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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索尔兹伯里的一篇报道：
“在中苏冲突中，给尼克松一个大好机会——使他能成为像样的历史人物的机会。当然，也存在着巨大的危险性，尼克松得下大赌注。一旦中美接近，将使世界的政治形势产生结构性的变化。”
周恩来力排众议，坚持查明事实真相，确定为美国游客误人中国领海，便下令予以释放。在太平洋彼岸，尼克松和基辛格领会了毛泽东、周恩来传回的信息，决定放宽美国对华贸易和旅行的限制措施。
这是尼克松上台后，中美之间第一次无声无影却奥妙无穷的对话，堪称世界外交史上的绝唱，有诗为证：
外交大师果不同，远隔重洋信息通。
人不见面话不讲，超级智慧人称颂。
尼克松为改变反共斗士形象对美国官员宣称：“苏联是更具有侵略性的一方，如果听任中国在一场中苏战争中被摧毁，那是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
尼克松不顾美国文武大员对他立场迅速变化的不满，指示尽快打开中美关系大门。谁知老天故意捉弄人，他却听到周恩来和柯西金在北京进行会谈的消息。这使他大吃一惊，暴跳如雷。
原来，越南共产党主席胡志明１９６９年９月３日逝世后，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参加葬礼，还决定周恩来在河内避免与柯西金接触，以表明对苏联在新疆挑起边界冲突的抗议。
周恩来９月４日到达河内，向胡志明遗体告别之后，当即起飞返回北京。
鉴于中苏关系紧张，柯西金绕道印度前往河内，９月１０日自河内返回莫斯科时己飞到苏联的中亚城市杜尚别，又突然提出要转道北京与周恩来会晤。
柯西金此举虽出人预料，但毛泽东、周恩来却有外交大师风度，他们都认为，不管中苏立场多么对立，不论柯西金有没有诚意，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要来北京谈，总不能拒人于门外。当然，也绝对不抱幻想。
在首都机场会客室，周恩来与柯西金进行了坦率的谈话，并就严格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边界发生争执时协商解决等问题达成协议。其后，周思来以致柯西金信的方式予以确认。
对此事，９月１１日的中国《人民日报》在不显眼的位置发表了中苏公报：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今天在首都机场会见了从河内参加胡志明丧礼后回国途经北京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双方进行了坦率的谈话。
就是这样一则简单的新闻消息，却触动了尼克松的神经，他担心突兀出现的中苏首脑会谈会使刚有起色的中美接触计划夭折。他被这事前毫无迹象的事情惊呆了，迫不及待地把基辛格找来，阴沉着脸怒吼：
“中国人要干什么？苏联人要搞什么名堂？这是不是意味他们之间的缓和？”
基辛格也是刚得知这一消息，但他见尼克松这样气急败坏，反而冷静下来，冷静地给尼克松分析说：
“初步看来，关于中苏高级会谈的联合声明是非常冷淡的，声明中没有使用他们过去描述这种会谈的标准形容词——‘兄弟般的’，这就意味着有严重分歧。我揣测，中国人可能邀请柯西金路过北京，因为他们认为使‘温度’降低一些，符合中国的利益。”
“这是否意味着苏中关系的缓和？”
“不是。在我看来，这是双方严阵以待，以准备下一回合的斗争。”
尼克松又问起此事的起因和是谁先主动提出的，基辛格果断地做出判断说：
“关于这次会晤的起因，有各种各样可能的解释。我认为，柯西金的飞机在杜尚别改变方向。可能是由于中国在最后一分钟提出的邀请。无论如何，中国给予柯西金的不过是起码的礼仪待遇，没有允许他离开机场。苏联首先宣布这次会晤，这可能意味着是苏联采取了主动行动。”
尼克松仍不放心，又问及这次会晤对中苏关系的影响，基辛格凭借他对中苏关系的深入研究侃侃而谈：
“我觉得程序性协议改变不了渊源深远的紧张关系。不管是中国想寻求和解也好，或是苏联给北京的最后警告也好，有一点是清楚的：中苏关系在走向一个危机点。”
基辛格拿出两则电信来证明他的判断。
第一条电信是名为苏联自由撰稿人、实则是苏联政府发言人的维克托路易斯大讲苏联对设在新疆罗布泊的中国核试验基地进行空袭的可能性，他以“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权威姿态宣称：
“过去一年的事态发展，证明苏联格守这样一个理论，即社会主义国家为了自身的利益或者那些受到威胁的国家的利益，有权干涉彼此的事务。”
第二条电信是引人注目的新闻评论：
“周恩来不避免会晤柯西金，不表明中苏冲突有任何新变化，而表明冲突糟到什么程度，说明整个中苏问题已经达到没有任何伸缩余地的地步……”
尼克松终于被基辛格说服，继续采取改善中美关系的措施。
这样，美中之间跳开了轻盈的小步舞： １９６９年１２月１２日，中国驻波兰大使馆代办雷阳同美驻波大使斯托塞尔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断两年后首次接触；同时，美国务院宣布，从１２月２３ 日起，允许美国公司的国外子公司向中国出售非战略物资。一周后，美国务院宣布取消对中国的贸易禁运，第七舰队亦减少在台湾海峡的舰只和巡逻活动。
到１９６９年底，美国同共产党世界的关系就慢慢演变成更为典型的中美苏三角关系了，而中美间的小步舞更引人注目，基辛格对此有精确描绘：
“这样，我们与中国人之间就开始了一场错综复杂的小步舞。这种小步舞安排得如此微妙，以致双方都能够总是说他们没有任何接触；如此风度优雅，以致任何一方都无需显出主动的样子；如此圆润周到，以致双方现存的关系都没有受到妨碍。”
勃列日涅夫对美中之间的美妙小步舞既恨又怕，使命多勃雷宁要求美国务卿罗杰斯向苏联通报中美的一切接触的情报。尼克松对此表示反对，他让基辛格通知罗杰斯说：
“总统要求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向多勃雷宁通报中美会谈的情况。如果多勃雷宁问到此事，可以若无其事地回答说，中美会谈只涉及双方关心的问题而没有其他，总统关心的是下级机关在非正式的谈话中不要越出这样一个限度。”
勃列日涅夫得不到中美会谈的情报，心里直发毛，对多勃雷宁大加申斥，限令多勃雷宁必须掌握中美关系进展的情报。
多勃雷宁调动苏联在美国的所有情报手段，获悉美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１９７０年１月２０日在中美华沙会谈中表示，愿派美国官员去北京直接讨论打开中美关系问题，或请中国官员赴华盛顿完成同样的使命。
多勃雷宁心里如同长了草一般，１ 月 ２１ 日就莽撞地跑到基辛格的办公室，大惊失色叫道：“亨利，听说你们要让中国人到华盛顿来，可别引狼人室呀，请给我介绍这方面的情况。”
基辛格觉得“苏联人的愚蠢是够典型的”，其实中美这次华沙会谈的情况很简单，无非是中美大使各念了一篇预先准备好的发言稿，就使俄国人紧张到了这个样子，真是又可气又可叹，就以开玩笑的方式拒绝道：
“阿纳托尔，莫斯科从未开恩向我们介绍过任何情况，你竟来要我帮忙，这不是要我为难吗？”
多勃雷宁仍不死心，死乞百赖请求说：“老朋友，希望你们不是在考虑利用中国作为一种军事威胁！”
基辛格拿定避而不谈的老主意，手推眼镜嘲讽道：“阿纳托尔，你这样说，实在有点儿太荒唐了！”
多勃雷宁被勃列日涅夫所逼，命令苏联驻美国大使馆官员倾巢而出刺探中美接触情报。基辛格对此暗中冷笑，感到北京已成为触发莫斯科“神经痛”的有力手段，就怀着几分痛快之感推动美国总统尼克松１９７０年２月１８日发表对外政策报告，对中国大献殷勤：
“中国人是一个伟大的生气勃勃的民族，不应该继续孤立在国际大家庭之外。从长远来说，如果没有这个拥有七亿多人民的国家出力，要建立稳定而持久的国际秩序是不可设想的。”
尼克松下面的话，更是有意针对他的老对手勃列日涅夫而言：
“我们希望改善中美关系，不是想要利用中苏冲突的一种策略手段……我们不打算袒护中苏任何一方，美国也无意与任何一个大国联合起来，结成敌对性的联盟，来反对两个共产党大国中的一个。”
尼克松在密切注视中苏关系的时候，突然看到１９７０年４月的一则报道说，中苏边界谈判取得了一些进展。他一下拉长了下巴，噘着嘴提笔写出对国务院的指示：
“我要求你们注意已出现的报道，我们务必使国务院不致于在有关北京会谈上拖延。”
尼克松立即把基辛格请来，将条子塞给他。基辛格感到尼克松写的评语“好像从天而降的雷声似的”，旋即极有把握地分析说：
“中苏边界谈判中所取得的进展，固然可能使中国人希望同美国举行更高级会谈的紧迫性减少一些，但不会改变基本现实。我们知道，苏联人对中国的政策和意图的疑心极大，而中国人己十分明确地表示，他们就是不买他们现在称为‘新沙皇’的苏联人的帐……因此，我们对共产党中国的战略似乎没有必要做重大的改变。中国人很可能仍然希望发展同美国的关系，作为抗衡苏联人的措施。他们似乎对和美国开展贸易也颇感兴趣。”
尼克松赞成基辛格的分析，指示国务院发言人罗伯特麦克洛斯基宣布加快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善关系的进程。为准确无误并引起中国人的注意，基辛格叮嘱麦克洛斯基要重复三遍。
美国的这一举动立刻引起勃列日涅夫的恼怒，指令多勃雷宁向基辛格兴师问罪。
多勃雷宁气冲冲闯进基辛格的总统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办公室，仗着人熟质问道：“亨利，你们为什么对中国改变了称呼？”
基辛格满脸不高兴，以不可辩驳的口吻回敬道：“你们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称呼叫了２０多年，难道我们用一次都不行吗？亲爱的阿纳托尔，请问这是什么逻辑！”
多勃雷宁被顶得面红耳赤，哑口无言，只得悻俸拂袖而去。
尼克松为集中力量与苏联争霸世界，决定从越南撤出美军，但又不甘心老老实实撤出， １９７０年４月把侵越战争扩大到柬埔寨。中国政府５月４日发表政府声明，严厉警告、抗议美国进行明目张胆的挑衅，５月１８日宣布暂停中美大使级会谈。
中国支持西哈努克在北京建立流亡政府坚持抗美斗争，美国、苏联都感到不快。勃列日涅夫授意苏联《真理报》发表文章，指责中国拒绝苏联提出的在柬埔寨问题上采取联合行动的要求，尼克松对此暗中叫好。→文·冇·人·冇·书·冇·屋←
为回击勃列日涅夫的指责，沉重打击尼克松扩大侵柬战争的罪恶行径，毛泽东以最厉害的炮火还击，５月２０日发表了《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引起世界范围的强烈反响。
尼克松收到毛泽东的声明的时候“脾气特别坏”，他咆哮如雷，对基辛格下令，凡是在越南用不着的美第七舰队的作战舰只全部开进台湾海峡，并气急败坏地嚷道：
“一定要挫掉中国那好战的锐气，我要他们知道，美国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