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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说来,上述的问题比较单一,并已有大量著作作过论述。我的兴趣不在这方面。
“自然”一词具有多种含义。在19世纪人的意识中,“自然”首先指客体,指像数学这样的自然科学和技术作用。这时,被古希腊和中世纪以来所赋予的“自然”即“宇宙”的含义已消失。当然,这肇始于笛卡尔。但与此同时,也激活了法国另一位大思想家帕思卡尔内心的极度恐惧。这位大思想家面对深邃的空间,隐隐约约听到远处传来的机器轰鸣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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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敏悟到人类命运的残酷。人作为分等级的宇宙有机体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感受,正在从人那里消失。这无形中更增添着人对有机体温馨的渴慕。算起来,自笛卡尔降生,人便承受着这样的困惑:人愈返回自然,则愈远离自己内在的生命,亦即人自己内在生命的律动则愈与自然的律动不合。
传统的旧神学对自然的理解,关联于自然与超自然的区别,关联于自然与神赐的区别。在给自然下注脚时,如果太偏重自然与文化的区别,即是旧神学的观点。我所使用的“自然”一词,不作为文化、文明、超自然和神赐的对立物,不取其宇宙和神造的含义,不是那个有别于灵魂的物质空间。
我界定自然,首先把自然作为自由的对立物,首先审视自然秩序与自由秩序之间的区别。在这层意义上,康德的沉思具有永在的魅力,即便他没有照此思路继续拓展开去。如果自然是自由的对立物,那么自然也是个体人格和精神的对立物。
自由即精神,个体人格即精神。
基本的二元论不由这样的二元组构,即不由自然与超自然、物质与心理、自然与文明组构,而由自然与自由、自然与精神、自然与个体人格、客体性与主体性组构。在这样的二元论中,自然即客体化世界,亦即异己性、决定性、非个体性。因此,我所理解的自然不指涉动物、植物、矿物或者星星、森林、海洋,因为它们都具有内在的生存,都属于生存的世界,而不属于客体化世界。人与宇宙生命进行交流的问题,已超出我所理解的作为客体化的自然。
人受自然的奴役,即受自然的客体化、异己性和决定性的奴役。自然决定生命的循环久矣。唯个体人格方可遏止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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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循环,因为个体人格具有源自另一种秩序和另一个王国的力量,即具有源自精神和自由的力量。只是个体人格中也存有与宇宙循环相关的自然的根基,但是人的个体人格的意义并不透显在这一方面。人的个体人格作为另一种秩序和另一个王国的产物,它独特的质即在于阻断自然的必然性,拒斥自然对人的奴役。
人对自然的阻断和拒斥,一旦滞留于经验,便只能取得部分的成功,那么人最终还会轻易沦为自然的奴隶,甚至乐不可支地把这一切理想化。于此,人会转身走进社会。社会确实不是自然,但社会是自然的投射物。社会垒筑在自然性和决定性的理想的基石上。自然主义总把精神自身和精神生命理解为自然,即把自然决定的基因输送给精神生命。
涅斯梅洛夫①曾说,伊甸园中那只物理的苹果本该启迪人的良知,人却迷信它,把它吃了下去。但这里,涅斯梅洛夫并不认为人的罪恶的堕落就在此,而认为是在于人臣服外在的自然。人的这桩罪恶的堕落意味着人反叛自由,意味着人由此转换成了自然的一个部分。
当然,按人自身的意象,人是个体人格,他携带着上帝的意象。因此,即便人自身蛰伏着自然的根基,人仍旧不是自然,不是自然的一个部分。人是小宇宙,所以人不是宇宙的一个部分。在自然中占统治的是因果关系,个体人格突破这种因果关系。自然的因果关系须转化成与精神相关的意义。因果关系不彰显任何意义。自然王国并不意味着完全是连续的平顺的必然性和因果律,自
①涅斯梅洛夫(1863—1920)
;俄国宗教哲学家,存在主义的先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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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中也会出现断裂、突变、“万一”。对规律作统计式的理解,助长了决定论加给自然的统治力。必须终止原因性和规律的统治。规律性仅仅是给定体系中的力量的对比关系。即使自然是决定论的秩序,也不是封闭的秩序,另一种秩序的力量也可以进入其中,从而改变它原来体系中的相互关系的结果。
虽然传统的宗教哲学对自然的诠释不是唯物主义的,但也常常合法化了人受自然奴役的意识。凡自然主义式地理解精神和上帝,都是对人的奴役。
不能把自然界及其周围的环境称为宇宙,以为它们蕴含着宇宙生命和圆满的生存。在这里,受“世界”奴役性和生存的僵死性的束缚,不仅人,甚至动物、植物、矿物都一并沦为奴隶。对于这个“世界”
,早该用个体人格遏止它,早该把它从被奴役的和奴役着的状态中解救出来。世界被奴役的和奴役着的状态、自然的决定论,均是客体化产物。在这里,一切被转换成客体,客体即意味着外在的决定化、异己性、向外抛出、非个体性。人受自然的奴役即受客体性的奴役,广而言之,一切奴役都是客体性的奴役。奴役人的自然是听凭于外在决定的客体,它摧毁内在的生存。
如果自然是主体,那么它就必定是宇宙的内在生存,必定彰显宇宙的生存性,因而亦即自由。
一旦发生主体性突破客体性,自由突破必然性,个体人格突破普遍的王国,也就发生解救的过程。
物质显示依赖性和外在的决定性,所以它是客体。物质如果是主体,便不再是物质,而是内在的生存。不断增长着的物质性强化人的奴役地位。奴役即物化。物质自身除给予人以沉重的客体性,便空空然矣。物质性即客体化,即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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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化。解救是返回内在的生存,返回主体性,返回个体人格,返回自由,返回精神。解救——精神的创造,奴役——物质性。甚至也可以说,奴役人的最酷烈的形式莫过于物质性和物质的必然性,因为这一形式总轻捷地攻占一切。
在大多数情况下,人受自然奴役的形式都非常精致,并藏而不露。那种被我称为宇宙的诱惑,它甚至还可能携带精神创造的因子,从而远离物质的决定论。自然的奴役和宇宙的诱惑也许是精神的现象。
人对自己受自然奴役的种种基本形式,习焉不察。自然的必然性的暴力强加于人,并外在于人。这种奴役被冠为自然的“规律”
,通过人的科学认识得以具体化。人同自然的必然性的暴力抗争,是经由对自然的必然性的认识。也仅在这层意义上,自由才是必然性的结果。人施给自然的技术权力关联于此。在这种技术权力中,当人部分地脱出自然的自发力的奴役时,却又轻易地陷入另一张网络,即受自身造出来的技术的奴役。技术和机器烙印着宇宙进化论的印记,它们是一种新自然,人被置于它们的权力统治之下。在这个过程中,精神经由自身的挣扎,揭示对自然的科学认识,创立技术。可是,当精神自身陷入外化和客体化的奴役时,精神自身便丧失独立性,便发生外化和客体化。这正是精神的辩证法和生存的辩证法。
宇宙诱惑人和奴役人的形式愈精致,人愈易接纳它,愈易狂热地为它献身。人与自然的根基——决定论和规律性争战,但对宇宙却全然持另一番态度,竟臆想出宇宙和谐、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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宙秩序、宇宙整体统一来,甚至还以为其中映照着神的光辉,是神的和谐和神的秩序,世界的理想基石就在这里。
宇宙诱惑人和奴役人的形式极多:或美感—性的(如罗扎诺夫①、劳伦斯)
,或民族—大众的(如民粹派的神秘主义)
,或“地动仪式”的土地诱惑、血缘诱惑、种族诱惑、故乡生活的诱惑……,甚至连酒神主义也是它的形式之一。究其原因,这在于人渴念投入宇宙之母和大地之母的怀抱,渴念同它们融为一体,渴念自己勃生出混沌的原始自然力,渴念走出痛苦,渴念突破个体生存的有限性,渴念从统治个体生存的集体的、社会的、民族的樊篱下解放出来,以成为一项真实的个体生存。这意味着意识的外化。人在文明给定的条件下生存,难免不受限于规范和理则,由此更增添着人对返回本真的原始生活、返回和谐的宇宙生命的渴念。人期待在那里同它们交流,融为一体,从而感悟其中的神秘、痴狂以及迁升的欣喜。
浪漫主义者总需求返回自然,需求脱出理性的、文明规范的桎梏。浪漫主义者的“自然”不指涉自然科学所认识的和技术所发挥作用的那个自然,也不指涉显示必然性和规律性的那个自然。单看卢梭与列夫。托尔斯泰谈及的自然,便各有所指。
神性的自然是神的恩赐,它治疗文明人的疾苦,反拨文明的混乱,每个时代的人难免不周期性地被它俘获。无疑,这种返回自然的潮动透显着永在的意义,令人心向往之。
①罗扎诺夫(1856—1919)
:俄国作家、政论家、哲学家,信奉宗教的存在主义观点。 ——译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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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幸也正在此,即人看自然和宇宙的基本眼光停留在了意识的幻象上。于是人想攻克客体化,却返回到了一个外化的异化的自然中去,实际上,人也更加远离了真实的生存。
换言之,人找寻脱出自然的必然性的解救之路,却朝向宇宙的自由,以为自由的生活和自由的呼吸便是同宇宙生命融为一体。其实,当人与自然的必然性争战时,人创造的文明已败坏了空气,文明的规范不给人以任何发展的自由。
当然,人热切地渴念同宇宙的内在生命交会,这不失为一条真理。只是这里的“宇宙”应指涉生存意义上的宇宙,不应指涉客体化的宇宙或者决定化的自然。
宇宙的诱惑还表现在人企盼同世界灵魂融为一体。
通常,浪漫主义相信世界灵魂的生存,这大多以柏拉图主义的哲学为基石。
世界灵魂的生存同宇宙和谐和世界秩序的生存一样,都是客体化的意识幻象,都奴役人。
不存有宇宙的分等级的统一。
自然仅是一个无序的部分,因此人不能苛求和抱怨它,不能执意把它整塑成自然的整体。
整体存于精神,不存于自然。
可以体认的整体仅仅是上帝,不是世界灵魂和宇宙和谐。诸如这一类东西的观念不具有任何生存的意义。即便有关自然的科学,也无力扮演世界整体和宇宙统一的角色,它仅能认识自然的部分性。宇宙的乐观主义可以休矣。现代物理学异军突起,已否弃古典意义上的宇宙,也否弃了传统的决定论的唯物主义。世界仅仅是作为部分的世界,而不是作为整体的统一的世界。从此意义看,现代物理学无愧为革命的前卫。只能在没有异化自身和没有客体化的精神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