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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基辛格１９７１年４月１３日以总统特别安全事务助理身份接见苏联驻美临时代办尤里伏龙索夫，把美国决定与中国开展贸易关系的决定通知他，极力装出同情的口吻说：
“真是对不起，好像命中注定要阁下接受不愉快的消息似的，这并不反映美国有什么反苏意图，提前通知贵国就说明了这一点。”
伏龙索夫不是好愚弄的，他完全明白这是外交上惯用的抚慰对方的手段，正要揭穿基辛格的花招，基辛格却手腕高超，说齐格勒马上要举行重要新闻发布会。伏龙索夫无心恋栈，急急忙忙赶往记者招待会，只见齐格勒正讲此事。更使苏联外交官气歪了鼻子的是，齐格勒又说他同意周恩来的如下远见卓识：
“毫无疑义，尼克松总统所采取的主动行动，已打开了美国和中国关系上新的一页。”
４月２７日下午，巴基斯坦驻美大使希拉利紧急要求会见基辛格，宣称他的消息不能等，基辛格急忙扔下手头工作接见希拉利，接过他转来的周恩来的书信看下去：
“中国政府重申它愿意在北京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的一位特使（例如基辛格博士）或者是美国国务卿，或者甚至是总统本人，以便直接进行会晤和讨论。”
这时，没有参预此事的国务卿罗杰斯却大放厥词，宣称美国认为台湾和澎湖列岛的主权是“一个未解决的问题，将来要在国际上求得解决”；又说斯诺报道的毛泽东邀请尼克松访华的消息是“随随便便提出的”，“不是当真的邀请”，诬称中国的外交政策在许多方面都是“扩张主义的”，使问题又复杂化了。
罗杰斯的话对尼克松、基辛格犹如晴天霹雳，他们担心中国把罗杰斯的话当作对其所发信息的答复，尼克松急忙亲自出面发表纠正罗杰斯讲话的声明，希望北京听来比莫斯科更有意义：
“我希望，事实上是预期在某个时间，以某种身份访问中国大陆，以什么身份出访，我还拿不定主意。”
对此，中国果然发出严厉警告，声称罗杰斯的谬论是以中国为敌的行动。勃列日涅夫则幸灾乐祸，授意苏联电视台评论员评称：“压力对苏联不起作用，与苏为敌是注定要失败的。”为消除误解，基辛格５月９日请希拉利给中国送去一封信，希望中国同意基辛格访华。５月２０日，美苏在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中取得了程序问题上的突破，基辛格急忙把预发副本转交中国，向中国保证“不会缔结把矛头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任何协定”，基辛格访华时将讨论与此有关的问题。
等了两个星期，尼克松不见中国发回信息，有点儿沉不住气了，不断催问基辛格是否发生了意外。
１９７１年６月２日，基辛格上气不接下气跑进总统椭圆形办公室，边跑边喊：“来了，来了，周恩来的信来了！”
原来，希拉利来转交周恩来的复信。周恩来的信被基辛格一字不落地记在脑海中：
周恩来总理认真研究了尼克松总统１９７１年４月２９日、５月１７日和５月２２日的口信，并且十分愉快地向毛泽东主席报告尼克松总统准备接受他的建议访问北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进行直接会谈。毛泽东主席表示，欢迎尼克松总统来访，并且期待着届时同总统阁下进行直接谈话，其中各方可自由提出自己关心的主要问题……
基辛格飞跑去见尼克松，来到白宫正厅，得知尼克松正在宴请尼加拉瓜总统索摩查，便请随从武官悄悄把尼克松叫了出来。基辛格对尼克松小声做了汇报，尼克松大喜过望，把基辛格领到林肯厅，自己动手倒了两杯白兰地，兴高采烈地致祝酒词说：“亨利，我们现在喝这杯酒不是为了祝贺我们个人或我们的成功，也不是为了祝贺使我们能够收到这封信并享受今晚难忘时刻的我们这届政府的政策。让我们为今后的几代干杯，他们可能会由于我们现在所做的事而有更好的机会过和平的生活。”
苏联依靠灵敏的情报系统掌握了中美接近的动向，作为中美苏三角关系的另一边也紧张活动起来。
苏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到戴维营找到基辛格，两人各怀心腹事漫谈三角关系。多勃雷宁装作心平气和他说：
“亨利，我们并不反对美国逐步地改善与中国的关系，甚至可以告诉你，苏联是怎样估计中国各个领导人的，但应首先考虑美苏最高级会谈问题。”
基辛格看出俄国人在跟他玩捉迷藏的游戏，就采取进攻态势以摸虚实：“我们已经探索了１４个月的时间，看来确定美苏最高级会谈日期的时间已经到来，美国希望尽早召开。”
多勃雷宁一下露了馅，找出种种借口向后拖延。
基辛格手推眼镜得意地笑了，事实上，美国才不忙于召开美苏最高级会谈呢，看来俄国人无意中又为美国解决了难题。
６月２８日，尚被蒙在鼓里的美国务卿罗杰斯告诉基辛格一条消息：“亨利，《纽约时报》说你可能出任美国首任驻华大使。”
基辛格为在对华政策上“侵犯”了国务卿的职权略显内疚，特意开玩笑说：“也许是国务院故意泄露机密，以便把我弄到远离华盛顿的地方，愈远愈好。”
罗杰斯也拿基辛格逗趣说：“如果你真愿摆脱在华盛顿的种种烦琐事务，不被多勃雷宁追得团团转，到北京去倒是个好差事。”
基辛格不肯道破瞒着罗杰斯访华的天机，表示同意说：“我喜欢吃中国菜。”
在进行周密准备之后，基辛格从１９７１年７月１日开始了解情况的东南亚之行，沿途尽量缩小影响，到７月８日抵达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时，只剩下３名记者跟随，正好演出“遁身剧”。
在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为他举行的盛大宴会上，基辛格正要装病，肚子突然真的痛了起来，暗想这也许是我说假话太多而遭上帝的惩罚吧，因而更逼真地大叫“肚子痛”，叶海亚便按事先的
策划，宣布让基辛格到纳蒂亚加利山庄休息。
美驻巴大使法兰蒂带一大长串车队奔向山庄，基辛格却悄悄来到伊斯兰堡机场，登上周恩来派来的专机，越过喜马拉雅山，飞越长江、黄河，于 ７月９日到达北京南苑军用机场，叶剑英元帅陪他住进钓鱼台国宾馆。
丰盛的午餐后稍事休歇，叶剑英兴冲冲前来相告，周总理要来看望美国贵宾。
基辛格对周恩来心仪已久，听说当今世界首屈一指的大外交家竟这么快前来探望，简直有点儿受宠若惊，一跃而起带手下人出来欢迎。
见周恩来敏捷地跳下轿车，基辛格快步上前，大老远把手伸了出去，可能是太紧张了，看来动作有些僵硬。
周恩来善解美国客人初次踏上中国国土后的紧张心理，滞洒而庄重地与客人用力握手，道出警世之辞：
“这是中美两国高级官员，二十几年第一次握手！”
两位世界一流外交家的第一天会谈只是一般性交谈，第二大就短兵相接了，基辛格毕竟有点儿紧张，拿起一厚本文件读了起来，连自己也觉得枯燥乏味，只见周恩来一扬手微笑着建议说：
“交谈嘛，何必照着本子念呢！”
基辛格笑着辩解说：“我在哈佛大学教了那么多年书，还从未曾用过讲稿，最多拟个提纲，可这次不同，对周恩来总理，我念稿子都跟不上；不念稿子，就更跟不上你了！”
周恩来单刀直入提出关键问题：台湾是中国的组成部分；苏联人的贪婪对全世界是一个威胁；中美有着巨大分岐；尼克松总统访华意义重大……两人围绕台湾问题展开激烈争论。
基辛格一下子被周恩来吸引住了，他认为这位世界级外交大师“头脑非常清醒”，具有“非凡的预见能力”，觉得周恩来、戴高乐、毛泽东是对他最有吸引力的人，尤其对周恩来的印象更刻骨铭心：
“周恩来面容瘦削，颇带憔悴，但神采奕奕，双目炯炯。他的目光既坚毅又安详，既谨慎又满怀信心。他身穿一套剪裁精致的灰色毛式服装，显得简单朴素，却甚为优美。他举止娴雅庄重，他使举座注目的不是魁伟的身躯（像毛泽东、戴高乐那样），而是那外驰内张的神情、钢铁般的自制力，就像是一根绞紧了的弹簧一样。他似乎令人觉得轻松自如，但如小心观察就知并不尽然。那轻快的微笑在没有翻译的情况下，也能准确无误地理解英语的含义。他相当机敏，从他的脸上可以明显地看出，经过半个世纪的磨练，使他更加镇定自如，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当晚，周恩来到中南海向毛泽东汇报会谈情况，讲到美国还想在台湾保留点儿军队，毛泽东口吐烟圈，以独特的比喻说：
“猴子变人还没变过来，还留着尾巴，台湾问题也留着尾巴。它已不是猴子，是猿，尾巴不长！” 基辛格也是世界一流外交家，他对７０年代初的美中苏三角关系有深入而独特的研究，认为当时美国享有左右逢源的有利地位，是７０年代初特殊国际关系的最大受益者。要使美国的左右逢源地位保持下去，就要对三国中力量最弱、最容易遭受打击、也最难发挥力量和影响的中国助一臂之力，尤其是对面临苏联百万大军威胁的中国，表明中美共同对付苏联的态度，是他此次访华取得成功的关键，于是便根据事前与尼克松商定的中美联合抗苏的计谋适时表态说：
“请你们放心，美国要同中国来往，决不会对中国进攻。美国同自己的盟国决不会和对手联合起来对付中国。中国对付美国的军队可以向北开，摆在别的地方。”
果然，毛泽东听了汇报极感兴趣说：“他们要我们把军队往北开啊！过去我们是北伐，后来是南伐，现在是北来北伐，南来南伐！”
是共同的战略需要，使毛泽东对基辛格访华公报做出决断：“尼克松来访，谁也不主动，双方都主动。公告中也不写我要见他的话，要学诸葛亮留一手。”
基辛格、周恩来、毛泽东以非凡的智慧和胆识做出邀请尼克松访华的决定，基辛格离华前颇有风度他说：
“我带着希望而来，带着友谊而去。访问成果超过了我原来的期望，圆满地完成了我们的秘密使命。”
基辛格逸兴遗飞，得意洋洋向尼克松报告：
“我们已经为您本人和毛泽东共同翻开历史的新的一页奠定了基础……我们已经开了头的这个进程将在全世界产生巨大的冲击波。我们不应对这一前景抱幻想，中美一旦关系恶化，就有可能成为难以和解的敌人。”
７月１５日，中美同时宣布了尼克松应邀访华的消息，勃列日涅夫很不高兴，授意《真理报》７月２４日发表充满哀怨而又无可奈何的文章：
“不言而喻，利用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接触，来向苏联和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施加某种压力的任何企图，都是脱离现实的。”
勃列日涅夫为抵制尼克松访华的影响，指示多勃雷宁去见基辛格，劝尼克松访问北京之前先访问莫斯科。基辛格基于首先打开中美关系的设想，毫不迟疑地回答：尼克松要访苏，但排在访华之后。
勃列日涅夫对此恨得咬牙切齿，决定尽快派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访问印度，签订苏印条约肢解巴基斯坦，以此对美国和中国进行报复。
中美冲破苏联的干扰，加快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１９７１年１０月２０日，基辛格第二次访华做尼克松来北京的准备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