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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在此设河中府河东郡护国军节度。金末，元军进攻中原，大军压境下，金主完颜迁都蒲州死守。蒙古骑兵攻占了山西的平阳、绛州和陕西渭南后，多次攻打蒲州，展开惨烈的反复争夺。1231年，元太宗亲自率军来攻，金守将因兵力不足，退守城内子城，而元人则建起200尺高的松楼，并挖地道百条，全力进攻。无限辉煌的鹳雀楼就在此时毁于战火。明代，蒲州城重建，但规模小得多，周围约8里。但城内已经恢复了往日的繁华，“有7庙、2府、2署、2治、2楼”，有文庙、玄武庙等等著名的建筑。
古代，位于河东要津蒲州的文化和商业一样昌盛繁荣，千年不绝。捡一两残碑断片就可资证明。
名重天下的《张黑女墓志》是我临写过多遍的魏碑。此碑为北魏普泰元年（531年）刻，原石已不知所在，传世仅一原拓孤本。从志文看，出土地点就在蒲坂。北朝的刻石书法，以奇肆雄强、古拙质朴的风格为主调，《张黑女墓志》却是难得的清丽秀美，艺术上熔灵秀与古朴为一体。清道光年间，著名书法家何绍基得《张黑女墓志》于山东济南，爱不释手。清末著名收藏家和书家为这一拓本一跋再跋，推崇备至。此外，蒲州还出土过唐代大书法李邕的《李元靖碑》。这些都是书法史上的名篇。
蒲州城西紧临黄河，与陕西的朝邑古城隔黄河相望。
黄河出禹门口后，河床展宽。水流经常摆动。“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即指这里。隔河的朝邑，也有1400多年的历史，历史上曾名河西县，也有众多的文物古迹，如隋长喜宫遗址、唐代金龙高塔等等。
国际排洪委员会荣誉主席舒尔茨（B art Schuitz）说，“洪水管理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浇水管理的理念，要依据与洪水和谐相处的原则，采取综合的洪水管理措施，包括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要恢复河道，给洪水让路，增加河道蓄洪能力。”（《中国水利》总第543期）——与洪水和谐相处，经历千载，先人们对黄河性格的认识，对黄河水文的了解，可以说远胜于今人。河床保持一定的宽度，两岸又有大片的沼泽湿地调节洪水流量，无须高坝堤防，蒲州与朝邑两城即可安然无恙。
1942年初，两个日本专家战乱中到达蒲州时，黄河主河道东移，蒲州的古城墙基本完整，只是西北角受到黄河浊流冲刷，城墙失修，已经坍塌。城内部分地面积水，西城有一些沼泽，但城内还住着数千居民。
上个世纪50年代，黄河又改道河西岸。蒲州城不再受河水侵蚀，开始复苏、兴盛。
1959年，因修建三门峡水库，一声令下，政府机关及百姓全部迁出蒲州城。当时亦动用了民兵，强行搬迁移民，进行毁城——即所谓的清库，不在水库淹没区留下建筑物。离开世代居住万劫不复的家园，多少百姓流下了辛酸泪。此后，蒲州与隔河朝邑古城彻底废弃。像沿用千年的蒲州名弃之不用一样，与古城永诀的永济县城，是迁至蒲州以东大约15公里处新建的。
“古往今来，蒲州孕育了众多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史学家和科学家。5000年里，这里一直涵养着华夏文化的血脉之根，演绎着不朽的历史故事……”当我在蒲州残缺古城墙下徘徊的时候，突然想起了这一段文字。我真的难以相信，柳宗元、王维、王之涣、聂夷中、卢伦、司空图、柳中庸、吕温等等都是从这长满衰草的城门下走出来的。
大唐之盛今已远矣，而明清繁华，人烟稠密，甲宅连云，楼台崔巍，货列队分，百贾骈臻的景象亦荡然无存！
繁华了千年的蒲州已无处追寻，更真实更丰满的古城已无从抵达。
走进空空荡荡的荒城，只有百米的一截小街，如同一个小村。
在原十字街中心，还残存一个高台，我想，这应该是鼓楼遗址。而史书中记载的明清时期城南，是别墅幽营，贵家池馆，绮带霞映。如今是一片青葱麦田，当日繁华已了无痕迹。唐朝书生元稹的才华最高，如果今天再游蒲州，落脚在车马店中，面对断墙残壁，天边冷月，我想是断然写不出温柔绮丽的《会真记》来了。
在晋南沿黄河奔波调查时，经常有人提起，修建三门峡水库时，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过问下，原位于三门峡库区的永乐宫及其珍贵的元代壁画，如何被整体搬迁到芮城。这只是幸运的孤例。不过是在大厦或者城市的毁灭中，抢救出了一件“家具”而已。家具不能代表一个失落家园的全部价值。
时光也许真能抹去一切——一滴水能照见太阳的光辉，但水中的闪烁毕竟不是太阳的全貌。
与潼关、陕州、蒲州遭遇的灭顶之灾相同，朝邑也是被错误的虚高水位线“淹没”的！
在今天看来，三门峡，古潼关，以及陕州古城等等，如果得以保存，其带来的旅游产业发展等，所创造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实在难以估量。
四、在水利学名词的背后
在三门峡水库长达半个世纪的争论中，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个词就是“潼关高程”——这真的是纠缠不清的学术关键？
潼关高程是一个水利学上的名词，即黄河流量为每秒1000立方米时，相对应的水位高度。现在，三门峡水库修建后，潼关高程抬高，这是个不争的现实。潼关高程这几十年来大抵从323米上升到了328米。变化幅度也就是四五米。
三门峡管理局方面认为，高程的变化主要是上游来水量的减少，与水库蓄水无关。陕西方面认为，“应停止三门峡水库蓄水发电，消除渭河下游水灾隐患。”
当争论不清的时候，严肃的科学探讨，常常需要回到原点。
任何一项重大工程的决策，往往都可以追溯到久远。中间反反复复，曲曲折折，难以尽述。但在关键处、转折处，又常显仓促、紧迫与窘迫。这时，各种因素突然的集合，其中某一因素起了主导作用，天平猛地倾斜了，便急转直下，如同飞机进入了跑道，开始了滑翔加速，势如离弦之箭，想要阻止和停下，已经不可能了。
真正需要回顾、研究和分析的，是人们习以为常的决策的流程，是科学还是不科学。
我们先看一看“三门峡工程”上马的决策流程，这些镜头是不该被忘记的：
1952年10月，毛泽东主席视察黄河，他坐在邙山上，手指夹着根香烟的照片十分经典。主席说的每一句话都被纪录下来，作为指示。他说“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但没有具体到三门峡建不建坝。
1954年1月，苏联专家在中国专家的陪同下实地考察了从山东到兰州境内的黄河。4月，水利部黄河规划委员会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完成了《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国家计委与建委联名呈报毛泽东等41位党中央领导人。
5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基本通过这一方案。
7月中旬，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
7月18日，邓子恢副总理代表国务院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上作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报告》。按照规划，黄河洪水灾害完全可以避免。一座三门峡水库就可以把设想中的黄河最大洪水流量由37000秒立方减至8000秒立方。而8000秒立方的流量是可以经过山东境内狭窄的河道安然入海的……而且，由于黄河泥沙已经被三门峡水库和三门峡以上一系列干流和支流的水库所拦截，下游的河水将变清，河身将被清水不断刷深，河槽将更加稳固。
当时大会的情景今天我们也可以想见，光是“根治黄河水害”就是空前的壮举，激动人心，何况邓子恢当时还豪情满怀地说：“这不能不叫人想起早在周朝就有说过的一句话，‘俟水之清，人寿几何‘。但是现在我们不需要几百年，只需要几十年，就可以看到水土保持工作在整个黄土区域生效，并且只有六年，在三门峡水库完成之后，就可以看到黄河下游的河水基本变清。我们在座的各位代表和全国人民，不要多久就可以在黄河下游看到几千年来人民梦想的这一天——看到黄河清！”会场上，一定爆发出长时间的热烈的掌声。
同年7月30日，这份规划报告变成了《决议》，由全国人大通过。苏联电力部派出的列宁格勒设计分院副总工程师柯洛略夫被任命为三门峡水利枢纽设计总工程师。——完美无缺的决策流程，自上而下，都是在很短的时间里走完。
1957年初，人大的决议通过了，三门峡水利枢纽才召开初步设计审查会。就在这次会上，水利专家、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和水电总局技术员温善章提出了不同意见，而黄万里是完全反对。《中国水利》杂志1957年第一期在“综合意见”中，摘要发表了黄万里教授的部分讲话。黄万里是革命元勋黄炎培之字，早年留学国外，精通水利，有忧世之心。他认为，在三门峡建起一座高坝，水流在库区变缓，黄河在潼关一段本来就是淤积段，水库蓄水拦沙，势必加得此段黄河的淤积，渭河的河床也会急速淤积，渭河入黄河的堑口也会抬高，这将直接威胁到八百里秦川和西安的安全，下游的洪水之灾将移到中游。他说，指望黄河清是违背客观规律的。黄河在中游，黄土高原受雨水侵蚀，黄河及各支流对黄土层的切割是一个自然过程，即使黄河两岸没有人为的植被破坏，黄河也是含沙量很大的河流，下游河道的淤积改道也是必然的。黄万里沉痛地说：“出库的清水将产手可怖的急速冲刷，防止它要费很大的力量。6000秒立刻的清水可能比短期的10000秒立刻的浑水难以防治。就是一年四季只有600秒立刻的清水，也是不易应付的。”在当时“圣人出，黄河清”的赞美与颂扬中，他的坚持实事求是就变得不合时宜，且十分刺耳。
此外，淹没关中沃野的陕西省反映也十分强烈。陕西省代表指出，用迁移70万－80万人口的代价，换来一个寿命只有50－70年寿命的拦沙库，群众很难接受。
一切无济于事。同年4月13日，三门峡工程正式开工，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大家来支持三门峡啊》——这个口号很鼓舞人心，用今天的话来说，也有些煽情。
1961年4月，大坝主体工程竣工。
还是回到高程上来。图片1－07
水利部黄河规划委员会呈送毛泽东等领导的《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本身就是一个高坝方案。中国是一个崇尚“高”的民族。从提高认识、提高觉悟，到居高临下等等。高总比低好，特别是“高度”被泛政治化的时候。单一的线性的思维，使人容易忽略低层的权利与科学基础的真实。
三门峡大坝是按照360米的高坝设计建筑的大库容——潼关、蒲州、朝邑、陕州这些古城将沉没到水库底。水来了、水来了，黄河水将进入关中平原，大片平原将沦为泽国。
在许多科技人文知识或缺的专家，都以“又红又专”的身份出现的时候，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先生孤独地走在黄河岸边，他感慨：
“人间浅识一何多，斩断流沙三门阖！”
黄万里先生是讨论会上唯一反对修三门峡水库的专家。因为此时《决议》已经形成，不再是上不上的问题了。在无力“回天”的情况下，他向“黄委会”提出的《对三门峡水库现行规划方案的意见》，矛头直指360—370米的高坝。他提出了“经济坝高与库容”的概念