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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挫掉中国那好战的锐气，我要他们知道，美国不是在虚张声势和恐吓他们，这是总司令的命令，事情已经无可挽回，我命令第七舰队作战舰只在２４小时内到达台湾海峡！”
基辛格等总统亲信知道，当尼克松说“无可挽回”时，正突出地表现出他对紧急事态“把握不定”，类似刚才的命令最好在２４小时内不予执行，便唯唯而退，扣住尼克松的命令不发。
等尼克松情绪稳定下来时，基辛格才以犀利的语言分析说，毛泽东实际上是“非常谨慎的”。基辛格极有把握地说：
“实质上，那是一篇非常空洞的声明，它只提出要‘热烈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甚至关于中国是斗争的‘后方’这种常用的词句都没有。毛泽东声明的中心论点是：小国能够打败大国，河内看来必定从中得不到什么安慰。它没有提出什么威胁，没有承担什么义务，对你没有进行人身攻击，在有争议的双边问题上避免表态。”
尼克松疑惑地问：“那么，毛泽东发表这个声明的目的是什么？”
基辛格基于对当代国际问题特别是对毛泽东的深入研究，当即提出自己的独特看法：
“我认为，从策略上来说，毛泽东的声明是要达到这么几个目的：利用你在柬埔寨的行动大事宣传中国的正义立场；以毛泽东的威信加强中国人对西哈努克的支持；毛泽东的声明尖锐地指出，已有２０个国家承认西哈努克（莫斯科没有承认西哈努克，而且始终不承认他）。”
作为敏感的政治家，尼克松恍然大悟自己做了傻事，自言自语说：
“看来，在台湾海峡重新部署力量并非良策，把柬埔寨同中国
问题连在一起不可能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毛泽东还是留着不少的口子，以待恢复美中两国互相接近的长征，在盛怒之下把这些口子都堵死是一点好处也没有的——哎呀，不好，我的命令下糟了——”
“对不起，被我扣住未发！”基辛格说。
“扣得好，你真是我的好助手，不亏人称智多星！”
尼克松、基辛格继续不断向毛泽东、周恩来发送改善中美关系的信号，其中以１９７０年９月１６ 日基辛格在芝加哥的讲话最引起中国人注意：
“当今世界上最深刻不过的斗争也许是……苏联和共产党中国之间的斗争。沿着４００Ｑ英里长的边界，在一边有领土要求问题，在另一边集结了大量的军事力量，由于这两个共产党大国之间还有谁是正统的共产主义中心之争，使他们的冲突具有准宗教的含义，因而他们之间的斗争就更加严重。”
毛泽东、周恩来眼观世界风云变幻，准确地把握着地球的脉搏，他们认为改善中美关系的时机渐趋成熟，该向尼克松和基辛格发个信号了，就在１９７０年１０月１日，把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请上雄伟的天安门城楼，给美国人史无前例的殊荣，让斯诺同毛泽东站在一起检阅声势浩大的国庆节游行队伍，特意在中国各大报登出照片，向美国发出含蓄而有深意的信息，但却没有引起应有的反应，基辛格特意讲到此事时说：
“不幸他们对我们敏锐地观察事物的能力估计过高。他们传过来的信息是那么拐弯抹角，以致我们这些粗心大意的西方人完全理解不了其中的真意。”
幸好尼克松与中国接近的决心已下，继续采取改善中美关系的措施，以基辛格那充满哲理的形象语言来讲，尼克松“不像毛泽东举一把轻剑发送幽妙信息；在同一天，尼克松举着大锤传达他特殊的明显信号”：
“如果说在我去世之前，还有什么事情要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不能去，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去。”
１９７０年１０月，联合国隆重举行庆祝成立２５周年纪念活动，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应邀参加。尼克松知道这两人都与中国有非比寻常的关系，就眼睛一亮，计上心来。
尼克松首先于１０月２５日把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请进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盛情招待，称赞叶海亚是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的政治家，又与中国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他请求叶海亚向中国政府传话，说他认为中美和解极端重要，美国绝对不会与苏联合谋反对中国，并说美国愿意派一位高级使节秘密访华。
尼克松认为仅接通“巴基斯坦通道”还不保险，又决定接通“罗马尼亚通道”，便在１０月２６日把齐奥塞斯库请进白宫，请他转告中国领导人，即使不能达到同中国重新建立外交关系的最后理想，也可以进行中美高级代表团的互访。
同一天晚上，尼克松又出席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在华盛顿举办的盛大宴会。尼克松在发表讲话时，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提法，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美国总统首次正式使用这一名称。尼克松后来透露，他是“有意识地”这样做的。
这正是“说者有心，听者有意”，尼克松总统对新中国称呼的变化，刺痛了在场的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的神经。
罗马尼亚的宴会一结束，多勃雷宁就风风火火赶回苏联驻美国大使馆。直接打电话给基辛格，质问尼克松使用这一用语的含义。
基辛格见多勃雷宁竟如此气势汹汹向他兴师问罪，心中不由无名火起，当即毫不客气地反问道：
“请问，苏联不是也称它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吗？你们用了几十年，我们用一次就不行吗？天下哪有如此霸道的事情！”
“这……这……”多勃雷宁顿时张口结舌，自讨了个没趣，只得悻悻放下电话。
１９７０年１１月１０日，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周恩来亲自到机场迎接。在当晚的单独会谈中，叶海亚极客气地主动问候周恩来：“色拉目阿某枯姆。”
周恩来与巴基斯坦客人来往频繁，也极其注重礼节，明白客人是在“祝你平安”，便也彬彬有礼地回敬了个“也祝你平安”：“沃耳来枯姆色拉目。”
叶海亚由此更加敬重周思来，便非常乐意地为尼克松传话。周恩来感谢叶海亚去年和今年两次转告美国的口信，郑重地表示将他的传活报告毛主席。
毛泽东听了周恩来的汇报， １１月１３日让周恩来陪同他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叶海亚，感谢叶海亚为改善中美关系大力帮忙。
毛泽东又和周恩来详细研究如何回答美国的口信，然后由周恩来于 １１月 １４ 日与叶海亚进行第五次单独会谈，专门回答叶海亚转达的尼克松的口信。
周恩来特意说明，因为尼克松总统通过阁下转告的是口信，我们也应该通过阁下口头回答尼克松总统。于是，周恩来正式告诉叶海亚总统说：
“阁下清楚，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不容外人干预。美国武装力量占领中国台湾和台湾海峡，是中美关系紧张的关键问题，中国政府一直愿意以谈判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谈了 １５ 年还没有结果。现在，尼克松总统表示要走向同中国和好。如果尼克松总统真有解决上述关键问题（指台湾问题）的愿望和办法，中国政府欢迎美国总统派特使来北京商谈。时机可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商定。”
周恩来目光炯炯地盯着叶海亚询问：“这就是我们的口信，是否需要重复一次？”
叶海亚早已牢记在心：“不需要，我清楚了，请放心。”
１１月２１日，罗马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勒杜列斯库到达北京，周恩来知其所负使命，当天即在人民大会堂与其亲切会见。
勒杜列斯库受齐奥塞斯库委托转告说，尼克松总统、罗杰斯国务卿对寻求同中国关系正常化的解决办法是十分关切的，尼克松总统请求齐奥塞斯库总统，如果有可能的话，向中国方面转告：美国准备通过任何途径、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同中国进行谈判，以便改善中美关系。美国愿意同中国发展经济、科技方面的关系，如果中国愿意的话。
周恩来听了稍作思考回答说，中国和美国之间没有别的问题，关键问题就是台湾问题，因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领土。尼克松总统说愿意跟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恢复会谈，如果他真有解决关键问题的愿望和办法，我们欢迎他派特使来北京谈判。
勒杜列斯库兴高采烈地说：“如果周总理允许的话，请让我这样告诉齐奥塞斯库总统转告尼克松总统：中国欢迎尼克松派特使到北京来谈判。”
周恩来断然纠正说：“这不行，应该是一句完整的话，一定要把前提讲清楚。”
看勒杜列斯库在认真地做记录，周恩来又严肃地补充说：“不仅是恃使，尼克松自己来也可以。他可以到布加勒斯特、到贝尔格莱德去，为什么不可以到北京来啊？”
周恩来和毛泽东仔细商议，决定通过巴基斯坦驻美大使阿迎希拉利传达正式信息。
于是， １２月９日，希拉利神气活现出现在基辛格的白宫办公室里，神秘地拿出一个信封，抽出一封用印有蓝道的白色信纸手写的函件。基辛格伸手要接，希拉利却把手缩回，郑重地告诉美国人：
“我没有被授权可以把这个文件留下来，因此，我不得不读给你听。我慢慢念，你把它记下来。”
这是基辛格外交生涯中绝无仅有的事件，他只得拿起笔，亲自记下希拉利用英语宣读的周恩来致尼克松的权威性信息：
中国一直愿意并且一直在设法通过和平方式进行谈判。为了讨论美军撒出中国领土台湾问题，尼克松总统的一位特使将会在北京受到最热忱的欢迎。美国通过各种渠道发出的许多信息都已收到，但是，一个国家首脑通过另一个国家首脑向另一个国家首脑提出建议，这还是第一次。美国知道巴基斯坦是中国的真实可靠朋友，我们十分重视这个信息。
基辛格怀着激动的心情这样写下他当时的独特感受：
“我们当时忙于这种刻板的事，根本没有注意到，一个以古典宗教为立国之本的国家的杰出的举止文雅的代言人，口念一个富有战斗精神的亚洲革命国家领导人的信息，而由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领导人的一个代表把它记下来，这是多么不和谐；也没有注意到，在这个信息随发随收的时代，我们竟回到前一世纪那种外交方法——由一名信使传递、宣读手写的照会的方法。一件带有根本性的重大事件发生了，其方式是学究式的，几乎是平淡元奇的。”
基辛格送走希拉利，立即穿过大厅走到美国总统椭圆形办公室，把周恩来的来函记录交给尼克松，喷喷称赞说：
“中国的外交文书总是独具特色，文明优雅，在风格上和行文方面也细致得多！”
尼克松和基辛格一致欣然接受邀请，但主张不仅限于谈台湾问题。 １２月１６日通过希拉利给周恩来复信称：
“美国准备与北京举行高级会谈，以讨论包括台湾问题在内的、存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之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两天后，毛泽东在北京接见斯诺。他抽一口外表裹着塑料膜的雪茄烟，发出惊世之言：
“如果尼克松想到北京来，你就捎个信……当作旅行者也行，当作总统也行。目前，中国和美国之间的问题，要同尼克松解决。”
其后，很长时间音无音信。
基辛格认为，毛泽东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