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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与一个妇女讲好了价钱，让她带他们摸黑越过了边界。 似乎没有什么人对他们的“社会主义和自由”感兴趣。 他们找到了作家安德烈。 纪德，在一家咖啡馆坐下来。 萨特开门见山地谈到一份地下报刊，纪德显得紧张不安。 他多疑地注视着周围的其他顾客，不断地叫萨特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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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换桌子，商谈结束，纪德还是觉得他什么也做不了。萨特和西蒙。 波伏娃也见到了作家安德烈。 马尔罗。 马尔罗很早就主张知识分子应该介入革命斗争。 在西班牙内战时期，他就指出，知识分子适当地介入革命斗争，能够起到比一般追随者更大的作用。 所以当时很多渴望参加战斗的知识分子纷纷前来求见马尔罗。 但马尔罗很现实，他总是问那些想成为游击队员的人：“你们有武器吗？”但即使别人有武器，也有组织，马尔罗也不愿支持他们的行动，他反对过早行动，他感兴趣的是“认真做事的人”
，比如一些空降到法国的英国谍报军官。 对萨特，马尔罗也不例外地表示了这些观点。 听完了萨特的想法之后，马尔罗说，目前的一切行动无论如何都不仅是危险的，而且也是荒谬的。 他认为德国现在正猖獗一时，但已是强弩之末，希望只在时间上，美国迟早会被拖入战争，到时候，要靠苏联的装甲部队和美国的炸弹才能够结束战争。回到巴黎，萨特和西蒙。 波伏娃对马尔罗的话作了一番痛苦的掂量。 地下抵抗组织已有一些人被捕，其中包括萨特少年时代的朋友佩隆和西蒙。 波伏娃的一个学生，他们都被放逐了。萨特和他的“社会主义和自由”
小组还完好无损，但他们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萨特现在也认为，行动的危险与所能得到的结果之间太不成比例。整个１０月，他们除了没完没了地讨论他们的行动纲领而外，几乎什么也没有做。这年冬天，地下抵抗组织有了真正的行动。 一个德国少校被杀死在街头，手榴弹扔进了德国人占据的餐馆和旅馆，铁路干线也遭到破坏。 然后他们遭到的德国人的报复也是残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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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他们每杀死一个德国兵，盖世太保就枪杀５０个法国人作为报复。 有时候，德国人几乎是随意抓人杀死了事，作为对抵抗行动的惩罚。
二、迎接巴黎解放
在１９４１年到１９４２年之间，萨特真正有成效的工作还是写作。 历史并没有给他提供拿武器的机会，他还是用他那只笔来进行战斗，而且他用笔比起拿武器来，总还是显得要得心应手一些。 在这期间，他写了两个剧本，其中大量运用借古讽今的手法，或者描写古希腊篡权统治的暴政，抒发心中的忿恨；或者让剧中人大谈占领军、通敌分子和抵抗战士。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开始了《存在与虚无》的写作。１９４３年，萨特完成了他的剧作《苍蝇》。
剧作取材于古希腊的悲剧故事，但主题却有十分鲜明的当代性。 它告诉人们在选择了容忍犯罪之后，不应该总是生活在内疚之中，而应该勇敢地担当起自己自由的权利。 剧中的阿耳戈斯是一个充满血腥的罪恶国家，王后的奸夫埃斯托斯杀死了国王阿伽门农，并篡夺了王位。阿伽门农是当年希腊军队中的一员猛将，英勇善战，为希腊立过汗马功劳。他随希腊舰队凯旋而归，来治理阿耳戈斯。 那时阿耳戈斯还只是外省的一座小城市。 市民们早就看出了王后与埃癸斯托斯的奸情，但他们始终保持沉默。 善良的阿伽门农禁止死刑，而他们却需要刺激，想目睹一次暴死，所以他们明知道阿伽门农面临着血光之灾，那时只要有一个人出来说一句话，就足够挽救他们敬爱的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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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命，使国家免于伤风败俗的罪恶，但他们却依然什么也没有说。 在阿伽门农被害的那天上午，阿耳戈斯人听见国王在宫里痛苦地嚎叫，他们仍然一声不吭，整整一个上午，他们都躲在自己的屋里，屏声静气地听着国王惨叫。 第二天他们又像往常那样，继续寻欢作乐。 从此之后，这个城市到处都是血污，腥味扑鼻，墙上、神像上到处是洗不尽的血污，成群的苍蝇笼罩着这个城市，嗡嗡乱飞，每一只都有蜻蜓那么大。 阿耳戈斯的人民因为容忍了血腥的犯罪，并欢迎一个罪犯作为自己的国王，从此也陷入全国性的内疚与忏悔之中。在国王遇难时，他的儿子俄瑞斯忒斯被偷偷地送出城外，因而幸免于难。当他回来时，他已经长成一个健壮的青年。他和他的姐姐一起杀死了王后和篡位的国王，为父亲报了仇，为国家雪了耻。 但他拒绝坐上王位，而是骄傲地离开了阿耳戈斯。 临行前，他对蜂拥而来，想要打死他、撕碎他的人群说，他愿意为他们承担这个国家的罪恶和悔恨：
“你们的过错，你们的悔恨，你们夜间的苦恼，还有埃癸斯托斯的罪行，这一切都是属于我的，我把这一切都承担下来。别再害怕你们的那些鬼魂了，它们都是我名下的鬼魂了。 你们看，忠于你们的苍蝇都离开了你们，冲着我而来。但不要害怕，阿耳戈斯人：我不会血淋淋地坐在被我所杀的人的王位上的。一位神祇曾想把这王位让给我，我一口拒绝了。我想当一位既无土地也无臣民的国王。永别了，我的人民，设法好好生活下去，这儿一切都有待于开始……”
１９４３年春天，《苍蝇》正式在法国上演，并受到巴黎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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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欢迎，第一轮演出就连续演了２５场。 当然，评论家们都对这个剧的政治含义只能含糊其词。除了写剧本，萨特还参加了法国知识界的地下反抗组织，并接受共产党的邀请，参加了他们控制的全国作家委员会，并为地下报纸《法兰西文学报》撰稿。 这年夏天，萨特那本厚达７００多页的巨著《存在与虚无》出版。 在当时这本书并没有引起什么重视，但仅仅在两年以后，它就被视为存在主义的重要哲学著作，受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了当代任何一部哲学著作。 它被隆重地再版，战后许多世界级的大哲学家，如罗素，卢卡奇等，都对这本书发表了评论。１９４４年，整个战局发生了转机。 德国人在美英军队的打击下，不得不撤非洲，处于战略守势。 盟军空军已经掌握了制空权，在莱茵河地区和汉堡进行大规模轰炸。 在东线，苏联军队发动了规模巨大的反击；在法国，“抵抗运动”十分活跃，德国人的汽车被炸，铁路不断遭到破坏。 萨特、西蒙。波伏娃与一伙新老朋友经常聚在一起，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交流对时局的看法。 那时，他们已经结识了《局外人》和《西绪福斯神话》的作者加缪、画家毕加索夫妇、精神病医生雅克。 拉康等一大批知识界的名流。 大家在一起自然是无话不谈。 他们认为，战争的胜利已指日可待，战争结束后将是他们这些人战斗的开始。 他们不可能去帮助建立一个与他们信仰格格不入的法国，但也不想再去推行那些已经明显过时的思想观念。 有一点大家是非常一致的，就是战后法国不应该是１９３９年前的法国的重现。他们感到未来世界的统治权将会转移到美国和苏联人手里，他们也意识到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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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未来的历史中将发挥出重要的作用。但他们还是不知道，今后是应该远离政治呢，还是在适当的时候参加共产党？
尽管这伙知识分子对未来充满了幻想，但他们眼前的处境却仍然十分严峻。 萨特担任了一家新的评论性刊物的主持人工作，还为一套哲学丛书担任编辑。 西蒙。 波伏娃、加缪、梅洛—庞蒂都是其中的骨干力量。 德国占领军不断张贴处决“恐怖分子”的照片和名单，逮捕随时都可能发生。 萨特和西蒙。 波伏娃的朋友中就经常有人被捕，其中包括奥尔加。 这些被捕者不一定参加了抵抗组织，往往只是与抵抗组织成员有交往，就被捕了，有的还被杀害。 萨特和西蒙。 波伏娃曾经为了营救其中的人而四处奔波。 所以，每当萨特参加什么秘密会议回来晚了，西蒙。 波伏娃都会提心吊胆。１９４４年６月，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成功。 在巴黎郊区，开始出现英美飞机，每夜对重要目标进行轰炸。 随着盟军的向巴黎的推进，德国占领者在巴黎对抵抗运动的镇压也日益疯狂。 由于全国作家委员会的一个成员被捕了，而且他传出话来，说他已经供出了一些人的名字，所以加缪主张萨特和西蒙。 波伏娃暂时避一避。 他俩先在一个朋友家住了几天，然后到巴黎以北４０英里的一家乡村旅馆里租了间房住下来。这时英国广播公司发布了轰炸德国重要城市汉堡的消息——战火已经燃到德国人的后院了。整个巴黎都爆发了破坏活动。溃退中的德国人对“可疑分子”的镇压也决不手软，他们随时处决抓到的抵抗战士，把那些他们认为十分顽固的人吊死在大街两边的阳台上，在法国南部，他们将上千名法国人活活烧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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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月１１日，美国军队推进到离巴黎只有５０多公里的夏尔特尔郊区。 萨特和西蒙。 波伏娃决定回巴黎去。 到巴黎的铁路随时都可能被切断，公路又尽是溃退的德国军队，他们只好骑自行车走小路回巴黎。 在半道上，他们乘了一段路的火车，正巧遇上了空袭，车头部分有好些人员伤亡，他们碰巧在列车后部，只是一场虚惊。 他们在巴黎一家较为僻静的旅馆住下来，与加缪取得了联系。 加缪告诉他们，抵抗运动领导人已经形成决议，巴黎应该自我解放。８月１８日，西蒙。 波伏娃看到德国军队沿街撤退。 第二天，巴黎的警察局、市政厅、火车站和大多数公共建筑物都落到了起义者手中。 在纳夫大桥上，法国一支小分队向德国护航队开了火。但德国人仍然控制着这个城市，第二天早晨，字旗还在塞纳河上空飘扬。萨特在全国作家委员会总部，加A缪和他的小组接管了通敌分子们丢弃的印刷机和编辑室，《战斗报》和《解放报》开始在街头出售。 街头上流言纷纷，有人说为了保全城市，德国人已同意撤离，有人说德国人在巴黎圣母院和大部分城市建筑下面装了炸药，要炸毁整个城市。一个星期过去了，德国人没有离开巴黎。从８月２２日起，萨特在新办的《战斗报》发表连续述评，描述和评论巴黎的局势，其中包括起义的总体情况，人们的希望、担心，并提醒人们防止过度行为。 在９月４日的文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