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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但浪漫主义的永在的真理是，它痛苦地体认过虚伪的客体化，它意识到了创造灵感与创造产品的分离。
为消解根本的误会，需要弄清楚什么是文化价值中的创造的客体化，以及我们在什么意义上拒斥它。
创造的不仅向上腾飞，也朝向“他者”
、世界和人们。哲学家不可能不在自己的论著中传达自己；同样，科学家的成果、诗人的诗、音乐家的交响乐、画家的画、社会改革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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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奴役与自由７２１
社会改革……样样都是在传达自己。但是，当创造行动找寻不到自己的出路时，它不会窒息于创造者的内心。因此，有必要对实现创造行动与客体化作出区分。客体化世界仅仅是世界的状态，创造者不能不在其中生活，而创造行动所传达的东西也会从外抛入其中。认识创造者的这种悲剧境遇和由此产生的创造悲剧十分重要。拒斥客体化世界的奴役，重新点燃在创造作品中的创造火花，并不意味着创造者在自己的创造中停止传达自己，停止实现自己；而意味着挣扎，即在创造的最大生存性中，在最大的主体性对世界客体性的攻克中，创造者凭藉创造行动，突破客体化的封闭的循环。创造的意义即是迫使世界转向，而不是在对客体性的完善中去加固这个世界。创造即拒斥世界的客体性，拒斥物质，拒斥必然性。这是奋斗和挣扎。
这一挣扎也反映在文化的重大现象上。文化总用自己的价值和成果诱惑人，总企图永远置人于客体化世界中。文化堕落了！
一个早已僵硬的外壳包裹着它。
创造的火花即突破、转换、超越。这需要在文化的外域点燃。现在问题是：当人创造出来的文明和文化奴役人时，如何才能从客体化的歧路上转向超越？
简单地否弃它们，并召唤人进入前文化状态，这同简单地否弃社会和历史一样，未免荒谬。这里，重要的是要认清文化自身的矛盾，认定最后审判文化、社会、历史势在必行。对待文化和创造，我们不持苦行僧式的态度，而持末世论的态度。准确说，这是革命的末世论。当然，在文化自身的极限中，也很可能出现创造的突破和转化。其中，音乐是最璀灿的艺术明珠，它最富有冲力，尤能进入认识与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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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１人的奴役与自由
想——一旦如此，它的力量则更加磅礴无比。另外，凭藉自由和爱，在社会自身中也可能出现突破，在客体化世界中也可能出现超越，在历史中也可能出现“后设历史”
，在时间里也可能趋达永恒性的融合。只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历史的漫长过程中，在文化的封闭传统中，在社会僵死的有机化中，客体化一直节节取胜，客体化诱惑和奴役着人；人对此不仅无所察觉，还犹如享受美味佳肴一般，乐不可支。
人正受着科学法则和艺术法则的奴役。学院主义是这种奴役的得力工具。它系统地有计划地熄灭人的创造火花，它需求创造的个体人格俯首于社会集团。对“客观性”的需求，完全不是对真理的需求，而是社会化，迎合中档次人对习惯性的屈从。另外，人还受文明化的理性的奴役。这理性不是神性的逻各斯，充其量是中档次人的社会化了的和规范化了的意识。它适合中档次人的精神水准，奠基在人的低等次的精神共同性上。
所以，整体的个体人格无时不受它的挤压，超理性的力量从来不能崭露头角。
再者，文明化的善也奴役人。
这种善已转换成社会化的法则，服务于社会习俗。
除此以外，人还受理想的文化价值的诱惑。人把科学、艺术以及文化的所有的质都塑成偶像，其中，文化性的唯美主义、绅士主义等是奴役人的主要形式。当然，不可否认，在理想价值的后面确实常常矗立着先知和天才，常常贯注着巨大创造的激情和灵感。但是，动辄便建造纪念他们的牌坊，以他们来命名街道和广场，这无异于扼杀了他们的创造生命。再说，这种做法无论如何也不能形成高质文化，不能产生新的先知和新的天才；有的顶多是衰落的中档次的文化，以及文化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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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奴役与自由９２１
性和文化的伪善。正是这种文化激起了精神的抗争。
文化是伟大的财富，是人的必由之路，我们不能像野人那样简单地否弃它。文化必须接受最后的审判。文化必须是启示的文化。这种启示的文化如同大地孕育新生命一样，生机盎然，蓬勃向上，而不沉溺于自身的平庸，更不禁锢在自身冷酷的法则中。我在本书的最后一章将继续论及这一点。
文明与文化显示虚伪，并胁迫人投向虚伪。蒲宁曾把这种虚伪称作“秘而不宣的系统化了的闹剧”。从表面上看，虚伪也具有某种统一性，因此，即便真理转瞬就刺穿它，毁灭它——真理总有害于虚伪，虚伪也要扯起旗帜同真理抗衡。
虚伪用手段取代目的，或者说虚伪把手段转换成目的，不如此办理，虚伪则无法实现自己的目的。文明有史以来就是让人使用的一种手段，但是，文明却被转换成了目的。文化自身的价值也在于它是精神生命和人的精神超越的手段，但也被转换成了自身的目的，从而反过来奴役人和摧毁人的创造自由。客体化颠倒手段与目的，这是客体化的命定产物。
文明的实现需求人焕发出巨大的积极性，但人却被人对文明的需求所奴役，被转换成了机械。人一旦转换成了技术和工业的非人性现实过程的手段，文明实现的结果就不再是为着人，而是人为着文明实现的结果。因此，精神必须抗击文明。对真理的需求即意味着沉思。沉思即阻断和突破，即找寻脱出绵延不绝的奴役性的时间流的瞬间。留存在古老文化中的那些无功利的沉思，对我们十分有助。只是无功利的纯粹的文化会成为人的债主，会否弃人在现实界的积极作用，所以我们不能单纯地静观。沉思与介入的积极性携手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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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３１人的奴役与自由
当力量的准则重新确立，当力量重新注入最高真理和最高价值，文明也就终止。这需要企盼强大的震撼人心的新信仰，需要企盼能以深刻力量彻底攻克奴役的新精神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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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自我与自由：个人主义的诱惑。人受自我的奴役
人受奴役的最后一桩真相即是人受自我的奴役。人陷入客体世界的奴役，这是自身外化的奴役。人受各种偶像的奴役，但又有哪一种偶像不是人的作品？人总成为奴隶，这在于人把自身向外抛出，异化了自身，而最终的孽根还存于人的内在。
自由与奴役的争战虽然发生在客体化的外化的外在世界，但从存在主义的观点看，这也是内在的精神斗争，因为人是小宇宙。另一方面，发生在个体人格中的自由与奴役的争战，会投射到外在的客体世界。
人不仅受外在力量的奴役，而且在深层面上人姑息自己做奴隶，奴隶式地顺应外在力量的奴役。人在客体化世界中的社会地位奴役人。例如，集权国家中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奴隶，深究起来，这只不过是现象而已，其根源还在于人的意识结构。这里，是“意识”决定派生的“存在”
，是“意识”的过程把“存在”放在奴役的位置上。奴役人的社会产自人的内在的奴役状态。人长期受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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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１人的奴役与自由
象①的统治，幻象为何如此拥有力量？
不外乎它是规范化的意识。人受外在力量的奴役，同时又受内在自我的奴役，于是幻象每每出现在意识的常态中，人早已习焉不察。人奴隶式地审视“非我”
，首先因为奴隶式地审视“我”。我们决不能苟合于奴隶式的社会哲学，它赞成人应忍受外在的社会奴役，而只求内在的解放。这种哲学显然完全误解了“内在的”与“外在的”关系。须知：内在的解放也需要外在的解放，也需要拒斥外在的社会奴役。
自由人不能忍受外在的社会奴役。
自由人即使一时不能攻克社会奴役，自由人的精神也是自由的。
这是一场拼搏，它也许非常痛苦且漫长。自由必须遏止一切阻力。
人的原罪是自我中心主义。自我中心主义毁坏了人的“我”与“他者”
、上帝、世界的关系，也毁坏了个体人格与共相的关系。自我中心主义是虚幻的倒错的共相主义，不具有感知任何真实的能力，由它所勾勒的世界前景和世界真实性纯属乌有。自我中心主义者浸渍在客体化中，他仅想成为自我确定的一种工具，其依附性极强，会永远陷在奴役的位置上。这掩盖了人生存的最大奥秘。人之所以沦为周遭世界的奴隶，是由于人首先沦为自我的奴隶，即人崇尚自我中心主义。换言之，人奴隶式地屈从于外在的客体化世界，是因为人自我中心式地躬行自我确定。谁做自己的奴隶，谁就失去自己。像这样的自我中心主义者实际上是一个空架子。个体人格抗拒奴役，而自我中心主义毁灭个体人格。
①这同马克思和弗洛伊德所讲的幻象不同。 ——原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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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奴役与自由３３１
人受自我的奴役，不仅受低劣的动物本能的奴役，也受美好天性的奴役。两相比较，第一种奴役形式最沉重，第二种奴役形式则更具魅力。大量事实证明，人常跌进自己美好天性的精致了的“我”的陷阱，成为自己美好的观念、情感、智能、才华的奴隶。而每当此时，即人把最高价值转换成了自我中心主义的自我确定时，人还全然无所发现，无所意识。
狂热便属于自我中心主义的自我确定；谦卑也可能转换成极端的骄傲，由此产生的骄傲最无可救药。在这方面，可列举法利赛人作为代表。他们恪守善良、纯正的准则，并始终不渝地为它竭忠尽诫；像善良、纯正这一类美好天性的观念，在法利赛人那里已转换成了自我中心主义的自我确定和自我满足。再有，圣洁也一样可以繁衍成自我中心主义的形式，甚至还可以蜕化成虚伪的圣洁。美好的理想的自我中心主义喜欢偶像，喜欢用虚幻的观念取代活脱脱的上帝。自我中心主义的一切形式，或来自人的动物本能的，或来自人的美好天性的，一律会奴役人。人受外在世界的奴役，首先是因为受内在自我的奴役。自我中心主义者是被奴役的生存，也是奴役着的生存。
在人的生存中具有观念的奴役辩证法。这是生存的辩证法，不是逻辑的辩证法。
没有什么比人受虚幻观念的支配，以及人基于虚幻观念而施行自我确定，更令人恐怖。它犹如暴君，既奴役自己，也奴役别人，甚至还可能支撑起整个国家和整个社会。扩展开去，宗教的、民族的、社会的以及革命的、反革命的观念，均可扮演这种角色。通常，这些观念经由奇特的方式服务于自我中心主义的本能，而自我中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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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１人的奴役与自由
的本能又委身给这些虚幻的观念。
不幸得很，人受外在的奴役，又受内在的奴役。自我中心主义者总在客体化的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