，占有兵力和地形的优势，李家钰和随行的200余名官兵全部壮烈牺牲，他的全身满是枪眼，
终于战死在抗日的沙场。
这个消息令举国悲愤，因为李家钰是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陆军中将。以他已过半百的年龄和较高的职位，本可在指挥部指挥，不必亲临火线。奇书…整理…提供下载但是，李家钰却冒着生命危险，处在抗日战火的前沿，直到生命的最后。
李家钰殉国，举国悲悼。他的遗骸运到成都后，四川省和国民政府驻川各级机构、各界人士、群众团体联合举行公祭和隆重追悼会。蒋介石亲自发来唁电，政府各要人、各党派、知名人士都送了花圈和挽联，表彰李家钰将军坚持抗战的丰功伟绩和为国献身的崇高爱国精神，著名诗人柳亚子先生赋诗赞颂将军的爱国情操：
万里中原转战来，前师急报将是颓。
归元先轸如生面，化碧苌弘动地哀。
军令未闻诛马谡，思论空遣重曹丕。
灵旗风雨无穷根，丞相祠堂锦水隈。
追悼会后，李家钰将军的忠骸被安葬在成都市南郊红牌楼广福桥的“李上将墓园”里。
1944年6月11日，《新华日报》发表了《悼李家钰将军》的短评，文章指出：“中原大战，李家钰将军在此役中杀敌殉国，是应受到全国尊敬的。我们哀悼李家钰将军抗战殉国，希望前线将士都抱为国牺牲的决心！”
1944年6月22日，国民政府追赠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