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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斥战争也是“战争”
，也同样需要勇气、斗志、牺牲。只是。。
这种“战争”
，不戕害与自己信仰不同和与自己阶级地位不等的人，不残杀那些被指控为“敌人”的人。它瞄准的仅是建在不公正的私有制和金钱基础上的阶级社会和阶级生存。对于构成这种阶级社会和这种阶级生存的任何个体人，即使已被钦定为不共戴天的“敌人”
，也不在它的射程之内。
基督给人和平，也给人刀剑，但不给人仇恨。许多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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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奴役与自由７６１
徒由于革命发生流血和残杀，从而恐惧革命，抨击革命，但奇怪的是，他们反过来却姑息远比革命更使人流血和更使人残杀的战争。追究其根底，这关联于价值的取向。一旦认可国家价值和民族价值是高等级或最高等级的价值，那么为着它而杀戮和流血，不仅理所当然，而且荣耀万分，甚至连这手段的本身也会一并归入同一等级的价值序列中去。
相反，真正的正义、解放和自由以及为此作出的流血牺牲，它们所应具有的社会价值却会被打入冷宫。基督教的良心摈弃这种将国家和民族视为最高价值的价值取向。正义和自由高于国家和民族的强盛。一切杀害和流血都是罪恶和不幸。革命与战争相比，它也可能造生更大的罪恶。唯有从历史的奴役中净化和解救出来的基督教，才能真确地审视革命与战争的问题。
列夫。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曾描写尼古拉。罗斯托夫怎样遇到一个法国敌人，后来又怎样从仇恨中脱出。
当然，这里的尼古拉。罗斯托夫仍烙印着受战争奴役的心理，仍是一个为战争而存活的人。战争只能瞄准客体，不能瞄准主体。倘若你面前的敌人是一个主体、一个具体的生存、一个个体人格，那就不容许发生任何杀害。战争意味着把人转换成客体。好战的军队不是主体，不是个体人格。保卫战有时并不蕴含仇恨，会从个体人格走向个体人格。但它一经转入渴血的残杀，便煽起仇恨，便不再走向个体人格。那么一个因仇恨而杀人的人还是不是主体呢？显然不是，因为杀人的仇恨已把他人转换成了客体，被仇恨的目标已不再是个体人格。如果充满仇恨、渴望杀人的人能够把自己的敌人看作生存的主体，能够从自己的敌人那里发现个体人格的秘密，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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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６１人的奴役与自由
么，他的仇恨会随之消弭，杀人行动也会随之平息。仇恨和杀害仅发生在人成为客体即人的生存被客体化了的地方。
和平与战争、历史的生活与个体人的生活、客体化的生命与执着于主体性的生命，它们之间的冲突永不停歇。
和平环境中的战争，既指突发性的宣战，更重要的还指战争前的准备活动。诸如军事化的心理、军备的扩充、战争意志、恐战情绪等，都会把人类社会掷进血泊。也许，战争不会真正地到来，但战争的氛围一旦形成，人的生命也就不能再自由地呼吸，属于人自己的那一份生活也就名存实亡了。
因此，不仅是战争，而且是战备，正在无声地杀死人的自由。
我们常听见“动员”的号令震天动地，人常处在“动员”之中。这“动员”即意味着人的自主运动受阻，意味着人被外在所操纵而失去了自身的自由。
事实上，战争取决于人的意识结构。遏止战争，必须更新人的意识结构，改变人的意识导向，即必须凭藉精神战胜人的奴役状态和奴隶意识。当奴隶意识占据统治地位时，战争就常常是奴隶意识的最恐怖的表现形式之一。
战争所具有的魔性，如渴血、毒杀道德良心、搅乱人的意识等，已毋庸置疑。战争的本性是非理性。战争受人的非理性本能的支撑，但战争生存的前提却是理性化。战备的最高阶段必须理性化，必须实施国家的理性化了的行动。这与战争本性的非理性正好相反。大众极易导向非理性的灵魂状态。战争催生人的爱欲状态。两相比较，战争使人更易呼唤出爱欲的本性，而不是呼唤出道德的本性。恨是爱欲的奇观之一。我们常常发现大众愈容易导入非理性，则愈容易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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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奴役与自由９６１
理性化的纪律和机械化的洗礼。这是极端的非理性主义与极端的理性主义的联姻。
战争的神话复苏人的美好的爱欲状态，致使人不能不迷恋战争的神话。常常是：有关美的英雄主义的战争神话和有关英雄崇拜爱欲的神话，一齐揉合进散文式的日常生活。与此同时，也把战争的神话与有关种族的、政权的神话镶嵌在一起。这样，战争神话的奴役功力自然也就更加卓著。
神话在理性化和技术化的文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们源自集体无意识，又极巧妙地利用了理性。这些神话背离人格主义真理，扼杀活生生的人性，阻绝福音书的精神，同时还把这一切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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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民族主义的诱惑与奴役：人民和民族
民族主义比国家主义更能诱惑人和奴役人。因为在所有“超个体”的价值中，人极易隶属于民族主义价值，极易把自己许配给民族这个整体。民族似乎是人奉献激情冲动的永在的青春偶像，甚至一切党派都会毫不犹豫地将民族主义镌刻在自己的旗帜上。
民族主义十分复杂。
民族和民族性的观念都是理性化的产物。１９世纪８０年代，俄国著名思想家索洛维约夫曾激烈抨击野蛮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并严格区分利己主义与人格主义。遵照基督教的审视点，索洛维约夫认定民族的利己主义即民族主义，并认为民族的利己主义同个体人的利己主义一样不道德，一样应受到谴责。
而一般人却把民族的利己主义认作人的道德责任，以为它彰显人的牺牲性和英雄主义，同个体人的利己主义不一样。其实，它是客体化的最重要的产物。当人的邪恶注入那种被判为理想的和超个体的价值，即集体的真实性时，邪恶就转换成善良，甚至还转化成责任。例如，利己主义、自命不凡、傲慢、强力意志、仇恨、暴力……当它们从个体人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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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奴役与自由１７１
里迁移到民族的整体中，就堂而皇之地成了美德。用人性的观点所审视到的罪恶，假民族之名，似乎就可以为所欲为，民族的道德似乎就无须昭示人性。追究起来，这大概是由于个体人的生命短暂，倏忽即逝，而民族的生命系于时间，绵延数千载，于是个体人感到自己的生存若要与祖辈发生关系，则非经由民族的生命不可。这样，“民族的”以其令人生畏的根源性存活在漫长的岁月中。
这里问题的症结是：生存的核心和良心究竟在什么地方？
是在个体人格中，还是在民族中？显然，人格主义否弃把生存的核心和良心植根于民族或者任何集体的非人性的真实性，而认定它们只能植根于个体人格。个体人格不是民族的一部分，民族性却是个体人格的一部分。民族性在个体人格中，是个体人格的质的内涵的一项元素。民族的走进具体的个体人格，这是那个真理——共相走进个体人格而非个体人格走进共相——的又一阐释。
有必要对民族性与民族主义作一番区分。民族性可以成为个体人格的培养基，即可以成为一种促进个体人格拓展的环境。民族主义却是偶像崇拜的形式之一，它产自客体化和外化。爱欲关联于匮乏与贫瘠。民族主义之所以奴役人，是人走出了共相，是它自身携有爱欲的因素。民族主义既受动于爱欲，也受动于对爱欲的拒斥。按其本性，民族主义背离道德，因此，凡企图把道德价值注入民族生命，以铸成民族主义的人，实在是煞费苦心。这是精神气质与爱欲之间的冲突。民族主义在自己的深层面上受爱欲的诱惑，以至于靠谎言滋补自己。民族主义最宠爱谎言。民族的自负、高傲和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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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１人的奴役与自由
蠢已转化成谎言。完全可以这么说，民族的自我中心主义和自我封闭性一点不比个体人的逊色，它同样会把人的生活导向幻象。民族主义是人的自我炫耀的理想化了的形式。
民族与人民是两码事。对自己人民的爱，显露人的善良情感；而民族主义则需要仇恨和鄙视其他的人民。民族主义是潜在的战争。当人们谈论经由民族主义产生的众多的沸沸扬扬的谎言，如民族的理想、民族的幸福、民族的统一、民族的使命等时，那“民族的”仅仅指拥有特权并占据统治的少数人和拥有财产的阶级。
“民族的”
已不是人们所理解的那种含义。在“民族的”魔障之下，不再存有任何具体的生存，而仅存有使某些社会集团受惠的抽象的准则。民族与人民的区别是人民关联于人。
民族的意识形态即阶级的意识形态。在朝向民族的目标时，它毒杀了那尤能感受痛苦与欢乐的人的生存，因为人在这里被当作了民族整体的一个部分。同所有的偶像一样，民族性转换成的偶像也需要人的献祭。民族的思想家们引以为荣的是，他们居然构想出了一个整体——民族。这种构想暗合于当代泛起的尊崇阶级的思潮。事实上，把阶级利益誉为整体利益，这是自欺，也是欺骗。在这种审视中，阶级的意识形态总与民族的意识形态调配在一起，常常会有一种既高于阶级、又高于民族的更大的利益被铸造出来。阶级的意识形态极易显出令人厌恶的外在性，极易被人识破；而民族整体的东西毕竟存活了数千年，这同那些不存于过去、也不存于将来的阶级相比，实在不乏大价值。因此，人们会认定俄罗斯的、法兰西的、德意志的民族到底是一个历史的整体，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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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奴役与自由３７１
底比俄国的、法国的、德国的无产阶级更具有真实性。但是，当人们作这种认定时，难道能这样提出问题和这样解决问题？
我以为，在某一特殊的历史阶段中，正是为着民族的生存，阶级问题也许比民族问题更尖锐，更急待解决。原来无人问津的民族生活中的阶级一体化的问题也许会重新提出来。阶级利益在客观实际中或许比民族利益更近人情。
在阶级利益中，也许更容易谈及人的尊严和个体人格的价值；而在民族利益中，大部分都是与人的生存毫无关系的普遍事物。
但在这里，人们常认可的还是，个体人格中的民族因素比阶级因素更深沉，因为，“我是一个俄罗斯人”比“我是一个贵族”更有分量。
民族主义的价值和社会主义的价值与此相关。这里，我不评判异教产物中的民族主义和基督教产物中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①如果不被虚伪的世界观扭曲，那么，它会显示出对人和人的价值的关注。民族主义却不关注人，它视客体化的集体的真实性为最高价值。其实，这项真实性纯属乌有，不过是抽象的原则而已。如果社会主义旨在促使人与人成为兄弟，而不像“民族的”那样，常把他民族作为豺狼，那么，社会主义就比民族主义更具有精神性。凡民族主义者都不关心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