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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事实在生活中比比皆是。
奴役人的孽根是客体化。
这种客体化在历史中的实现，经由了社会化的各种形式，其主要特点是异化个体人的质，并把它们转注到社会集团中去。
这些社会集团的质已失却真实性，仅彰显象征性。社会贵族就是象征性的而非真实的贵族，它的曾经能激发出骄傲感受的质，不再是个体人－人性的质，而仅仅是一种象征符号。
所以，贵族主义确实具有两重意象。
个体人格的贵族主义的形式跟暴发型（Ｐａｒｖｅｎｖ）
不同。
尽管他们中间有人走出了资产阶级的门槛，不再属于暴发型，但有产者总倾向于按自己的方式成为暴发户，而整个资产阶级受暴发型的染指也实在太深。贵族型总是“出走”
，而暴发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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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奴役与自由７８１
总是“飞升”。罪感和悲悯可称为贵族的情感，易被欺侮感和依附感可称为庶民①的情感。贵族主义的精神型不太贴近庶民的心理，它常置于罪感、悲悯、痛苦之中。贵族主义的灵魂型②的社会化即贵族等级制的形成，它总导向傲慢、炫耀、自命不凡、鄙弃大众、护卫自己的特权。这是他们的灵魂特征。社会的一切阶级和集团中的大多数人都不具有个体人的高质，都时常受社会环境、社会权势和社会习俗的限制。至于等级，无论是贵族的、资产阶级的，还是无产阶级的，都奴役人，都彰显非人性。无产阶级也可能形成等级，演变为虚伪的贵族等级，这样，无产阶级也会出现贵族等级的负面性，以及其他阶级的人的坏品行。尘寰中没有纯正而善良的阶级，仅有纯正而善良的人。这种人矗立在战胜自己阶级的精神和等级的精神之极限上，也矗立在实现个体人格的极限上。阶级和等级总是对人的奴役。真正的贵族主义携带个体人格的意象，不携带社会集团的、阶级的、等级的意象。
正确审视不同凡响的大人物与无足轻重的小人物的关系，找出他们之间的差异，这是与贵族主义相关联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凡渴求非习惯性生活、不苟合于习惯性的人，就不再是一个小人物，奇迹便悄然而至。这与个人的天分和才华并无十分重要的关系。相反，那些貌似不同凡响或貌似才华横溢的人，按其天性，也可能正是碌碌之辈。如大历史活动家、国家级的人才、客体化的思想家，其中大部分都可列
①在心理学意义上使用这个词。 ——原 注②别尔嘉耶夫把人区分为生命型、灵魂型、精神型三种。生命型具有动物本能。灵魂型具有“小我”
，精神型朝向终极真理。 ——译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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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这一档次。真正不同凡响的优秀的人应该是：突破生存的有限性和习惯性，内在地充满无限性，拒斥生存的客体化以臻于永恒。那些与客体化共存的大人物，即被客体化侵蚀的人，是真正的无足轻重的小人物。这种例子，不仅见于政界，也见于科学和艺术的天地。有一种贵族理论认为：人类历史的全部意义显现在伟大的天才人物那里，而其余的人犹如肥沃的土壤，仅催生天才人物。尼采的“超人”
，便是集这一理论之大成。这是虚伪的贵族主义的诱惑，既吞噬普通人的意识，也吞噬基督徒的意识。无疑，只要是人，甚至是最下层的人，都不是“土壤”。
“土壤”的思想来自个体人的贵族主义的客体化。
真正的贵族主义植根于无限的主体性王国，不建构任何客体性王国。它不是权利和特权，它对自身无所需要，其全部宗旨即在于奉献和服务。真正伟大的天才人物并非无所不能为或无所不敢为，相反，这样的人也有所不能为或不敢为。
最卑劣的品质莫过于无所不敢为。真正的贵族主义的本性与天才的本性一样，都是整体的质，都显现整体的特征。换言之，高贵者并不因为某一方面的显赫便成其为高贵者，天才也不因为某一方面的才干而铸成天才。真正的贵族主义的本性是不占据社会的任何位置。事实上，它也不可能在社会中占据任何位置，它不可能客体化。贵族主义的本性不是统治者的本性，也不是像尼采提出的对统治的趋向。尼采的这种提法有悖于尼采对国家的憎恨。真正的贵族主义的本性是这么一种人的本性，即是说，这种人不占据统治的位置，也不占据奴隶的位置，因为这两个位置都安放在客体化世界中，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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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客体化世界的滋养。真正的贵族主义的本性深刻地体认过痛苦。
统治者在本质上是庶民，而统治只不过是庶民的杂耍。
客体化过程显现精神的庶民性。建构客体化社会是庶民的劳务。
我如是说，并不意味着个体人的贵族主义滞留于自身的封闭，不需要向外传达自身。个体人的贵族主义有着全新的视域，渴求在另一种全新的前景中传达自己。这不是社会的和社会化的前景，而是会通的可沟通性的前景，是人们的人格主义共同性的前景。这是“我”与“你”的交会，不是“我”与“他”
（即“我”与“客体”）的交流。这也是这个世界的末世论的前景。这意味着对这个世界的突破和阻断，对客体化源头的遏止。这意味着人不再统治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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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资产阶级性、财产、金钱的诱惑与奴役
资产阶级性比贵族主义更能诱惑人、奴役人。它不仅是一项关联于社会阶级结构的社会范畴，还是一项精神范畴。
使我感兴趣的是资产阶级性作为精神范畴的主要意象。
列昂。布鲁阿（）的《éｇèｓｅｄｅｓｌｉｅｕｘｃｏｍh H J R S M C p q Wｍｕｎｓ》①一书揭露了有产者的智慧。
他在书中提出资产阶级性与社会主义的对立是相对的，并认为这不关涉更深的问题。
赫尔岑也很清醒，他认为社会主义有可能属于资产阶级。
对此，大多数社会主义者如堕五里雾中，甚至完全不能理解资产阶级性的精神问题。
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有产者坚信世间只存有可见的物性，只认可自己，只期待在这个世界上寻到自己坚实的位置。他是这个可见世界的奴隶，是这个可见世界的位置等级系列中的奴隶。有产者评判人们，旨在人们有什么，而不旨在人们是什么。他不愧为这个世界的公民，也不愧为普天之下的君主。有产者是靠脑袋中的盘算来占据位置的，而贵族分子则
①法语：老生常谈的注释。 ——译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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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恃自己的刀剑攫取土地，然后分疆划界，壁垒森严。两相比较，这样的贵族分子未必能赶得上有产者的气度，未必能成为这个世界的公民和普天之下的君主。有产者在这个世界上有“根”
，他踌躇满志，对世界的空虚、混乱、财产之恶一无所感。有产者醉心于经济强力的狂热，一切都拜倒在经济偶像面前。生活在有限性之中的有产者，极害怕承担无限性的重荷。当然，他也不乏自己的真理，即认可经济实力的强盛和经济实力拓展的无限量、财产以及生活组织性的巨大增长。这一切在有产者看来，是唯一的，也是天经地义的。究其根源，这在于有产者受自己所建构的生活秩序的有限性的遮蔽，背弃了精神的无限性。有产者作为不想超越自己的活物而生存着，超越性会妨碍他在这个世界上的成功。但毋庸讳言，他也有自己所笃信的宗教意义上的东西，这甚至还可能激发出他的“信仰”
和他的“宗教”
，以使他为此竭忠尽诚，奋斗不已。只是他的这种“信仰”和“宗教”囿于有限性，在有限性中遮蔽了精神的无限性。
有产者是十足的个人主义者，绝不允许他人危及他的财产和金钱。另一方面，他也是十足的集体主义者，他的意识、良心和判断都社会化了，他仅是社会集团的构成物。一句话，有产者的利益是个人的，意识是集体的。
倘若有产者是这个世界的公民，那么无产者则是这个世界中丧失了公民权和公民意识的生存。无产者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自己的位置，这需要在发生了转化的土地上去寻找。但是，每当把这一希望托附给无产者时，希望便演成了绝望。
无产者一旦握持胜利，一旦上升为有产者，他就充当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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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民，做这个世界的君主。这时，历史上的同一个故事便重演如昨。无产者似乎命定是个悲剧角色，这与有产者大不一样。
有产者不受任何社会制度的局限，会时时身手不凡，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也同样能找寻到自己的最有力的表达。
有产者不愧是这个世界的青春永在的人物。
无产者与有产者相互依存，相互走进。青年马克思曾认定，无产者是人性已被异化的人。我以为，这是由于无产者太容易朝向有产者的本性。无疑，无产者应找回失去的自己的人性，应找到自己生存的位置。无产者想成为的那一种有产者，已不是个人主义者，而是新社会制度中的集体主义者。
通常，无产者之所以在自己的分配中反抗有产者，要求实现自己的权利，不外乎他想成为有产者。其实，这种反抗不应是一种社会的对立，而应仅仅是精神的对立。反抗资产阶级性的革命也是精神的革命。当然，这并不排斥无产者为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所进行的社会革命，只是这种改变和这种革命要携带精神性。
与无产者相比较，有产者更加是客体化的生存，更加是远离人生存的无限主体性的异化物。资产阶级性完全丧失精神的自由，其生存完全受决定论钳制。有产者除摄取物质财产之外，什么都可以不想，什么都可以不说——他不拥有精神财产。有产者是个体人①，时常自我膨胀，以为自己占据普天下的一切，其实他所匮乏的个体人格恰恰是最重要的和最
①作者认为人作为精神的范畴，是个体人格，而作为生物学、社会学的范畴，人则是个体人。 ——译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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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实的财产。资产阶级性的自然力彰显非个体性。一切社会阶级都会受其裹胁，而把自己掷进这种氛围中去，贵族、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一并劫数难逃。有产者的致命弱点在于他始终无法克服自身的资产阶级性，即他始终受自己的财产、金钱、致富意志、资本主义社会舆论、社会地位的俘获，并且还始终受那些被他剥削且害怕他的人的俘获。资产阶级性作为灵魂和精神的一种受束缚状态，它把人的生存都抛给了外在的决定势力。
物质王国由有产者一手造出，他支配物质，也受限于物质。他为机器的发展立过汗马功劳，但他掌握了机器，却又被机器奴役。回溯过去，有产者曾迸发过无穷无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