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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９年３月１０日，司徒雷登向美国国务院发电，要求留在南京同中共领导人接触，逐步建立中美新关系。国务卿艾奇逊与总统杜鲁门商量近一个月，仍举棋不定，美国统治集团为此进行了激烈争论。
５１个共和党众议员联名反对杜鲁门的对华政策，美国驻天津总领事的意见更为尖锐：
“我们目睹共产党军队占领了天津，这些军队的装备，几乎全部是从满洲国民党军队那里缴获的尚未使用过的美国武器。美国进一步援助这样一个政府的唯一后果，只会更加增强共产党的力量，这个（国民党）政府已证明是如此的颟顸无能，以致我们所给予的援助，大部分已转入共产党的手里。我们反对共产主义的世界性政策，不应该强使我们去支持一个已经失掉本国人民支持的、悲惨无能的和腐败的政府。”
杜鲁门所在的美国民主党也有几十名议员反对杜鲁门支援国民党政权，这使杜鲁门政府狼狈不堪，只得抛出反映美国援助蒋介石真相的白皮书来反击，杜鲁门让他的亲信编造的辩护理由说：美国在中国援助国民党反对共产党，是以反对苏联侵略为目的的；如果台湾落入中共手里，就等于苏联在太平洋取得一个军事基地，从而对美国的安全形成威胁。
对这个荒唐的借口，国务卿艾奇逊也感到可笑，他根据自己掌握的情报说：“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现实，毛泽东并不是真正的傀儡和应声虫，他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政权的，不是苏联军队扶植起来的代理人。”
美国统治集团基于对苏联政策的考虑，决定在中国采取两面政策，一面继续向国民党政府提供援助，公然在１９４９年３月１９ 日出动Ｂ—２９重型轰炸机，在葫芦岛附近炸毁宣布起义的国民党海军巡洋舰“重庆号”，直接帮助国民党打内战；一面于４月６日复电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授权他寻找机会同中共领导人会晤，但又特别指令他说话要留有余地，注意保密。
司徒雷登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的雄伟气势搞得垂头丧气，接到美国政府的这道指令，他又有了精气神儿，他认为自己有在中国生活６０年的独特经历，有在抗日战争时期因反对日本侵略中国而坐过日本监狱的政治资本，有黄华等得意门生，与中共领导人有过不平凡的接触，因此，他一定能在中美关系上有所作为，在青史上留下他的美名。他自负他说：“我享有对全体中国人民都友好的美国的自由派人士的名声，我没有明显地偏向任何集团或思想流派，包括共产党在内，他们中的几位领导人我是相当熟悉的。”
杜鲁门、艾奇逊的这步棋可谓和毛泽东、周恩来的考虑不谋而合。中共领导人见司徒雷登没有随国民党政府迁往广东，也想借此探索建立中美新关系的可能性，便把这一任务交给了司徒雷登的学生黄华。
毛泽东认为同美方接触是个重要外交活动，有必要同斯大林打个招呼，就让周恩来与苏联驻北平总领事馆负责人科瓦廖夫通气。 １９４９ 年 ４ 月 １５日，周恩来在北平会见科瓦廖夫，客气地询问说：“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希望中共和美国商人建立纯业务的关系，我们值得去进行这样的接触吗？”
科瓦廖夫多年在中长铁路和苏联驻北平总领事馆工作，对中共领导人的工作作风已相当了解，经验告诉他，周恩来的话，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这实际上是毛泽东在非常微妙的中美苏三角关系问题上通过周恩来之口投石问路，科瓦廖夫从苏联在中国的情报系统得到的信息判断，司徒雷登很可能已和中共方面开始进行联系，他判断周恩来提出的问题是先斩后奏，面露不悦之色，但已接到斯大林关于不要过多干涉的指示，不好再横加干预，就微微一笑，大度他说：“这是你们的内政”，但又对此很不放心，便玩弄圆滑手段以提问方式表明苏方的担心说：
“你们中央领导怎样看待美国要挽救蒋介石、肢解中国的企图？如何处理与美国接触和准备给蒋介石最后的打击这两者的关系？在和蒋介石作战的情况下，会从美国商人那里得到什么？”
周恩来机敏过人，对科瓦廖夫的用心一清二楚，他极有风度地把两手一摊，将话题转移，王顾左右而言他。
科瓦廖夫认为此事非同小可，马上向莫斯科做了汇报，斯大林宽宏大量地赞同中国同西方国家进行某些交往，在发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称：“中国的民主政府不应当拒绝与包括美国在内的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正式关系，如果这些国家正式放弃对蒋介石政府的军事、经济和政治上的支持。”
１９４９年４月２４日南京解放后，中央正式指派黄华即赴南京就任南京军管会外事处长，着手接管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和处理南京外事问题。司徒雷登５月６日派他的私人秘书傅泾波会见黄华。两位老同学见面寒暄既毕，傅泾波便告诉黄华说，司徒雷登已逐渐了解到过去支持国民党是错误的，美国现已停止援助蒋介石，司徒雷登又获国务卿艾奇逊同意留在南京与中共进行外交接触，傅泾波特别补充说：
“司徒大使已表露１９４６ 年美国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美商约可以修改，这是司徒大使表示谦让的第一个台阶，希望给予足够的重视。”
黄华只表示，空言无补于实际，需要美国做些有益于中国人民的实事。黄华马上将与傅径波的会谈结果上报中共中央，特别请示能否与司徒雷登见面。
毛泽东仔细审阅黄华的请示报告，然后于５月１０日回电指示说：黄华可以与司徒雷登见面，以侦察美国政府的意向为目的，见面时多听司徒雷登讲话，少说自己的意见。
毛泽东还说黄华在对美大使表态中讲的一句话：“空言无补于实际，需要首先做些有益于中国人民的实事”，有毛病，应该表示：任何外国不得干涉中国内政，过去美国用帮助国民党打内战的方法干涉中国内政，此项政策必须停止。如果美国政府愿意考虑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的话，美国政府就应当停止一切援助国民党的行动，并断绝和国民党反动体系力量的联系，而不是笼统地要求美国做些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
１９４９年５月１３日，黄华专程到司徒雷登官舍拜访，首先执弟子之礼向老师问安，司徒雷登看黄华、傅径波两位学生都已成为出类拔萃的人材，感到是对他的莫大安慰。
寒暄既毕，司徒雷登以学者外交家的风度转入正题，表示美国愿意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特别强调美国已停止援助蒋介石，不再参与中国内战。为表示美国诚意，司徒雷登还建议在上海解放后，把美国存在上海原定援助蒋介石政府的粮食、棉花等物资移交中共，以支持中共恢复生产。
黄华暗想，解放上海后这些物资当然要转入人民之手，美国人不过送个顺水人情罢了，便又提出新的要求试探美国的态度：“大使先生，美国既已表示不干涉中国内政，就应将在青岛等处的美国舰只和陆战队撤走。”
对此，司徒雷登当即表示同意转告有关方面。他报告美国当局之后，杜鲁门即指示驻华美军总司令从青岛调走了美军舰只。
这时，司徒雷登与黄华接触的消息在南京广泛传播，成为各国驻南京外交官的热门话题，美国人还有意散布黄华带有周恩来亲笔信的消息，以提高美国人的身价。为防止美国外交官混淆视听，黄华主动召集留驻南京的各国外交官员，严肃地宣布了中共与外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原则，并讲明了对留驻南京的各国外交人员的具体政策，即只把他们作为外国侨民对待。
１９４９年６月６日，黄华再次会晤司徒雷登，讲明中美建立新关系有先决条件，那就是美国首先要中断和国民党政府的关系。
司徒雷登听了，半天不发一言。经过一番考虑后辩解说：美国驻华大使留在南京不去广州就说明了对国民党的态度。目前，国共两党各占中国一部分地区，按国际法行事，美国尚不能断绝同旧政府的关系。过去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今天更宜慎重从事，不能表明拥护或反对一方。等待产生了为中国人民所拥护的民主政府，而这个政府也证明它愿意并有力量担负其国际义务时，美国才能予以承认。希望本此精神探索双方建立新关系的线索。
黄华把司徒雷登的意见上报中共中央，周恩来认为这是司徒雷登委婉地提出了美国承认新中国的三个条件：占领中国全部领土、得到人民支持和担负国际义务。这表明杜鲁门政府要价甚高，暂且不去理它。
司徒雷登等了两天不见黄华传回反馈的信息，自然明白症结所在，就在６月８日派他的秘书傅径波到南京军管会拜访黄华，小心翼翼他说明司徒雷登认为美国目前对与新中国的关系难以做出正式表示，他需要回国去做努力，他想了解中共最高层人士的意见，能否向周恩来转达这一要求？
黄华表示可以转达，傅泾波又进而说明，司徒雷登遵照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来电指示，回国述职前打算赴北平与周恩来会见一次，想获知中共领导人意见。
黄华对此要求感到意外，谨慎地表示美国如不断绝同国民党政权的关系，中共领导人恐怕不会同意司徒雷登去北平，再说交通尚未恢复。傅泾波见黄华婉拒司徒雷登前往北平，仍请黄华转达美方的请求。
黄华将此事急电北平，毛泽东、周恩来认为让司徒雷登以非官方人士身份来北平利大于弊，遂让燕京大学校长陆志伟写信邀请司徒雷登访问燕京大学，并说与中共领导人会晤一事也有可能。司徒雷登得到这一消息极为高兴，认为他的北平之行必将产生爆炸性新闻。正在准备北上之际，美国统治集团发生激烈争吵，艾奇逊等认为司徒雷登北上是向中共“屈服朝圣”，并借瓦尔德事件大做文章，要司徒雷登发表支持中国的所谓“民主开明人士”以及挑拨中共与苏联关系的谈话。
毛泽东敏锐地抓住美国方面的态度变化，告诉周恩来迅速做出明确反应：“既然美国政府公开宣布了其在沈阳总领事馆人员被软禁的事情，司徒雷登之流又极力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我们不妨也让他们见见阳光。通知新华社拟一个消息，让人民知道美国人在我们这里想干什么。”
于是，新华社宣布在沈阳破获美国间谍案，其幕后指使人为美军联络团与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人员。１９４９年６月３０日，毛泽东正式批准禁止美国新闻处在中国活动，批准对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的瓦尔德等人进行公开审判。同一天，《人民日报》还发表毛泽东写的社论《论人民民主专政》，提出了对外“一边倒”的政策，宣称“中国人民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宣布现在只有拜苏联为先生，倒向苏联一边。艾奇逊则在７月１日发电指示司徒雷登，“不得在任何情况下访问北平”。
新中国成立后，瓦尔德看见中国人就生气，他设法解雇中国雇员顾玉衡，双方发生争执时，瓦尔德竟挥拳打人，又将顾玉衡踢下楼梯摔伤。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怒不可遏，命令将瓦尔德等５人拘捕，还特别做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