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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列日涅夫担心美国同中国进行针对苏联的秘密安排，还担心中美可能签订了一项共同防御条约，便要求尼克松与苏联建立向其通报与中国打交道的情况的关系，尼克松婉言拒绝说：
“虽然美国将继续与中国交往，但绝不会同中国或日本做出任何违背刚签订的美苏防止核战争协定精神的安排，苏联对中国人的忧虑是没有道理的。”
勃列日涅夫拉长脸质问：“为什么没有道理？”
尼克松耐心解释说：“我的判断不是根据我们与中国领导人的谈话，而是根据军事力量的实际情况做出的，中国人要获得足以对苏联或其他主要核大国冒险采取侵略行动的核能力，至少需要２０年。”
勃列日涅夫将脖子一梗：“在这个问题上，我不同意你的意见！”
尼克松不客气地反问：“你认为中国成为一个主要的核大国需要多长时间？”
勃列日涅夫双手摊开，尼克松以为他在做某种投降姿势，苏联客人神气地挺直了手指，自以为打出好牌说：
“１０年， １０年之后，中国就会拥有苏联现有的武器。当然到那时，苏联又向前发展了，但一定要使中国明白：不能老这样下去。我记得１９６３年苏共党代会期间，毛泽东说过这样的话：‘中国人死了四亿，还有三亿’，这就是此人的心理。”
尼克松送勃列日涅夫一辆福特汽车公司捐赠的林肯牌大陆型深蓝色小轿车，勃列日涅夫乐得眉开眼笑，伸出两臂给了尼克松一个真正的熊式拥抱。
勃列日涅夫不住高级宾馆，坚持要与尼克松同住戴维营。尼克松刚刚躺下睡觉，没想到勃列日涅夫兴奋得睡不着觉，又突然提出马上进行美苏首脑会谈。在会谈中，勃列日涅夫采取突袭战术，硬要美国把苏联关于中东的主张强加给以色列，遭到美国人的拒绝。
尼克松认为勃列日涅夫在公开场合的举止和脾气简直像个小丑，表现出典型的俄罗斯性格，时而律已甚严，时而骄横放纵，不由得把勃列日涅夫和赫鲁晓夫进行比较：
“他们都是很强硬、难以对付和讲究实际的领导人，在谈话中都爱夹杂一些轶事。赫鲁晓夫很粗俗，而勃列日涅夫则仅仅是士里土气而已；赫鲁晓夫粗鲁而爱吓唬人，勃列日涅夫则胸襟开朗，比较有点礼貌。两人皆富有幽默感，但赫鲁晓夫看来更为经常地用其幽默感来开周围人的玩笑。赫鲁晓夫的心理反应能力似乎要快一些。在讨论问题时，勃列日涅夫说话毫不留情，斩钉截铁并且总是从容不迫，而赫鲁晓夫则比较容易暴躁和冲动。”
其后，勃列日涅夫见尼克松在水门事件中越来越被动，美国政坛甚至出现了要弹劾尼克松的动向，就想乘尼克松地位不稳之机，压尼克松向苏联多做一些让步，因而邀请尼克松１９７４年６月２７ 日再访莫斯科。
勃列日涅夫又紧紧抱住尼克松热情地提议说：“我们一定要做出一番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情来。我们希望每个俄国人和每个美国人都成为朋友，都像我和你一样彼此交谈。”
尼克松也举双手赞成，但一讨论限制战略武器和中东等问题，双方就发生极其激烈的争吵，因而使两人的第三次首脑会谈没有取得可以炫耀的成果，只是在中国问题上找了一些令人感兴趣的话题。
尼克松发现特别有趣的是勃列日涅夫对反华最上劲，但却装出忽然完全改变了对中国态度的样子，似乎完全不感兴趣了，不久就发现他实在憋不住了，又向尼克松恶毒攻击毛泽东道：
“毛泽东是个神，一个年岁很老的神。他死了以后，会有一个新神出来。”
尼克松同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私下交谈时，发现葛罗米柯的态度与勃列日涅夫完全相反，他对中国怀有恐怖情绪，愚蠢地攻击中国是“对和平的巨大威胁，因为中国人口众多，不惜牺牲一切，包括中国的城市和人民，以达到中国之目的”。
尼克松对此不感兴趣，他有与中国发展关系的战略设想，从莫斯科归来后，正准备派国务卿基辛格访华，却在１９７４年８月９日因“水门事件”辞去总统职务，福特未经选举程序登上美国总统的宝座。
福特虽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办公的第一天就会见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重申美国将继续遵循上海公报的原则，继续追求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目标，但在暗中却采取拖的方针，又不断做出违反《上海公报》的事情，实际上把美苏关系看得高于一切。为讨好苏联，他将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布什调回，并宣布尚未考虑布什的继任人选。
为调整中美关系，美国总统福特准备访华，事前派国务卿基辛格来华做准备，毛泽东再次会见了基辛格。
基辛格仔细观察毛泽东，发现毛泽东身穿做工考究的中山装，脚登褐色短袜和一双白底黑色布便鞋，身材高大魁梧，脸上透着红光，握起手来很有力，不断地打着手势与客人交谈。基辛格发现这与苏联对毛泽东的造谣完全不同，便从对苏战略方面寻找共同语言说：
“我记得中国曾经说过，军事力量并不能决定一切，中美两国有共同的对手。”
邓小平同基辛格进行了几次深入的会谈，在一次会谈中，邓小平尖锐地批评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态度后退，对苏联霸权主义态度软弱，希望美国从战略角度处理中美苏关系。
福特听了基辛格的访华报告，又认真地研究中国的意见，然后偕国务卿基辛格于１９７５年１２月访华。毛泽东在接见福特和基辛格时，批评福特在中美关系上“放空炮”，只停留在口头议论上而不采取实际行动，邓小平在与福特会谈中更明确指出：
“按照‘日本方式’，就是要接受断交、废约、撤军三个原则，美台间的民间贸易关系可以继续保持，至于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应该由中国自己来决定。”
福特认为毛泽东、邓小平抓住了中美关系中的关键问题，打算在美国大选获胜后解决中美建交问题。谁知天有不测风云，没想到在大选中败于卡特之手，中美建交事宜便与他无缘了。
卡特上任之初，对美国与中国、苏联的关系举棋不定，在以国务卿万斯为代表的“缓和派”与以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为代表的“强硬派”之间来回摇摆。
布热津斯基是个极端的反苏派，强烈主张从美苏对立的角度看待国际关系，要求与中国建立安全关系，在战略上共同对付苏联。
万斯是美国推行与苏联搞缓和政策的代表人物，主张在适当的机会与中国建交，但不建立安全关系，认为那样会给美苏关系、美日关系、美国与亚太其他盟国的关系带来相当的风险，后果不堪设想。
卡特入主白宫时，面临的主要任务是遏制苏联在全世界的扩张势头，同时又要缓和美苏之间的紧张关系，而如何继续进行第二阶段的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就成了美苏关系中最迫切的问题。
于是，卡特下定决心暂时把中美关系置于次要地位，首先发展美苏关系，便于１９７７年１月２０日，即就职后的第６天给勃列日涅夫去信一封。此信由万斯起草，布热津斯基看了大为不满，就给卡特和万斯写了一份备忘录，认为“国务院起草的信简直太热情、太天真了”，“有点过于急切、过于热情奔放”，“希望更集中在实质问题上，而少在美苏关系的气氛上做文章”。
卡特接受布热津斯基的意见进行了修改，这使万斯对布热津斯基更加恼火，但因卡特已做出裁决，万斯也无可奈何。
这样，卡特在给勃列日涅夫的信中强调，“我的目标是在互惠、互相尊重和互利的基础上改善美国和苏联的关系”，特别写明同意勃列日涅夫在土拉的演说中关于不追求军备优势的谈话，宣称这也是美国的立场。
２月１日，卡特兴致勃勃会见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提出研究美苏大幅度地削减核武器、减少先发制人的攻击的可能性，提议美苏削减常规武器，减少国际武器出售等等。
多勃雷宁第一次会见卡特，美方提出的又是这么尖锐的问题，因而一开始极其紧张，脑额冒出了汗珠，然而很快镇定下来，以巧妙的外交艺术与卡特周旋，讨取卡特的欢心。
多勃雷宁又不断携带妻子、女儿到布热津斯基和万斯家做客、下棋，利用私人关系推动美苏关系的发展。
布热津斯基觉得多勃雷宁是条变色龙，时而是位能言善辩的演说家，时而变成拍着朋友肩头谈心的亲切老者，时而以变得极为凶恶的北极熊的面目出现。
２月４日，多勃雷宁笑容满面来到白宫，送交勃列日涅夫给卡特的复信，傲慢地宣称，“苏联发现美国总统的来信是建设性的、令人鼓舞的，实现裁军是目前苏美关系的中心领域”。
当时卡特对勃列日涅夫充满了幻想， １９７７年２月７日给勃列日涅夫写信，对苏联人大加吹捧：
“我了解并钦佩苏联的历史，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就阅读了你们的古典名著，培养了我的文学鉴赏能力。我也知道你们的人民在离现在多么近的那次战争中，遭受了多么巨大的苦难。我了解你个人在上次大战中所起的作用，也了解战争迫使许多苏联家庭做出了牺牲，这就是我为什么相信，当我们声明我们忠于和平时，我们双方都是真诚的，这使我对未来有了希望。”
卡特哪里知道，勃列日涅夫是个吃硬不吃软的人，他看卡特如此吹捧他，便把尾巴翘到了天上，就于２月２５日回信，傲慢地宣称：
“苏联不愿意在任何国际政策问题上，包括苏美关系问题上，使我们的忍耐力受到考验！”
勃列日涅夫给美国总统兜头泼了一盆凉水，卡特失望地与万斯、布热津斯基协商对策。
国务卿万斯风度翩翩点头称赞：“好，勃列日涅夫在要害问题上很坦率，中肯扼要。”
布热津斯基拍案而起：“我的理解完全不同，我的印象是蛮横、冷嘲热讽、轻蔑，甚至傲慢！”
卡特显然倾向于布热津斯基的意见，针对勃列日涅夫使他相当不愉快的举动做出决断：
“现在我想考虑对中国采取更多的主动行动！”
于是，卡特１９７７年５月在圣母大学发表演说时，有意向中国发出信号：
“我们把美中关系看作美国全球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把中国看作全球和平的一支关键性力量。我们希望在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上，与具有创造力的中国人民密切合作，希望找到一种办法，使我们能够跨越某些至今仍把两国隔开的障碍。”
对中美关系极为敏感的中国，很快以独特的方式，对卡特总统的信号做出反应，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邀请布热津斯基进餐，布热津斯基征得卡特的同意欣然赴邀。
双方商量的结果促成了美国务卿万斯１９７７年８月对华做“探索性访问”。邓小平批评万斯立场矛盾，表明卡特在中美关系上还没有下定决心，邓小平手举香烟极有气魄地直言相告：
“如果要解决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干干脆脆就是三条：废约、撤军、断交。为了照顾现实，中国还可以允许保持美台间非官方的民间往来；至于台湾同中国统一问题，还是让中国人自己来解决，我们中国人是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的，奉劝美国朋友不必为此替我们担忧。”
万斯访华使双方都产生了一种隐约的失望感，但国际形势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