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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谈判代表罗伯特墨菲大惑不解，恼怒地问：“你们将来吃什么？”
伏克曼诺维奇用南斯拉夫一句经典的语言回答：“我们将吃树叶——像在战时一样！”
面对苏联、美国的拉拢威胁，铁托巧妙地回答：“我们既不想当西方的仆从，也不想作东方的卫星国，我们只想保住一个独立国家的地位！”
铁托觉得与美苏相比，毛泽东的新中国才是南斯拉夫真正的朋友。１９５５年 ５ 月，铁托派贝柯维奇为首的南斯拉夫工会代表团，１９７来中国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活动，邓小平与贝柯维奇进行了亲切的会谈，对消除误解、改善中南关系具有很大作用。
贝柯维奇在“五一”节游园中发现中国一幅世界地图对南斯拉夫的画法不对，将南斯拉夫划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一部分，把南斯拉夫标为美国的军事基地。贝柯维奇对此表示不满，中国接受他的意见，让有关部门把那幅地图取掉了。南斯拉夫官员对此非常满意，称赞中国才是他们真正的朋友！这正是：
维护主权任纵横，铁托如铁骨头硬。
不畏美国不惧苏，独立自主人称颂。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临危不惧 周恩来调处波匈事件
后发制人 毛泽东教训赫鲁晓夫
话说斯大林逝世，特别是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使美国和西方帝国主义欣喜万分，借机兴风作浪，令中美苏三国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
斯大林一逝世，美国情报机关认为这会引起一场混乱，严重削弱苏联的力量。因为苏联新任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首先要致力于对苏联国内和东欧及中国的控制，在外交方面不会采取新的政策。于是它们建议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抓住千载难逢的机会。乱中取胜，使美国在对付社会主义阵营的斗争中占上风。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指示美国前国务卿艾奇逊、美国前驻德国占领区军事长官克莱将军，拨出专款扩建“美国之音”和“自由欧洲”两个电台，加紧向苏联和东欧国家及中国开展和平演变攻势，鼓动东德工人举行针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示威游行，怂恿东德工人把罢工扩大到整个东德。
赫鲁晓夫见东德形势危急，让马林科夫下令把苏军坦克轰隆隆开进柏林、德累斯顿、莱比锡、马格德堡和耶拿，将东德的示威罢工镇压了下去。赫鲁晓夫又玩弄诡计，把马林科夫赶下台，由他出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开始了苏联的“赫鲁晓夫时代”。
赫鲁晓夫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刚把世界头号社会主义大国的 １９９政权抢到手，地位还不稳固，为取得毛泽东的支持，共同对付艾森豪威尔，便率苏联代表团于１９５４年９月底访华。
毛泽东和赫鲁晓夫首次以中苏首脑身份进行会谈，彼此尊重，热情而友好，赫鲁晓夫向毛泽东请教如何对付艾森豪威尔和美国人。毛泽东缓缓抬起头来，看赫鲁晓夫一眼，“用一种文静的、不受拘束的声音”说：
“国际形势总的说来对我们是有利的，首先是各国人民积极地行动起来了，抬起头来了。帝国主义的威风被煞下去了好多，不再像以前那样嚣张、盛气凌人、轻举妄动了。实际上，他们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
赫鲁晓夫感到从毛泽东身上透出一种咄咄逼人的气势，对他关于中苏共同的对手艾森豪威尔的分析极为佩服，但又有些不服气，就以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乌克兰矿工的水平在毛泽东面前显示他的“领袖气质和水平”说：
“帝国主义却没有睡大觉，而是天天在蠢蠢欲动，图谋不轨，想达到他们的罪恶目的。诚然，他们的气焰的确没有以往那么嚣张，但他们确实还在活动着。”
赫鲁晓夫认为经他软硬兼施暂时把铁托拉了过去，毛泽东又同意与他一起对付艾森豪威尔，不由沾沾自喜。为了“降服”毛泽东，赫鲁晓夫决定给中国一些甜头，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在我们同中国人的会谈中，我告诉中国人，我们主要关心的是保护苏联，保护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保护中国的问题。为了保持我们自己的防卫态势，我们必须为伟大的中国人民发展其工业做出贡献。我们同意给中国人民派遣军事专家，给中国运去了大炮、机关枪和其他武器，以加强中国，从而也就是加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
总之，只要我们的物质条件允许，我们就尽量满足中国
人的要求，我们必须一致努力去对付共同的敌人。我们的敌人日本虽然已被打败，但仍是潜在的威胁，而现在，一个大得多的威胁则来自美国，它曾在紧靠中国的朝鲜发动战争。
在中苏首脑会谈中，赫鲁晓夫为控制中国，邀请中国参加经互会，毛泽东说“没有这个必要”，予以婉拒；中国请求苏联帮助搞原子能和核武器，则被赫鲁晓夫拒绝。
毛泽东担心赫鲁晓夫不是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对手，就好心地提醒他说：
“赫鲁晓夫同志，你做事要谨慎，说话注意分寸，要有内外、亲疏、远近之分，不要被敌人抓住把柄，钻空子！”
赫鲁晓夫不把艾森豪威尔放在眼里，目空一切哈哈大笑道：“咱们也有嘴巴，也会反咬他几口的！”
毛泽东见赫鲁晓夫不是可以推心置腹谈话之人，就想早点儿结束会谈，于是，便从大局着眼，答应与苏联在对付美国等国际交往中协同步调，并十分客气地“感谢苏联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的无私援助”。
赫晓夫得意洋洋但又故作谦虚之态说：“不，不能说是无私的，而应当说是有私的；援助中国实际上也是帮助我们自己，中国强大起来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
毛泽东对此话甚表赞成，慢悠悠抽口烟说：“我们应该相互支持，只是我们还很穷，想多办点事，还力不从心。总的来说，还是你们帮助我们的多一些。”
１９５６年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多事之秋，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更将这一年视为他政治生涯的关键性阶段。这个乘着斯大林个人崇拜的龙卷风爬上苏联最高地位的人，要在这个风源处发射否定斯大林的“政治原子弹”。
赫鲁晓夫知道要反斯大林，中国这一关不好过，就在１９５４年借参加新中国诞生五周年庆祝活动之机，来北京和毛泽东会谈，企图寻找反斯大林的后台。毛泽东客观地评价斯大林的功过是非，极力维护斯大林的权威，对赫鲁晓夫提出善意的批评，希望他谨慎从事，更提醒他丑化斯大林会在全世界引起强烈反响，在社会主义阵营制造混乱，劝他不要做亲者痛、仇者快的愚蠢之事。
赫鲁晓夫听不进去，执意我行我素，加紧炮制丑化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企图在１９５６年２月１４日至２５日召开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抛出。
赫鲁晓夫不敢在苏共二十大上一开始就大张旗鼓地攻击斯大林，认为那样在苏共广大党员中通不过，中国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党也不赞成，就在大会期间按兵不动，而千方百计地同由德高望重的朱德率领的由邓小平、谭震林、王稼祥和刘晓组成的中国代表团拉关系。
赫鲁晓夫安排朱德第一个致贺词，朱德代表中国共产党的９００万党员和６ 亿中国人民向苏联共产党致以热烈的兄弟般的祝贺，发言内容热情友好，最后宣读了由毛泽东签名的中国共产党委员会致大会的贺词。朱德的讲话受到热烈欢迎，把中苏友好气氛推向高潮。
赫鲁晓夫抓住苏共二十大已经结束的机会，利用他已当选为苏共第一书记有人事安排提名权的地位，把已回到各地的苏共代表匆匆接回莫斯科，召开秘密会议，抛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骂斯大林为“暴君”、“刽子手”、“干尽了坏事”。
为拉拢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支持他反对、否定斯大林，赫鲁晓夫邀请朱德等参加苏共中央举行的座谈会，又接见中国代表团，吹捧他们反对个人迷信具有重大意义，宣称苏共将采取措施消除个人迷信遗留的不良影响，要中国代表团表态支持赫鲁晓夫的反斯大林活动。朱德不愧为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与邓小平等坚持正义立场，不对此表态。
朱德率中国代表团到格鲁吉亚共和国首都第比利斯访问时，发现他的寓所突然被成千群众包围。当时，许多人担心发生不测事件，但朱德临危不惧，他像在战场上指挥作战那样从容不迫。很快中国代表团便看到格鲁吉亚人都手举斯大林同毛泽东亲切握手的油画与毛主席和斯大林的画像，因而顿时明白了这是斯大林故乡的人民对赫鲁晓夫反斯大林活动的反抗行为，便亲切地接见示威群众代表，派人参加第比利斯市纪念斯大林的集会。
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报告迅速引起全世界的巨大反响，西方记者说“这令与会者大感意外，使卫星国饱受震惊，让西方为之瞠目”，称斯大林的灵魂被赫鲁晓夫用外科手术刀斩除，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巨大困难。
赫鲁晓夫一时得意忘形，借反斯大林之机改变了他与马林科夫、布尔加宁的三套马车式权力结构，由他一人掌握大权。
赫鲁晓夫认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苏共二十大不明确表态，对他是个很大压力，便派跟他丑化斯大林最卖力气的苏联最高苏维埃副主席米高扬于１９５６年４月初访华，向中国施加压力。
米高扬一到北京，就大肆兜售赫鲁晓夫丑化斯大林的货色，当即被毛泽东顶了回去。之后，米高扬与中国签定了援建５５个工业项目的新协定，企图以此拉中国支持赫鲁晓夫丑化斯大林，但中国坚持原则，仅回答将选择适当时机表明中国的正式立场。
不久，中国打破意味深长的沉默，于１９５６年４月５日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长篇文章，郑重地向世界宣告：
“世界上的一切反动派，在最近一个多月以来，兴高采烈地谈论苏联共产党关于个人迷信的自我批评。反动派以为他们抓住了一个能够用来中伤苏联和世界各国共产党的把柄了。可是，反动派毕竟是心劳日拙的。”
２０３
毛泽东亲自抓的这篇重头文章客观地分析了斯大林的功过，提出了产生个人迷信的原因和防范措施，对帮助各国共产党澄清思想混乱、加强团结起了很大作用，初步稳住了被赫鲁晓夫扰乱的阵脚，也提高了毛泽东和新中国的世界地位。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国务卿杜勒斯很快发现了赫鲁晓夫、毛泽东对斯大林的不同态度。杜勒斯１９５６年５月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外长会议上发出警告说：
“共产主义正在亚洲取得进展，中国牌子的共产主义比俄国牌子的共产主义威胁更大，因为中国控制的人口更多，在亚洲享有文化威望，而俄国无论在亚洲、在欧洲都没有这种威望。加之亚洲许多自由国家都有大批中国侨民，我担心毛泽东可能实行分而治之、各个击破的办法，因为这个地区的非共产党国家在地理上是分散的，在政治、文化和经济上是分裂的，西方决不能抛弃这些国家，因为利害关系实在太大了。”
艾森豪威尔、杜勒斯发现西方很难在亚洲以售其奸，而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却在东欧国家中引起严重的思想混乱，就决定首先在东欧国家加紧进行和平渗透，在东欧制造混乱。
艾森豪威尔和杜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