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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新总统约翰逊出身于三代议员世家， ２９岁就当选议员，作为肯尼迪的副总统，曾以总统特使身份出访过３０多个国家，发表过１５０多次演说，现在意外登上总统宝座，怕人说他不是凭自己的实力上台，因而总觉得肯尼迪的阴魂不散，处处注意提高自己的声望和地位。
约翰逊很感兴趣地接待了苏联吊唁肯尼迪的代表米高扬。
约翰逊早就听到过米高扬的大名，知道他是一个擅长搞微妙外交的老牌布尔什维克，处事精明，人们甚至说他神通广大，能成功地向生活在冰天雪地里的爱斯基摩人推销电冰箱。
约翰逊把米高扬作为赫鲁晓夫的特别代表予以接待，他向米高扬保证，他将始终不渝地为缓和世界紧张局势做出贡献。他从国务卿腊斯克那里得知赫鲁晓夫醉心于缓和，便托米高扬向赫鲁晓夫转交一封信，希望继续改善美苏关系，愿为解决悬而未决的国际问题寻找办法。
赫鲁晓夫又对约翰逊大有好感，认为约翰逊也是与他一起搞美苏缓和、共同称霸世界的“懂事理的人”，于是脑瓜一热，提出一个简易的倡议，要求美国和各国政府集体做出保证，不使用武力改变现有的边界线，赫鲁晓夫起劲地向美国总统约翰逊游说：
“目前的边界线是在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下形成的，因此在领土纠纷中，很难说清谁是谁非。有些国家分成了两部分（朝鲜、越南、德国）。这些国家的人民渴望统一的感情，当然应该得到理解和尊重。统一问题应该让这些国家的人民在没有外来干涉和压力
的情况下，自然是在不被占领的情况下，来研究解决，但事实上，南朝鲜和南越仍被外国占领。”
刚上台的约翰逊立即对赫鲁晓夫的倡议做出友好的反应，开始进行旨在阻止中国等无核国家拥有核武器的《防止核武器扩散条约》的谈判，但不久即由于发生东京湾事件，美国开始对越南北方进行轰炸，而使美苏关系又紧张起来。
毛泽东和赫鲁晓夫是长期斗争的老相识，两人的关系错综复杂而又微妙有趣。
赫鲁晓夫对毛泽东是既恨又怕，既感到才智无法与毛泽东相比，又不甘居毛泽东之下，总想对毛泽东发号施令。毛泽东从心里看不起赫鲁晓夫，但能从大局着眼，长期对赫鲁晓夫做社会主义阵营的首领予以支持，但在维护中国主权问题上毫不让步，敢于同赫鲁晓夫的背信弃义和霸权主义行径做坚决斗争。
赫鲁晓夫承认“毛泽东简直就是隐藏自己思想和意图的大师”，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对毛汗东大加攻击、尽量贬低，但也说了一些真话：
“自我第一次认识毛泽东起，我就认定并告诉我们的同志，他绝不会听从国际共运内部超过他自己的党之上的任何别的共产党差遣，他绝不会忍容这样的事……毛泽东也许是个民族主义者，但他决不是蠢人。”
毛泽东承认对赫鲁晓夫有一个认识过程， １９６４年１月１７日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柯弗兰、爱德乐、爱泼斯坦、李敦白等人谈话时，回忆他与赫鲁晓夫的交往历程说：
“苏共二十大之后，我们已经感到赫鲁晓夫不对头，但是从那时到１９５８年上半年，我们是采取帮助他的态度，因为我们当时考虑苏联人民要换一个领袖是不容易的。后来在１９５８年发生了海军基地问题。那年赫鲁晓夫来过北京一次。为什么来呢？苏联驻华
大使同我们谈海军基地问题谈翻了，赫鲁晓夫只好自己来收拾。我对他说：‘把中国的海岸线都给你好了’。他说，‘那你做什么呢’？
我说，‘我上山打游击’。他说，‘打游击没有用’；我说，‘你把我的鼻子都塞住了，我不去打游击怎么办’？”
毛泽东以幽默的语言说到此处，看诸位老朋友一眼，见大家对他的话都能领会，就怀着激愤之情继续说：
“然后就是１９５９年的中印边界事件。赫鲁晓夫在访美前通过塔斯社发表声明，在中印边界事件上表示‘中立’。访美后，他又到北京来了。这次他谈到台湾问题，要我们用苏联过去对远东共和国的办法来对侍台湾。我对他说，‘远东共和国是你们建立的，蒋介石集团可不是我们搞起来的’。另外，他还要我们放那时关在监狱里的四五个美国犯人。两个问题都没谈成，他说：‘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对我说过，你这次去北京一定是白跑！’”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听毛泽东说得那么有趣，不由笑出声来，爱泼斯但等人也跟着笑了起来，遂使接见气氛十分活跃，毛泽东的情绪受到感染，语调转为轻松活泼：
“从苏共二十大到去年（１９６３年）７月，我们比较被动。现在我们转入了反攻，有大闹天宫的势头，打破了他们的清规戒律。他们的那些清规戒律，可不能完全服从！他们骂我们是教条主义、托洛茨基主义、专讲空话、假革命、民族主义，可是他们偏偏怕我们的‘空话’。口里说我们讲的是空话，实际上是把它当成瘟疫，封锁得那么厉害，甚至把过去用来干扰美国之音的电台也用来干扰我们的广播。”
接着，毛泽东把话题转到人们最关心的赫鲁晓夫要求停止公开争论上来，客人们都想知道中国的态度，只听毛泽东娓娓而谈：
“现在他们要求停止公开争论，紧张得很。我去年３月间对苏联大使说，你们说我们是教条主义、托洛茨基主义、专讲空话、假革命、民族主义，如果我们真是这样，那你们当然应该批评，就放手批评好了。他说这样下去不得了。我说，打打笔墨官司有什么了不起呢？第一，大不会蹋下来；第二，山上草木照样长；第三，女人照样生孩子；第四，河里的鱼照样游。不信，你到河边去看看。他们最近的来信还引了我的一段话。停止争论不是一方说了就算，而必须双方都能接受公平协议。双方不止是两个党，而是几十个国家的党。因此，争论很难停下来。”
毛泽东以他那卓越的洞察力，发现赫鲁晓夫和约翰逊都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幽默地以唯物辩证法分析说：
“有些同志担心苏、美合作对我们不利。我总相信《红楼梦》上王熙凤说的那句话，‘大有大的难处’。现在，美、苏两国都很困难。美国政策委员会主席罗斯特曾发表一篇文章，基调是说美苏都碰到了许多困难，而且是没法解决的。我也不认识这个人，他同我的某些想法不谋而合，差不多。美国不论国内、国际到处都碰钉子；赫鲁晓夫也是这样。不要忘记这一点，还是《红楼梦》上冷子兴说的，‘百脚之虫，死而不僵’。美国《锤与钢》杂志也说：美国像一株空了的大树，里边已被虫子咬空了，外边还枝叶茂盛。”
不久，赫鲁晓夫处境更加困难，毛泽东专门发表《赫鲁晓夫的日子不好过》的谈话，对赫鲁晓夫分析得可谓人木三分，他分析赫鲁晓夫攻击中国的原因说：
“无论如何，中国除了手榴弹，只是多了几个人。在赫鲁晓夫看来，多几个人，只不过是一堆肉，而且他还说，现在中国是５个人穿一条裤子，大家喝清水汤。其实，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正是他那里裤子太少而清水汤太多的时候。他的日子比我们好过不了多少，他在最困难的时候讲这种话，是为了向人民说：看，我们国家多了不起，裤子不少，清水汤不多。” 毛泽东深刻分析国际和苏联形势，指出赫鲁晓夫好日子不多了：
“赫鲁晓夫的日子不好过。据统计，从苏共二十大以来，苏共
主席团的老人已换得剩不了几个。这个现象说明那里不稳定……
实际上，赫鲁晓夫在社会主义阵营的１３个国家中，支持他的并没有占多大的多数。罗马尼亚就同他不一致，波兰也只能算半个支持。他是要控制别人，像美国人一样。他要人家搞单一经济，这行不通，罗马尼亚不干，古巴也在同他吵。”
诚如毛泽东所预料，赫鲁晓夫执政的日子屈指可数了，当时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的勃列日涅夫等人早在一年前就开始了把赫鲁晓夫赶下台的密谋活动，但进行得并不顺利，赫鲁晓夫听到了一些风声，便在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 日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气急败坏地发出警告：
“朋友们，不知你们为什么想要造我的反，当心点儿，万一出什么事，我会像对付狼崽子那样把他们打败！”
赫鲁晓夫把勃列日涅夫等人吓得灵魂出壳，这些人以为密谋败露，大祸将临头了。但是，灾难没有发生，赫鲁晓夫让米高扬调查事情真相，自己到南方休养去了。
１０月１１日晚，赫鲁晓夫又得到有人“谋反”的报告，就往莫斯科打电话威胁说三四天后“给点儿厉害看看”。
在莫斯科留守的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柯西金、中央委员波利扬斯基知道大事不好，急忙给正在柏林访问的勃列日涅夫打暗语报警电话：“不要弄错，莫斯科天气很好，三四天后Ｈ．Ｃ．回来。”
勃列日涅夫知道事态紧急，当即回答：“明白了，我现在就去机场，已下令准备飞机紧急起飞，两小时后与你们会面。”
勃列日涅夫匆忙自柏林赶回莫斯科，把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和克格勃头子谢米恰斯内争取过来，在力量对比上占了优势，１０月１２日通知赫鲁晓夫参加中央主席团会议。
赫鲁晓夫还被蒙在鼓里， １０月１３ 日与米高扬飞回莫斯科，谢米恰斯内立即解除了赫鲁晓夫接待室的警卫，又撤换了其府邸和别墅的卫队。
在克里姆林宫召开的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会议上，勃列日涅夫带头向赫鲁晓夫进行责难和围攻，柯西金等一哄而上，赫鲁晓夫吃惊地张开大嘴，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拼命反驳、辩解，但根本没人听。
车轮战战至第二天，赫鲁晓夫看大势已去，长叹一声，沮丧地愿意投降：“我请求你们让我写一份辞职报告，我签字。”
１０月１４日中午，勃列日涅夫请赫鲁晓夫参加午宴，赫鲁晓夫觉得无脸参加，借口身体不适要回家，也没人去挽留他。
在下午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决定由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分别出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部长会议主席。
在当晚６点继续举行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苏斯洛夫作了《关于因赫鲁晓夫错误行为在中央主席团造成的不正常局面》的报告，接着宣读了赫鲁晓夫的辞职申请。
于是， １９６４年１０ 月１５日塔斯社发布了一条震动苏联和全世界的消息：
“赫鲁晓夫已接受中央委员会对他提出的主要批评。他从自己的健康状况、年龄考虑，决定不再担任目前的工作，他本人已正式提出辞职。”
１０月１６日，苏联驻中国大使契尔沃年柯向中国通报了赫鲁晓夫下台的消息。也就在这一天，毛泽东下令进行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并取得成功。 这两条表面互不相关的爆炸性消息，一下子成为震动全世界的特大新闻。各国记者对此议论纷纷，大发宏论，不少记者竟认为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把不可一世的赫鲁晓夫一下轰下了台！
热情豪放的著名诗人、外交部长陈毅认为这是双喜临门，可谓大大的巧合，他豪情满怀，灵感大发，做《感事》诗以抒胸怀。这首诗因准确而形象地道出了亿万中国人民的心声，遂不胫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