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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比对手健康得多。清政府的自强运动目的就是要弄那么一副漂亮的拳击手套，现在他们已经弄到。
只有少数人发现问题并不这么简单，其中一位就是驻英公使郭嵩焘，这位科举出身的官员，却有时代的见解，他在英国写信给李鸿章，警告说：
西洋立国两千年，政治和教育，都非常修明。跟辽金崛起的情形，绝不相同。……西洋富强，固不超过矿业、轮船、火车。但它们所以富强，自有原因。……我们必须风俗敦厚，人民家给户足，作为基石，然后才可以谈到富强。岂有人民穷困不堪，而国家能富强之理。现在谈富强的人，把国家大事，看作跟人民无关。官员贪污，盗贼横行，水灾旱灾不断，上下交困，每天都在忧患祸乱。这时轻率的追求富强，只不过浪费金钱。……船坚炮利（“兵事”）是最末微的小事，政治制度才是立国的根本。……中国之大患，在于士大夫没有见识。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曾把郭嵩焘的各种报告，汇集出版，我们所引的不过其中一小片断，但可看出他的真知灼见。然而，他的真知灼见不但不能在当时引起正面反应，反而被全国沸腾的士大夫阶层的卫道舆论，痛诋他是数典忘祖的汉奸卖国贼。
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戴上这副漂亮的拳击手套出场。
十四 第二次保卫朝鲜
第七、第八世纪二百年间，中国文化大量输入日本，使日本跟在朝鲜之后，成为世界上采用中国文字为本国文字的两个国家。十三世纪时，中国跟日本同时受到蒙古帝国的侵略，中国被蒙古人建立的元帝国政府统治，而日本靠台风的帮助，幸免于难。
十七世纪一六三五年，日本征夷大将军（江户幕府）德川家光下令驱逐所有的外国人，禁止日本人出国，在国外的日本人也不准返回日本，只允许中国和荷兰少数商船到长崎贸易。这是著名的锁国令，日本像一个塞着瓶口的瓶子，跟外界隔绝。
日本锁国二百一十九年，本世纪（十九）一八五三年，即太平天国定都天京（江苏南京）的那一年，美国海军的一个舰队。在舰队司令培理的率领下，来中国保护美国侨民。在航行中途，不知道什么原因，突然闯进日本的东京湾（江户湾），要求日本同意通商，培理送两幅白旗给日本官员，告诉他们作为战败时投降之用，又告诉他们说，今年不能久留，明年当再度来此。日本全国在惊恐中等到了明年（一八五四），培理果然如约光临，日本没有抵抗就告屈服，跟美国签订《神奈川条约》，锁国时代结束，门户大开。但最大的影响发生在八年后的一八六二年，日本杀死了一个英国人，英国军舰炮轰鹿儿岛。日本跟中国一样，受到巨舰大炮的刺激，决心发奋图强。
五年后（一八六七），即太平天国灭亡之后第三年，以及阿古柏在新疆称可汗的那一年，日本明治天皇即位，下令变法，这就是历史上使全世界叹为奇迹的“明治维新”，征夷大将军（江户幕府）德川庆喜，把统治大权奉还给明治天皇，明治天皇把首都从京都迁到靠海的江户，改名东京，跟七世纪六四六年“大化革新”全盘吸收中国文化一样，明治维新则是全盘吸收西洋文化——从生活方式到意识形态。只短短数年，日本就从荒陋落后状态之中，一跃而成为一个完全新面貌的现代化的年轻国家。
——纪元前四世纪中国大黄金时代中，秦国变法成功，是人类最大的魔术。本世纪（十九）日本也变法成功，应该是人类第二次最大的魔术。日本人创下的这个使全世界都目瞪口呆的改变，各国学者都试图发掘出其中奥秘的原因，却得不到一致的结论。
日本一旦崛起，立即向外侵略。
一八七一年，琉球王国的船只在台湾海面沉没，船民在登上台湾岛时，其中五十余人被岛上牡丹社（台湾屏东牡丹乡）的土著杀害。这件事跟日本无关，但日本认为有关。一八七四年，日本新建立的、连运输舰都没有、还得租用美国轮船供应补给品的舰队，开到台湾，屠杀人民，焚烧村落。清政府不得不赔偿白银五十万两，日军才饱载而归。这件事距日本明治维新只不过第八年，便如此迫不及待地使它的邻居流血，一方面显示日本变法效果之大和成长之迅速，一方面也显示日本器小易盈。
——日本不久就禁止琉球国王尚泰向中国进贡，尚泰派出密使到北京乞援，但清政府对这个孤悬海外的藩属，已无力保护。七十年代最后一年（一八七九），日本把尚泰掳到东京，改琉球王国为冲绳县，琉球遂亡。
台湾事件，使日本发现侵略妙不可言，像一个强盗发现劫掠妙不可言一样，他可以用最少的代价，得到最丰富的报酬。日本的下一个劫掠目标，立即转到三百年前碰过钉子的古老王国朝鲜身上。
攻击台湾的次年（一八七五），日本舰队闯入朝鲜首都汉城所面临的江华湾，小艇更深入汉江测量水道。朝鲜炮台发炮阻止，日本舰队攻陷炮台，这跟西洋对付中国的手段一模一样。朝鲜只好答应日本的条件，签订下列要点的《江华条约》：
一 日本承认朝鲜是独立国家。
二 日本在朝鲜享有领事裁判权。
三 朝鲜开放两个港口（元山、仁川）通商。
朝鲜把条约的内容和签约经过，报告中国，清政府这时候正在全力收复新疆，无力反应，就劝告朝鲜李氏王朝政府乘这个机会，主动的开放门户，跟世界各国广泛地建立外交的和商务的关系，使日本的力量受到牵制。可是朝鲜宰相金允植拒绝说：“与其通洋而存，宁愿绝洋而亡。”李氏王朝已历时五百年，现政权掌握在王妃闵氏家族手中，贪污腐败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仅积欠军队的粮饷，就达十三个月，连以贪污腐败闻名于世的清政府酒肉官员，都大吃一惊。一八八二年，即中国签订《伊犁条约》的次年，汉城爆发兵变，愤怒的士兵攻击王宫，闵妃负伤逃走，国王李熙被囚，变兵又攻击支持阂氏家族的日本公使馆，日本若干军官被杀。李熙的父亲，那位早已失去权势的前任摄政王（大院君）李是应，出面维持秩序，主持政府。
事实上李是应是这次兵变的幕后领导人，他是一个昏庸的老官僚，缺乏必须有的政治头脑，以致同时的触怒了中国和日本。中国认为囚禁被中国所册封的国王，即令是国王的父亲，也是大逆不道，而且也深恐日本抓住军官被杀的借口，向朝鲜进一步勒索。日本对日本公使馆被攻击，人员死亡，当然怒不可遏，尤其日本是一个正需要面子的暴发户，不能忍受这种侮辱。于是，中日两国军队分别在朝鲜登陆，当日本公使花房义质宣布日本军队将对李是应政府采取行动时，中国远征军司令（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已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把李是应拘禁，专舰送回中国，迎接国王李熙复位。日本既失去发作的对象，只好接受调解，由朝鲜付出白银五十万两的赔款，跟日本签订《济物浦条约》，承认日本有在朝鲜驻军保护公使馆的权利。
朝鲜不甘心日本的驻军，请求中国军队也不要撤退，以平衡日本的威胁。清政府同意，命吴长庆的一位部将袁世凯担任驻屯军司令官。
朝鲜不断的内忧外患，使国内分为两党，一是“独立党”，主张效法日本变法，实行政治改革。一是“事大党”，主张继续侍奉天朝——中国，维持现状。两党在中日两国驻朝官员分别支持下，斗争激烈。
两年后，朝鲜又发生甲申（一八八四）事变。这时中国正忙着为越南跟法国作战，日本认为中国已没有余力照顾朝鲜，独立党遂发动政变，率领由日本军官训练的新军，屠杀事大党，冲进王宫，强迫国王下令征召日军入宫护驾。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主张马上把国王秘密送到日本作为人质，但独立党恐怕激起人民的愤怒，无法善后，主张先行送到汉江口的江华岛。中国驻屯军司令官袁世凯得到消息，立即攻击王宫，一面向朝鲜人民揭露日本的阴谋。愤怒的朝鲜群众把王宫包围，协助中国军队昼夜攻打。日军不能支持，只得舍弃国王，跟独立党突围，撤退到四十公里外的仁川港。
甲申事变是日本明目张胆地干涉朝鲜内政，在国际上引起各国纷纷指摘。所以它虽然吃了亏，但态度无法强硬。拖到次年（一八八五），终于跟中国签订解决朝鲜问题的中日《天津条约》，规定中日两国同时自朝鲜撤退，以后朝鲜如果再度发生变乱，需要出兵时，由两国同时出兵。这个条约使朝鲜成了中日两国的共同保护国。但在朝鲜人心目中，根本不承认日本有这种资格。
日本像一只贪得无厌的饿狼，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朝鲜，祈求老天爷使它快一点发生变乱。中国则恰恰相反，唯恐朝鲜有什么风吹草动，引起日本的干预。只有朝鲜闵氏家族控制下的政府，对此茫无感觉，闵氏家族好像跟朝鲜王国有血海深仇，不把这个王国消灭誓不甘休，在重握政权之后，更顽强的拒绝改革。中国稍后把他们的政敌前摄政王李是应释放回国，闵氏家族于是又把中国恨入骨髓，企图联络俄国跟中国和日本对抗。
一个称为东学党的朝鲜人民反抗行动，在朝鲜全国爆发。
十五 中日甲午战争
东学党是朝鲜民间崛起的反抗暴政和反抗除了中国人以外所有外国人的组织，闵氏家族用最残酷的手段镇压他们，结果激起全国大暴动，朝鲜政府失去控制。一八九四年，即中国古老历法的甲午年，朝鲜向中国请求派军平乱。当中国军队出发时，依照中日《天津条约》，通知日本，两国军队遂同时到达朝鲜。日本这一次已拿定主意，再也不走了，他们从甲申事变（一八八四）焦急地等待了十年，才等到这个天赐良机。
东学党听到中国军队登陆的消息，精神上失去支持，即行溃散，天大的变乱霎时间归于平息。中国通知日本，要求两国军队同时撤退，日本提出种种不能马上撤退的理由，然后，突然间发动攻势，把王宫占领，逮捕闵氏家族以消除人民的怨恨，请出李是应再当摄政王。国王李熙在压力下，下令废除跟中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又下令征召日本军队驱逐侵犯朝鲜主权而又拒不撤退的中国军队。
中国急向朝鲜增援，当增援的军舰济远号跟广乙号，运送陆军到牙山（汉城南八十公里）回航，驶到距牙山六十公里的丰岛海面时，受到日本舰队偷袭，广乙号搁浅，自己炸毁。济远号竭力抵抗后不支，悬起白旗诈降，然后乘隙逃走。日舰在追击途中遇到中国第二批增援部队所乘的高升号商轮和操江号护航舰。高升号被击沉，增援部队一千二百人仅七十余人逃生。操江号携同所载运的白银二十万两军饷投降。
中日两国同时宣战。
战争分别在陆海战场进行。中国驻防牙山的陆军，自丰岛海战后，就受到日军的猛烈攻击，无法抵抗，即向汉城北方二百公里外的重镇平壤撤退。中国在平壤集结的军队有一万四千人，司令官（诸军总统）叶志超是官场中的典型人物，胆小如鼠，视钱如命，又没有声望，其他将领们也都是大小官僚，除了吸食鸦片外，每天都摆酒欢宴，既不体恤士兵，也不理会逼面而来的大敌，他们都相信“船到桥头自然直”的官场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