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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洛托夫带领８９位外交官和经济专家，愤怒地拂袖退出英美苏巴黎外长会议，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也宣布不再参加讨论马歇尔计划的会议。
莫洛托夫后来回击美国和西方国家对此事的恶意攻击，阐明苏联退出马歇尔计划的原因说：
“西方有人说，苏联外交上的一大错误，是没有接受马歇尔计划，但我们的做法恰恰是对的，这是我们的唯一出路。当初，我同意，而且向中央提出建议，应当参加；不仅苏联参加，捷克、波兰也应参加，但很快就看出这不对头，他们拉我们参加入伙，但要我们做他们的附庸，我们照此办理，就可能仰人鼻息而最终一无所得，而仰人鼻息是肯定的，尤其可能使捷克、波兰陷入困境。”
这件事使斯大林、莫洛托夫受到强烈刺激，使他们丢掉了对美国的幻想，认真地考虑动用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力量同美国和西方世界分庭抗礼。
从巴黎返回莫斯科的第四天，莫洛托夫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宣布建立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该情报局由苏联、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及南斯拉夫、法国、意大利等９国共产党组成， １０月５日在波兰正式成立，日丹诺夫在情报局第一次会议上，谴责马歇尔计划是“在经济上奴役欧洲各国的计划”。成立情报局既是斯大林控制东欧国家和西欧共产党的有效工具，又是对杜鲁门推行马歇尔计划的有力回答。
为与马歇尔计划相对抗，苏联宣布实行一个建设东欧的“莫洛托夫计划”，先后同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签订了双边贸易协定。
这样，欧洲在政治、经济、军事上进一步分裂：经济上出现两大对立集团——以美国为首的“欧洲经济共同体”，以苏联为首的“经济互助委员会”；在政治和军事上出现了相互对抗的两大对立组织——美国领导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苏联指挥的“华沙条约组织”，冷战格局正式固定下来。
其后，美苏两国为争夺世界霸权，凭借手中掌握的两大阵营的综合力量，争斗日趋尖锐，冷战逐步升级。
在欧洲，很快爆发了柏林危机，柏林上空战云密布，二战后世界首次处在战争边缘。
原来在雅尔塔会议上，决定苏、美、英、法四大国分别占领德国领土，首都柏林由四国共管。罗斯福企图推行与西方国家合作称霸世界的战略，斯大林也一针见血地道出战后必将与美国分手的看法：
“由于有共同敌人法西斯，保持我们三大国的团结尚不算难事，可战争胜利结束后，盟国之间必有利害冲突，那时能否保持友好亲善，不使联盟破裂，却难预料。”
杜鲁门为与苏联争霸欧洲，抢先迈出在德国问题上与苏联争斗的第一步，突然停止从美国占领德国的地区向苏联提供一切战争赔偿物资，又将美英占领区合并。 １９４８年２至６月，美国纠集英、法、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举行伦敦会议，决定在西方占领的德国地区颁布法律，宣布进行市制改革，用新德国马克代替第三帝国马克，从经济上与苏联占领区割裂开来。
斯大林见此情况，命令苏联驻德国军队总司令索洛科夫斯基发表抗议声明，谴责美、英、法三国推行“捕鸟猎犬行动”，谴责美、英，法三国推行“肢解德国的政策”。斯大林下令在苏占区进行币制改革，把旧货币改为东马克，作为整个柏林的唯一流通货币，并建立了东柏林市政府。
对此，美国当局极为不满，要求取消东马克，苏联政府决定采取更强硬措施， １９４８年６月２４日下令对柏林全面封锁，切断了柏林与西方占领德国区的铁路线，随后又切断了通往柏林的所有水路交通。
杜鲁门得到这个报告大吃一惊，当即召开会议研究对策。
陆军部长罗亚尔愁眉不展地报告说，西柏林与外界的联系只剩下三条“空中走廊”，而西柏林约有２５０万人，要保证这些人的吃饭穿衣都是极困难的问题，维持基本生活每天需要４０００吨物资，使西柏林正常运转每天起码要有８０００吨物资。这使西柏林陷入极大的困难和恐慌之中，驻西德的美、英、法官兵坐困围城，德国人更怨声载道，惶惶不可终日。
美国面临空前严重的压力，究竟如何对付苏联的挑战，美国政府内部发生激烈争论：有些人主张坚决顶住苏联的压力，更多的人担心与苏联发生正面冲突，招致令人恐惧的苏联红军的打击，而西柏林所需巨额物资的压力也非同小可，主张美国还是及早从西柏林撤出为妙。
杜鲁门沉不住气了，让美国陆军部长罗亚尔征求美国驻德军队总司令卢修斯克莱将军的意见。
克莱将军的总司令部也吵作一团，克莱认为坚守柏林具有重大意义，必须设法顶住苏联人，他手下大将却连连摇摇头，认为美军不是苏军的对手，还是三十六计退为上，他们不同意克莱的意见，就闭目静坐，联合起来向克莱施加压力。
克莱将军接到杜鲁门和罗亚尔的询问电，认为不仅不能撤退驻西柏林的美军，而且军官家属也不能撤，认为撤退军官家属会引起军心大乱，人心浮动，后果不堪设想，便向华盛顿回电称：
“撤退美军家属会引起一种歇斯底里气氛，接着德国人就会涌向共产主义一边去寻求安全。”
杜鲁门急召克莱回国商讨对策。克莱带他的政治顾问罗伯特墨菲赶回华盛顿，出席美国决策会议。杜鲁门主张与苏联对着干，但心里发虚，担心风险太大，忧心忡忡说：“我想实施武装护送运输，把物资强行运进西柏林，不知会发生什么危险？”
克莱根据他与罗伯特墨菲的分析回答说：“我们应该通知苏联当局，我们将在某一特定日期开进一支武装护运队，配备有工程器材，以克服苏联代表似乎无法解决的技术困难。在我看来，这样一支护运队遇到武力干预，继而发展成为战争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艾奇逊主张采取空运方式，认为陆路运输的办法行不通。他说：“空运的选择是正确的，它明白无误地表明了美国坚持权利的毫不动摇的意向，同时给予俄国人在‘要么不加干涉，要么发动一场空中袭击’两者间进行选择的机会，而后者可能会给他们带来一种毁灭性的反应。”
墨菲坚持自己的意见，反对进行空运说：“采取空运的方式是放弃我们在柏林辛辛苦苦挣得的权利！”
“这种说法是愚蠢的”，艾奇逊拍案而起，“这不啻是说，听到一个武装匪盗的命令而举起手来，是放弃你辛苦挣来的权利！是投降！”
杜鲁门挥手制止文武大员的激烈争论，冲着克莱询问采取陆路运输到底有没有危险。克莱回答说：“苏联会设置障碍，接着就会用军队来阻止武装护送！”
马歇尔认为这无疑会引起战争，他忧心忡忡说：“要是我们手头没有什么牌好打出去，那我们就等于在玩火！”
众人觉得此事非同小可，一时都苦无良策，克莱突然两手用力一拍，献上一计：“我们可联合英、法两国，用大量飞机进行空运。天空是无法封锁的，除非俄国人决定发动战争，一般不会攻击美国的飞机！”
众人齐声叫好，杜鲁门拍案而起，挥手决定：“此计可行！”
空军参谋长范登堡连连摇头说：“如将美国大量飞机集中用于柏林空运，万一发生敌对行动，可能全部被毁，我们的损失就太大了！”
杜鲁门思考再三，认为空运比陆运风险小一点，决定实施大规模空运，又调兵遣将，既准备同苏联人打，又力争谈判解决。
杜鲁门一声令下，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空运开始了：数百架Ｃ—４７、Ｃ—５４型运输机，载着粮食、煤炭、布正和其他生活必需品，日夜不停地飞往柏林上空，来往不停，川流不息。
斯大林对美国采取大规模空运非常恼火，却又没有足以制服美国的良策。 １９４８年９月的一天，斯大林终于想出给美国沉重打击的两条计谋：一是宣布要在美国空运航线上进行空军演习，二是放出德国共产党要在西柏林搞暴动的消息。
杜鲁门接到美国副国务卿洛维特的报告大吃一惊，认为美苏围绕柏林的局势空前严重，战争一触即发，急找文武大员商议计策。
美国官员认为苏军还没有摆出与美国大打的态势，就一面向欧洲增派可投掷原子弹的美国轰炸机，一面向苏联表示愿意谈判解决柏林危机；没有解决问题前，照旧向柏林实施大规模空运。
在紧急关头，杜勒斯命国际新闻社的欧洲总经理金斯伯里史密斯向苏联外交部发去一封电报，请斯大林回答四个问题。
斯大林借此机会，向美国发出微妙的信号。
史密斯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苏联政府是否考虑同美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任何一方都无意向对方发动战争？斯大林顺水推舟回答：“苏联政府准备考虑发表这样一项声明。”
史密斯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苏联是否愿意同美国一起采取逐步裁军的措施来贯彻这一声明？斯大林简短地回答：“当然。”
史密斯提出的第三个问题是，斯大林是否愿意就发表声明问题同杜鲁门磋商？斯大林巧妙地答称：“我并不反对举行这样一次会见。”
史密斯提出的第四个问题是，如果在举行一次外长会议讨论整个德国问题之前，美、英、法同意不建立一个分立的西德国家，苏联愿意撤销对柏林的交通限制吗？斯大林提出条件说：“只要盟国接受苏联对这个问题所提出的条件，并撤销对苏占区交通的反限制，苏联愿意这样做。”
杜鲁门认为这个插曲是莫斯科发出的一个小心谨慎的信号：莫斯科愿意解除封锁，但是要有代价。便让国务卿艾奇逊于１９４９年２月２日举行新闻发布会，贬低斯大林的倡议，但向苏联发出信号：如果苏联想进行认真的谈判，就应当利用私下渠道。
２月２５日，美苏驻联合国代表杰塞普和马立克在安理会见面了。杰塞普有意和马立克搭话，询问斯大林答史密斯问时没提德国币制改革，是否含有重要意义。
一个月后，马立克请杰塞普到他的办公室，寒暄之后神密地告诉他的美国同事说：“斯大林不提币制改革并非出于偶然，币制问题是重要的，但是它可以在外长会议上讨论。”
杰塞普眼珠一转又提出新问题说：“这是否意味着要在解除封锁之后呢？”
马立克故做令人高深莫测之态说：“过去并没有人要我问这个问题。”
杰塞普见马立克网开一面，立即紧追不舍：“那么，你现在为什么不就去问一问呢？”
马立克笑而不答，向莫斯科做了汇报。不到一个星期后的３月２１日，马立克接到斯大林的指示，约见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杰塞普告诉他：
“莫斯科的答复来了，说是如果能够确定外长会议的日期，封锁就可以在外长会议举行之前解除。”
杰塞普得到这个回答如获至宝，兴冲冲就要告辞而去，马立克却伸手相拦道：
“请留步，现在轮到我提问题了——你们会把西德政府的筹建工作，推迟到外长会议以后进行吗？”
杰塞普根据美国总统和国务卿的指示回答说：“我们希望继续进行筹备工作，但是，既然筹备工作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筹备工作就不是顶重要的了。”
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